借奥运“成名”：奥运会引发起名热潮(图)

　　8月8日12时59分，北京妇产专科医院第13个顺产个奥运宝宝”——妮妮，在父母的期盼中顺利诞生。据悉，单是该院从8日凌晨至14时已有36名宝宝诞生，院方预计当日将有50余名“奥运宝宝”出生，掀起该院生育小高峰。中新社发杜燕 摄

　　与中国以前的重大事件一样，奥运会也引发了一股与此相关的起名热潮

　　本刊记者/韩永

　　江西抚州市的一对夫妻，本来已将孩子的预产期算好在奥运会开幕当天，孩子却按捺不住，提前10多天从娘胎里跑出来，而且竟然是三胞胎，夫妻俩的奥运情结于是从出生日期转移到名字上，分别给孩子起名为陈子奥、陈子运和陈子慧(与“会”谐音)。

　　黑龙江黑河的丁永强老人是个体育迷，在孙子出生前已为起名费了一番脑筋。刚开始听说是个双胞胎，定为“奥”“运”，生下来竟然是个三胞胎，于是在“奥运”前加个“迎”，串起来就是“迎奥运”。

　　一份截止到今年6月份的统计资料显示：全国取名“奥运”的人共有4104人，其中3796人为男性，308人为女性。

　　从各省的分布看，安徽省户籍人口中名为“奥运”的有2123人，占总人数的51.73%。

　　从出生年份的分布来看，奥运的两个申办年份1992年和2001年是“奥运”名字出产的高峰期，前一个年份有680人，后一个年份有553人。一位业内人士分析，如果到明年再统计这个数据，2008年的“奥运”名字数量将会毫无意外地一枝独秀。

　　与奥运相关的一些词汇也迅速成为热门。在广为人知的奥运会广告语“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中，“文明”受到起名者青睐的程度超过了“奥运”。从公安部全国公民身份证号码查询服务中心得到的数据显示：全国共有290798人名为“文明”，其中274624人为男性，16174人为女性。另有16312人名为“新风”，其中13078人为女性，3234人为男性。

　　全国叫“贝贝”“晶晶”“欢欢”“迎迎”和“妮妮”的一共有4449人。其中“晶晶”最受欢迎，全国共有1240人，最少的是“迎迎”，但也有624人。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人取名字讲究与时代同步，从一代人的名字，有时就能看出一个时代的特点。

　　与以前相比，现在人起名越来越远离政治意味，但与大事件接轨的逻辑依然在延续。其中的变与不变，在体现起名的主动权越来越由老百姓自己掌握的同时，也反映出越来越多的人希望通过这一方式改变自身不良处境的真实心态。

　　以上起名“奥运会”的多胞胎家庭，多数比较贫困，而改变这种处境的努力又在很多情况下受制于受教育水平太低等现实，在困境中长期挣扎的他们，有时就将改变现实的希望，通过起名的方式，传递给下一代。

　　有专家认为，这种将代际压力相传的做法，并不一定是个促进的因素，因为它可能会因上一代的急燥情绪，而忽略了为孩子营造一个适合其成长的家庭环境。

　　6

　　 北京：奥运时期的城市生活

　　因为奥运会——从7月20日到9月20日，两个月里，北京，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文化城市的日常生活变得有些特别。

　　特别之处在哪里？变化究竟有多大？或者，这些细微的变化里蕴含了一些什么样的转机？

　　这是我们最为关心的问题。

　　本刊记者/黄卫 蔡如鹏 王维博

　　文/王婧 刘洋硕 张蔚然 刘雪姣

　　天安门广场上的奥运倒计时牌翻到了最后一页。

　　这是8月8日，朱林(化名)的MSN签名每天都随着奥运而倒数，这天是：距奥运闭幕还有17天。

　　上午，刘明和朋友一起，来到“鸟巢”为奥运助威。他的头上和脸上密布奥运图案刺青，像抹了野战油彩一样辨不清本来面目。因他的到来，人群的激情一瞬间轰然点燃，他被层层包裹在中心。

　　这时，林冰一家正开车行驶在京承高速公路上，前往密云避暑。出城方向一路畅通，平静安宁，与奥运的热闹渐行渐远。

　　因为奥运,北京，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文化城市的日常生活正变得有些特别。

　　司机统一工装

　　“从仪容仪表上给中外乘客留下好印象，这是首都的士司机应该具备的素质”

　　红灯亮了。

　　贾明亮(化名)整理了一下领带，把车停下。

　　旁边停着一辆标着“首汽”字样的蓝黄色出租汽车，司机和他一样打扮——黄上衣，蓝黄领带，藏蓝裤子。

　　“衣服必须穿，扣子只能留一个(不扣)，不然查到要罚钱。”贾明亮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他是渔阳联合出租公司的司机。

　　这套衣服是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染织服装艺术设计系副教授肖文陵带领的一个团队设计的。

