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专门体育仲裁立法 杜绝体育不公正现象

　　来源：民法

　　陶景洲：北京奥运会临时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1982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陶景洲到巴黎第一大学学习，成为恢复高考制度后最早的公派留学生之一，也是进入法国律师界的第一位中国人。

　　1991年，陶景洲加入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并调往北京工作。1992年，高特成为了第一家获得司法部批准在华设立办事处的外国律师事务所。陶景洲用中、英、法文撰写了大量有关并购及中国仲裁的文章和专著，目前还担任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委员、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记者：您是如何从270位常任仲裁员中当选奥运仲裁员的？要走哪些程序？

　　陶景洲：要想在临时仲裁机构做事，就必须在这儿呆着，从7月30日到比赛结束，首先是愿意做这个承诺，但并非所有仲裁员都愿意做这个承诺。然后再去提交申请，还有别人推荐。我的推荐人是国际商会仲裁院主席Pierre Tercier教授以及前国际商会仲裁院主席和北京奥运会临时仲裁院主席Robert Briner博士。我1999年开始担任国际商会仲裁院委员，和他们一起处理过很多案子，所以都比较熟，他们很了解我。

　　记者：除了迅速，奥运体育仲裁与其他仲裁相比还有哪些区别？

　　陶景洲：时间紧迫能带来很多问题，比如说是指定上的区别。一般的商