　　按中国“五行”，京城的颜色是黄色，琉璃黄，这是北京的传统文化的标志色,肖文陵说，“此外,衣服的黄色与北京出租汽车上统一的琉璃黄相映照，有整体和谐的效果。”

　　据了解，在设计服装的时候，前后一共开了三次协调会。肖文陵设计方案的第一稿就“基本得到了各方面专家的肯定”，经过与出租公司和司机代表的讨论，这套统一的工装最终定型。

　　作为最初的五名司机代表之一、行业标兵、参加过央视“幸运52”栏目比赛的出租司机王建生，参与了统一服装的前两轮讨论。

　　“最让我满意的是这裤子在裤腿的弯曲部分打了几个褶。对于我们出租司机来讲比较舒服。”王建生说，“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舒适对于出租司机的着装来讲至关重要。包括袖笼的设计、裤子口袋和细节的设计，这套工装在设计之初就做过一系列的研究。”

　　肖文陵说，为了使出租司机在坐姿状态下方便从口袋里掏东西，在设计之初，就在大腿两侧加了两个口袋；为了让长时间处于坐姿的司机师傅不觉得“勒”，裤腰两侧特意加了一对松紧带；上衣口袋的位置也作了认真考量，“充分照顾了司机的职业特点”。

　　但贾师傅对领带有点不理解。“管得太严了，不能想穿就穿，想不穿就不穿。”贾明亮说，“小时候连红领巾我都不愿意戴呢，现在四五十岁了还让我打领带。”

　　对于司机们抱怨颇多的领带，王鹏飞称，运管局对是否必须系领带没有明确要求，但各公司均有自己的规范。“领带可以不系，但扣子必须系到第二个。不符合着装要求，不能出公司大院。”

　　也有一些司机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好的形象不是这样刻意展示的，只要干净得体，为什么不能让每个司机穿得多彩而有个性一些呢？”一位司机说。

　　“从仪容仪表上给中外乘客留下好印象，这是首都的士司机应该具备的素质。”渔阳联合出租公司副总裁王鹏飞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几年前，为了强化品牌形象，几家大的出租公司曾分别订做过工作服，以蓝色为基调。但由于各自为营，北京市运输管理局并没有强行制定统一的标准。

　　“这一次统一服装的规格提升了”，王鹏飞说这是运管局的要求。自8月1日始，北京所有出租车驾驶员全部着装上岗。

　　不给北京添堵

　　“我们爱北京！但是，奥运会，把北京让给你们！”

　　朱林是一家网站的体育频道主编，奥运累得他多日无休。他开玩笑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现在最希望上班路上被汽车撞断腿。这样可以享受工伤待遇，又可以在家边休息边看奥运。

　　像朱林为奥运“所累”的不在少数。另一方面，时下北京一些小圈子内流行的是轻松“避运”游——北京人选择出游,将更多的空间和方便留给外来游客。

　　8月8日开幕式那天北京全城放假——奥运周末成了一个临时增加的“小黄金周”。

　　徐静蕾算是最有名的“避运”者。香港明星成龙7月初做客人民网，表示他的朋友都在以各自的方式支持奥运，比如徐静蕾，为了不给北京的交通添堵，将前往美国学习英语。不久老徐果然在博客中透露，她“已经人在米国”。

　　国际著名市场研究机构益普索发布了一项奥运会对中国公民日常生活影响的调查。结果显示，奥运会期间，北京等城市近1/2在职员工计划休假，1/3的被访者计划去外地旅游。

　　林冰是中关村一家培训公司的职员，老公是高校教师，夫妻两人住在老公所在的校园里。小区有6栋楼，本来是没有门的，最近两头各加装了一道铁门，封闭起来，进出查车证。一次下班，林冰注意到戴红袖章的“治安志愿者”大妈也增加到5个。随着北京的治安和交通压力增大，林冰主动选择了带领全家出门。

　　林冰听说有人从河北回来遇上交通管制，一段20分钟的路走了几个小时，出行前就特意去超市采购大批食物，往本田车的后备箱塞了12瓶水、6袋方便面，面包饼干若干。

　　和林冰一样，“兰斯洛”也在策划同样活动。他是北京一家电视台的编导，也是铁杆“驴友”。“兰斯洛”的网名来自于他打“圆桌骑士”游戏最喜欢选的角色。

　　“兰斯洛”在豆瓣网上发起“为奥运让路”活动，准备开幕的那个周末去怀柔九谷口长城烧烤、露营，7日晚上出发，三五天后回来。

　　没想到应者云集，还有不少公务员和外企白领加入。他警告他们，露营是看不到电视的。但大家都说没关系，有说自己的手机可以看，有说回来看重播。

　　这样的活动，在豆瓣网上还有好几拨：“系列一：奔向大海”，12人参加；“系列二：奔向草原”，58人参加??其中有个帖子写道：“我们爱北京！但是，奥运会，把北京让给你们！”

　　8月8日晚，林冰从北京郊区的密云度假村给《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发来“最新报告”：快开幕时，大家从各个房间跑出来，拖家带口，自备零食啤酒，到宾馆多功能厅看大屏幕直播。

　　没人组织，升国旗时，将近一百多人全体起立，合唱国歌，场面热烈。

　　虽然，直播中间跳闸几次。

　　地铁上的奥运

　　这起拥挤事件发生在奥运会开幕之前，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而成了一件幸运的事

　　8月4日，星期一，地铁5号线天通苑北站。这是北京加大地铁安检力度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夹在人群中的沈崇名(化名)排队快半个小时了，还是没有等到进站。

　　后面的队伍越拉越长，上千乘客排队等待安检，队伍从检票厅延伸到了室外广场上。一位排在后边的中年妇女说，好像“十一”在天安门看升国旗一样。

　　挪到距地铁口还有七八米时，沈崇名看见一个拎包的妇女走上前，激动地对维持秩序的警察说，“这样安检不行，发生踩踏事故怎么办？”

　　“警察一面试图劝阻那名妇女，一面用对讲机不停地对话，估计是在向上面汇报。”沈崇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没等警察汇报完，人群中有人喊“那边可以进”，沈崇名扭头一看，有人从正门越过警戒线进去了，后面的人也跟着向里拥。拥挤中，沈崇名的鞋被踩坏了。

　　地铁5号线是连接天通苑小区与中心城区惟一的轨道交通。位于北京东北部的天通苑小区有居民10万人以上，地铁是他们的主要出行方式。

　　人流涌进大厅，刷公交卡的人太多，“读卡机都没反应了，”另一位在场的目击者回忆说。

　　事后，天通苑北站的一位工作人员解释说，人群大量滞留的原因是由于缺少X光机，而其他安检方式耗时，过于漫长。

　　这起拥挤事件发生在奥运会开幕之前，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而成了一件幸运的事——它提醒北京充分衡量这一人口密集区的巨大人流。不久，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即从“有关单位”又租赁了50多台X光机，添放在一些容易滞留乘客的安检口，类似的场面因此消失。

　　当事人沈崇名觉得还是可以理解。“加大安检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家门口举办奥运毕竟是百年一遇的事儿。”

　　北京对乘坐轨道交通的乘客所携带的物品实施安全检查，是从6月29日正式开始的。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宣传部部长贾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为了奥运期间地铁的安检，他们已经准备了几年，“目前北京市的轨道交通已经初步建立起一整套安保防护体系”。

　　这套体系包括地铁视频监视系统、3170名专门招募的安检人员和近千台先进的X光机等。这也让北京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对地铁实行全面安检的城市。

　　视频监视系统主要安置在地铁的公共场所，包括站厅、站台、通道、隧洞和车厢。贾鹏介绍，与公安系统网络相连的视频监视系统，在这些区域“可以做到无缝隙覆盖”。

　　2

　　 菜单翻译：挑错挑到条件反射

　　麻婆豆腐被译为“麻子脸妇女做的豆腐”

　　童子鸡被译为“Chicken without Sexual Life”(还没有性生活的鸡)、“红烧狮子头”变成“RedBurnedLion Head”(烧红了的狮子头)、夫妻肺片被译为“Husband and wife"sSlungSlice”(丈夫和妻子的肺切片)，素鸭被译为“VegetarianDuck”(素食主义的鸭子)，麻婆豆腐被译为“BeancurdMade by a PockmarkedWoman”(麻子脸妇女做的豆腐)。

　　这是外国人比较耳熟能详的“有点意思”的中国菜名。

　　奥运会来临，这样的菜名越来越少，包括119家奥运官方接待饭店在内的星级饭店和餐厅的菜单正变得越来越规范。

　　为了避免这些民间不规范的菜名在奥运期间闹出笑话，北京市外事办公室、北京市旅游局从2007年3月起就开展中文菜单英文译法的规范工作，对北京餐饮业的中英文菜单进行核查。

　　北京市外办、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组织专家审核、分类后统一编写成《中文菜单英文译法》一书。

　　编成的讨论稿包含2753种菜品、酒水的“标准”英文翻译，其中的英文菜名译法主要来自各大饭店、酒店提供的菜单，再经过专家和专业机构论证以后形成。

　　12月正式挂上“首都之窗”“北京市民讲外语官网”，公示10天，邀请市民提建议，还参考了后海、CBD、望京等外国人工作、生活、休闲比较密集的地区的餐馆的常见菜名译法。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注意到，菜单中不仅包括“Poached Egg”(荷包蛋)这样的家常菜，也不乏“BraisedBird"sNest withDeerAntler”(红烧鹿茸血燕)等“高档菜”。共涉及中西餐、小吃、饮品等多个品类、其中仅主食小吃一类就搜集到400多个品种的译法，具有中国特色的豆腐类菜式也有近40种。

　　和之前的首稿相比，原先的91个种类的中国酒现在细分成黄酒、白酒、啤酒、葡萄酒，此外统一译法在数量上也扩充到103个品种。在奥运会前发放给包括所有119家奥运官方定点接待饭店在内的北京所有星级饭店和餐厅。

　　北京市旅游局副局长熊玉梅强调，这份小册子是向社会提供的译法推荐，并不具有强制性。

　　“菜名的翻译非常复杂，再加上文化的差异，就更是难上加难。我们必须以长短适中的英文向外国友人传达出基本意思。”主持讨论稿制订工作的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冯冬明说。

　　翻译委员会由20名志愿者组成，其中有英语教授、餐饮行业经理以及多数来自美国的“外国专家”。

　　在《中文菜单英文译法》一书中，主要采用6种不同的菜名翻译方法。

　　第一种是拼音译法。书中的菜名在翻译手法上有变化，比如“宫保鸡丁”的常见翻译是：“Sautéed Diced ChickenwithPeanuts and Chili”，现在则采取直接音译的模式:“Kung PaoChicken”。再比如“二锅头”被直接译为“ErGuo Tou”。而饺子、包子、馒头等中国特色食物也采用音译法。

　　第二种是“味觉译法”。例如“糖醋鸡块”——“Braised Chicken in Sweet andSourSauce”这样的“味觉翻译法”。

　　第三种是针对中国菜中以主料开头的菜名。比如“白灵菇扣鸭掌”就直接采用蘑菇和鸭脚，中间以连词连接，而像“冰梅凉瓜”则把该菜中的主要配料苦瓜和杨梅汁直接翻译。

　　第四种是针对一些中国菜名以烹制方法开头，而这些烹制方法在国外并不存在，比如炖、熘、烩、水煮等。翻译这类菜名主要采用烹制方法的相应动词，再加上菜肴采用的主料来表示。比如“地瓜烧肉”便用“(被)烂熟的地瓜和肉丁”(StewedDicedPork and Sweet Potatoes)来表示。

　　第五种是以口感开头的菜名，这一类的菜则以介绍菜肴形状或口感以及主配料为原则，并进行合理想象。比如“脆皮鸡”翻译为“脆鸡肉”(CrispyChicken)。

　　第六种是以人名或地名命名的菜肴，这类直接以菜肴的创始人或发源地的拼音加主料来表示。比如麻婆豆腐便直接以“麻婆”和“豆腐”的汉语拼音组合成英文菜名MaPoTo fu，“广东点心”则采用广东地名加英文单词点心来表示。

　　采用如此细分的翻译原则，冯冬明也有着美好的设想，“餐饮店不会被强制要求按这套新的英文菜名制作菜单，但是，如果这些英文名被比较高级的酒店餐馆采用，它们可能会流向全市小型、非星级甚至还没有营业执照的餐馆——这样的餐馆估计全北京有10000～40000家，随后还会扩散至全国。”

　　同时，为避免这样的跨文化沟通仅仅停留在菜名的层面上，该学院还准备实施一个项目，培训酒店服务生用尽量标准英语向用餐的客人介绍菜品及点菜。

　　“现在已经形成了条件反射，看到菜单就要挑错，看到公共场所的标识就要先看英文表达对不对。虽然奥运会已经来了，但错误依然到处都是。”现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的老师李今朝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2008年6月，她利用业余时间与两位志愿者创办SignsinChina网站，通过论坛来进行公共场所、餐厅饭店的中英翻译交流、纠错活动。

　　网站迄今为止已经有了不错的流量，其用户来源非常“全球化”，会员遍布五大洲。

　　这家只有三个人在运营的非营利网站，最初的创办想法来自一位美国朋友毫不客气的指责。

　　“5月份，我在美国时的一个同事写信给我，说到中国看到很多商标，餐馆广告、菜单上的英文翻译很莫名其妙。他说，菜单翻译简直要成为中国人新的耻辱。你在国外呆了那么多年，为何不做做这方面的工作？”

　　因了美国朋友的激将，李今朝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建立的网站就初具规模，经过中央电视台等知名媒体的报道，开始利用网友的力量解决现实中的翻译错误。

　　“我们先发动网友把拍到的错误标识发到网站上，然后请资深专家共同商讨正确的翻译，再反馈给标识错误的商家与公司。翻译错误不难找，大致分三类，一类是拼写错误，这不一定是做图的人的错，很多情况下是装修的工人不懂英文，把字母的顺序搞错。第二类是机器翻译错误，这类错比较普遍。第三类是由于文化差异所带来的误读。前两项工作都较为容易，请商家与公司纠正错误的工作是最艰难的。”

　　居然有餐馆婉拒她送上门的纠错服务。“一次我路过北外旁边的一家咖啡馆，发现它门外的标识、还有菜单都有一些错误，就找咖啡馆老板反映，“cafe＆beer(咖啡馆和啤酒)”“Coffee＆bar(咖啡和酒吧)”的英文，“完全搞反了，应该是Coffee＆beer，cafe＆bar。北外这里一砖头掉下来，砸到的都是学英文的，你这牌子得换。”想不到老板理直气壮：“我认识那么多北外的教授和学生，都没人提过。再说了我这可是花两万块钱做的广告牌，改起来多难呀。要改也得奥运会以后，现在不让动土。”

　　“我们的事情还得继续做”，李今朝不无遗憾地说，虽然奥运会已经来了，但错误依然到处都是。

　　北京“禁狗令”

　　“不提供狗肉的服务，是因为狗是人类的朋友”

　　“现在生意冷清多了。”大诚酒家狗肉神餐馆的一位服务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这家餐馆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金沟河地区，离五棵松奥运篮球馆仅3公里。作为专营狗肉的知名餐馆，该店在奥运会期间并不“禁狗肉”，因为它并不是奥运会的签约饭店。

　　“8月8日当天还有外国人来我们店里吃狗肉，他们汉语娴熟，点了狗肉火锅。并不是所有外国人都反对吃狗肉。”对于北京市奥运期间的“禁狗”之举，店员们有些不理解。

　　8月9日下午2点钟，店里只有2桌客人，比平日冷清很多。

　　与大诚酒家狗肉神不同，大部分位于场馆附近、市中心、涉外区域的餐馆开始禁售狗肉，时间从7月20日至9月22日。长达两个月的“禁狗”期，让部分餐馆难以忍耐，有些狗肉餐厅选择奥运会前一周才开始执行此禁令，以减低经济损失。

　　“禁狗令”是北京市食品安全监督协调办公室6月份发出的，奥运期间所有112家奥运签约饭店，奥运食品安全保障的重点一类控制区域和部分二类区域的重点餐饮企业，包括涉奥场所、涉外区域、机场、车站、天安门广场、重要国家机关及周边，以及重点大街、主要商业繁华场所、重点旅游景区，也将在奥运期间暂停狗肉菜品的销售。

　　与此同时，饮食行业协会也向会员单位发出倡议，在奥运期间暂停经营狗肉菜品，其中经营韩式烧烤、云贵菜系的餐厅是其中的重点。发现违反者可向卫生和各区县食品安全办举报。

　　除了旅游局的正式表态，各区县也积极动员起来。在7月25日海淀区召开的“奥运保障商业服务业誓师大会”上，海淀区商务局副局长蔡天明表示，奥运会期间，海淀大型商场、超市不能开展购物返券等促销活动。

　　针对“禁狗令”，北京市旅游局新闻发言人、北京市旅游局副局长熊玉梅说，“关于不提供狗肉的服务，这也是应有关方面的请求，因为狗是人类的朋友。如果有游客需要这方面的服务，我们会进行劝阻。”她没有解释“有关方面”是指哪方面。

　　首都爱护动物协会会长秦肖娜分析认为，“有关方面”大概是指国际国内动物保护组织的要求与国际舆论的压力。市食品办宣传处有关负责人也表示，此前，韩国在2002年举办世界杯足球赛时，曾因为吃狗肉而遭西方保护动物人士抗议和抵制。

　　早在2004年2月，时任北京市政协委员、民建北京市委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的强磊，就曾建议北京奥运会之前封杀狗肉馆。他认为，中国政府承诺，要将这届奥运会办成绿色奥运、人文奥运，要想实现这个标准，动物保护问题不能回避。但这一提案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反响。

　　对于强磊的提案，时任北京奥组委副主席的王伟表示，吃什么不吃什么，和各地的风俗有关，比如，韩国人就很爱吃狗肉。有很多国家的人很爱狗，所以他们根本就不吃狗肉。但我们不能千篇一律把别国风俗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时隔四年，政府做出折中的选择：虽然没有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人们不得吃狗肉，但在奥运期间在重点区域开始“禁狗肉”。

　　事实上从1998年到2007年，首都爱护动物协会至少向北京市政府递交了五次“不食狗肉、关闭狗肉馆”的倡议，但都没有得到回复。作为会长的秦肖娜，对这个结果多少有些失望。

　　今年7月，他们又向北京市奥组委发出《关闭狗肉馆》的建议，建议中提到，北京的饮食习惯中不文明的陋习及对待动物的态度已经影响到“绿色奥运”的形象，乃至中国的形象。人类对生命的共同价值观越来越趋于认同，活吃、虐吃动物，以及吃猫狗等伴侣动物的陋习，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所不能接受。

　　到了7月，突然发现北京市开始实施“禁狗令”，事先毫不知情的秦肖娜非常高兴，“很支持这个决定，说明最起码从理论上，政府部门已经认识到吃狗肉有损国家形象。”

　　“我把它看成一种姿态。毕竟西方媒体广泛报道之后，会有很好的国际影响，有助于提升国家形象。”秦肖娜说，“但如果把它看成政府部门决心禁狗肉的开始，则未免有些夸大。”

　　3

　　 暂停的工程

　　“就当是对奥运的支持吧，正好可以好好地看比赛”

　　李东民(化名)没能如愿地坐在自己的新居观看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

　　他为此感到遗憾，“我和我妻子已经筹划很长时间了。”

　　老家在云南的李东民，2003年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工作，现在一所中学教书。两年前，他在北京西五环附近贷款买了一套80平米左右的商品房。彼时，开发商承诺2008年7月交房，“业主到时都能够坐在新家看奥运”。

　　承诺最终没有兑现。

　　一个多月前，开发商告诉李东民，因为支持奥运会，施工得暂停，交房日期要推迟到9月底。

　　27岁的李东民说：“既然是为了奥运，我们可以理解。”

　　今年4月，北京市建设委员会作出规定，要求全市所有的工地在7月20日至9月20日期间，停止土石方工程和混凝土浇筑工程。

　　市建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这项规定是为了保障奥运期间市区的空气质量，依据是北京市政府颁布的《关于发布2008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期间本市空气质量保障措施的通告》。

　　这位负责人没有透露上述规定涉及了全市多少处工地，只是说停工只针对土方、有扬尘的工程，而不是所有施工项目。

　　有媒体报道，北京市150多家混凝土搅拌站除5个做应急之需外，其余已全部停产。“工程施工中绝大多数项目都离不开混凝土搅拌站的正常运转，它们停产就意味着整个工地的停工。”在北京建筑业干了多年的工程师王玉鹏(化名)说。

　　王玉鹏所在的公司主要从事建筑外墙涂料的销售和施工，在北京有4处工地，现在全部停工。为了减少损失，近些天这家公司一直在天津、唐山等城市寻找新的业务。

　　李东民新家所在的小区，也有部分业主在奥运前拿到了钥匙。但他们并不比李东民幸运，原因是他们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装修。

　　北京市建设委员会称，停工禁令并不包括室内装修。但这家小区的物业公司在6月底发布通告说，从7月1日至9月20日停止办理装修手续，已办理装修手续但未完工的业主在此期间暂停装修。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称，这是根据北京市政府针对“黄标车”、京外货车的限制措施做出的，“主要是装修垃圾不方便运走”。

　　业主陈其刚(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从6月初开始，各种装修材料的价格也出现了普遍的上涨，“不少生产装修材料的企业由于污染已暂时停产，同时外地材料进京也面临运输困难。”再加上施工队难找，他已经推迟在奥运期间装修的计划。

　　“就当是对奥运的支持吧，正好可以好好地看比赛。”陈其刚说。

　　北京奥运开幕前夕的7月28日，环境保护部、北京市政府、天津市政府和河北省政府联合发布公告称，奥运期间，如遇极端不利气象条件影响，空气污染加重，在实行停止施工工地土石方工程、混凝土浇筑等作业的基础上，北京市施工工地将全部停止作业。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走访的多位业主均表示，为了奥运的顺利召开，必要的付出“完全可以理解和承受”。

　　特立独行的“怀运者”

　　鼻子是“北”，嘴是“京”，合起来正好是天坛的轮廓

　　对于刘明这个“全世界唯一把奥运纹在脸上的”44岁男子，“奥运”不是可以卸去彩妆的狂欢派对，而是终生烙印。

　　刘明寄居在北京木樨园桥附近的一家文身店里，生活靠朋友接济。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我就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外国人看看中国人是怎样支持奥运的；当然也要给咱文身圈要个说法，文身的人并不就是坏人。”

　　25岁以前，这个普通的农家子弟在河南周口过着“正常的日子”。媳妇在家种地，他在一家味精厂上班，工作是包装和发货，每月四五百块钱的工资。1988年，刘明迷上了评书《岳飞传》。有一天听到“岳母刺字”，就被文身的念头纠缠住了。

　　第一次文的是“平顶山”。“感觉那里的风景特别好”，回来就花100块钱专门请个画家来画，又花100块钱请人用缝衣针沾着墨汁往背上纹。“文身的那人不知道深浅”，所幸没有刺伤。

　　中间有五六年，刘明没再文身，努力做生意挣钱。但文身终于还是慢慢爬满了他的全身。

　　十多年来刘明一直长衫长裤，从不跟人一起洗澡，连两个儿子都不知道他全身文着图案。去年3月，刘明在天安门广场上看到各种奥运标志，那一刻，他决定把他珍藏了10多年的最宝贵的空白——头脸和脖子，“献给奥运”。

　　图案是中央美术学院的老师帮忙设计的。鼻子是“北”，嘴是“京”，合起来正好是天坛的轮廓。

　　钱不再是问题。现在不是他找人家，而是“别人求着想在他身上留下作品”。他躲了老婆几个月，直到木已成舟。第一次看到他，老婆哭了，说：“你这样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怎么见人，怎么回家啊。”

　　完成文身的第三天，夜里十点多，他打车回家，几十辆出租车，没一个停的。上街买东西，对别人喊80(元)，对他喊680(元)。找工作没人要，只有迪厅、歌厅愿意让他去看大门。

　　有一次在路口被警察拉住了，“是画上去的吧”，警察说，还用手在他脸上蹭了一下。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刘明央求警察：“别玩了，他们还以为是抓我呢。”警察正色:“大家不支持你我支持你。你文的是奥运，我就断定你不是坏人。”

　　刘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他承认自己不愿意过太平淡的生活，喜欢与众不同，“但与众不同的代价是有点大”。

　　广告牌匾的个性化生存

　　“奥运来了，洗个脸，梳妆打扮得漂漂亮亮，这是不需要任何动员就可以接受的。”

　　不仅司机着装有要求，北京的大街上，一些地方店面的招牌都整齐划一地换了新颜。

　　虽然底色不同，店铺名称的字体样式也各有差异，但大体风格相差无几：同样高度的底板，同样鲜艳油亮的色彩，直接镶嵌着诸如“XX饭庄”“YY饺子馆”“ZZ小店”之类的文字。

　　如果几个类似的店铺恰巧坐落在一起，这些招牌还会位于同一条水平线上。在东三环南段的一个小区边，一个两米宽的窗户上方，也以统一质地、格式和色调，实打实地写着“小卖部”三个大字。

　　整齐源于规范。

　　2006年9月，北京市2008环境建设指挥部发布了《北京市户外广告设置规范》和《北京市牌匾标识设置管理规范》，推行起初并不顺利。当年12月，“市2008环境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户外广告牌的治理工作是全市性的，该拆除的必须拆除，而下阶段即将展开全市范围内的强拆。

　　2007年6月的一天早上，成府路上著名的人文书店万圣书园(书店)的两个招牌遇上了强拆。

　　此前，万圣书园总经理刘苏里接到城管送来的一份空白拆迁委托书，写着：“为配合2008奥运环境整治，我(单位)自愿拆除成府路蓝旗营的不符合规范的牌匾标识(内容略)，因我(单位)无力自行拆除上述牌匾标识，故委托拆迁公司代我进行拆除。”刘苏里没在这份委托书上签字。

　　向万圣书园下达的“清华园地区治理方案”，对广告牌匾必须符合的标准做出了相当细致的要求，如牌匾长度以店铺门脸跨度为准、高度50公分；再如，牌匾的材质应为PVC、亚克力、不锈钢、3M贴膜等——这是现在北京市的广告牌匾要求共同遵循的标准。

　　与万圣书园情况类似的，还有一些企事业单位，据北京市城管执法局2007年公布的数字，“截至5月31日，全市共计拆除户外广告13731块，规范各类牌匾标识19744块。”

　　按照规范，万圣书园剩下的一个招牌需要缩小并下移。刘苏里与城管协调了三四次之后，招牌没有整改，也没有再追究强拆招牌一事。

　　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刘苏里说很怀念万圣书园的故地成府路——“你会依次看到富有艺术情趣的招牌”。在那条著名的文化小街上，从街口由西往东，坐落着一个个别致的小店——酒吧“呼吸旋律”、咖啡屋“雕刻时光”、一段篱笆围起来的茶馆“闲情偶寄”，还有另类的“There”，服饰店“佰惑”，烧烤店“广岛风”和“蓝羊书坊”，路的尽头则是久负盛名的“万圣书园”，“遗憾的是，早在2001年底，这条老街就因拆迁消失了。”

　　不过，2008年6月，刘苏里花了一万元重新做了“万圣书园”四个大字。“这就像人一样，奥运来了，洗个脸，梳妆打扮得漂漂亮亮地迎接四方游客，这是不需要任何动员就可以接受的。商家都会把广告牌做得很漂亮，这是基本的逻辑。”刘苏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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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车生活

　　单双号限行期间，不少北京的“拼车族”正在尝试着这种新的出行方式；但在很多国家，拼车被称为“carpool”或者“H.O.V.”——满载乘客的car pool可以在专门车道上快速行驶，只有驾驶员一人的车则可能会被堵得很死

　　本刊记者/杨时 文/陈园园

　　路娜家住在宣武区广安门，工作地点在海淀区上地的软件园。从家到公司一共26.7公里，在号称“首堵”的北京，可能需要1小时的车程。

　　得知单双号限行消息的那天，路娜在自己公司的内部邮件组里发了一条信息，寻求相同路线的拼车者。“我们都是做软件的，公司内部的邮件文化很深。”这个女孩说。

　　很快，许多同事把自家大致方位以及平时的行车路线发到邮件组中。人们开始寻找自己的同路人。一位被大家称为“姚工(程师)”的人，家住六里桥，上班基本与路娜同路。两人约定，奥运期间用各自的车轮流“值班”。

　　拼车从2008年7月20日开始。如果轮到姚工开车，姚工会先到家，路娜也会同时下车，然后花10元钱自己打车回家。“别人拼车可能都是送到家，但我怕给对方添麻烦。”路娜说，“我们公司人很多，各个部门以前都不怎么来往。现在因为拼车，有很多同事需要跨部门，跨team拼车，大家借这个机会熟悉起来了。”

　　路娜上班，可以乘坐地铁13号线到上地站下车，但其中需要换乘多次——之前还要坐公交，路娜并没有选择这个方式。“很多公共汽车没空调，上下班时地铁上人也太多。”她解释到，“我从1999年起开车的，这可以保证有私人空间。”

　　“如果两个人离得确实很近，性格又相投，可以偶尔拼一拼，感受不一样的状态。平时我还是喜欢自己一个人开车。”路娜说。按照她的标准，路娜与姚工已经算是相对完美的“拼客”，但有时仍会发生一些小小的麻烦。

　　一个周四，是路娜开车。下班后，她临时有事要去双安商场一带。走得匆忙，忘了拼车的事情。一个多小时后，路娜接到姚工的电话，才想起自己把这位同事忘在公司了。“我们两个平时都经常加班，晚一点都没觉得什么，结果就成这样了。”路娜说。

　　路娜很抱歉，问对方怎么办。对方说，“那你把我送到有公交车的地方吧。”路娜就把同事送到苏州桥的一个公交车站。因为姚工以前经常在那个车站乘坐公交，路娜觉得万无一失便又去办事。第二天上班，姚工告诉路娜：“昨天我在那个车站等了50分钟，也没有车来。我查114才知道，那趟公交车已经改变线路。”

　　路娜所遇到的麻烦，并不只出现在她一个人身上。家住在朝阳路东八里庄附近的王邈，每天开车到大山子一带上班。通过MSN上朋友的互相介绍和在同城网站上发布消息，他找到另外一个路线大致相同的朋友。但是，轮到那个人开车，他经常绕路到三环去接另外一个人，“三元桥那边有时早上很堵，而且这和我们拼车以前说好的也不一样，这带来了些麻烦。”王邈抱怨说。

　　有过几次抱怨，对方渐渐找各种借口推卸用车。“现在我还得再找别人。实在不行，我就一天开车，一天打车。”王邈说。他最近经常在同城网站上看到有拼车的朋友有类似的抱怨。不断还有人发帖子，提醒与陌生人一起拼车的“拼车族”注意人身安全。这一切都使得王邈有些担心。

　　“拼车”最早出现在城市人的生活里，是从“拼客”一词的流行开始的。年轻人把“拼车”作为一种新型的生活方式。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分享生活结交朋友的新途径。与有充分时间选择、只在假日结伴拼车出行的拼车方式不同，针对单双号限行的拼车更是一种权宜之举。

　　交通专家段里仁说，现在的“拼车”在概念上其实有点混淆。在国外，不叫“拼车”，而叫做“carpool”或者“H.O.V.”，意思是高容量车，三人以上乘坐同一辆车。

　　这种方式体现了民众意识、政府政策、政府管理三方面的相互作用。在民众意识上，这样做既节约油又方便、环保；在政策和管理上，给予这样的车以路权——在国外，H.O.V.和carpool有专门车道，经常会有人站在路边拦车，而司机也很乐意带他们，因为人多了可以走专用车道，速度可以更快。

　　“在美国的很多大城市，交通高峰期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满载乘客的车在carpool车道上快速行驶；另一边，只有驾驶员一人的车道上则堵得很死。国外那么发展，实际上是民间自发行为加上政府政策的引导和鼓励。”段里仁说。

　　在中国，拼车似乎更多的是一种自发的民间应对行为。“公众有这样的积极意识，可是我们的政策和管理都跟不上。要给拼车的人路权，我们还差得远。”段里仁说。

　　对于王邈这样的“拼车族”来说，他所担心的人身安全问题，段里仁也有所注意。“这是个民事问题，不应该与交通问题混为一谈。而且，不能因为极个别缺陷就一棒子把它全部打死。”

　　无论“拼车”还是选择公共交通，对于当下的私车族来说，都是应对奥运会期间特殊管理的临时对策。9月20日单双号限行管制结束后，人们仍然还会恢复到以往的出行方式。不过两个月的短期转变，可能会为人们留下一些观念上的遗产，就像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所说，“希望能给每个人构成一种冲击，构成一种强烈的反差，让大家意识到我们不顾一切冲进去的所谓"文明"并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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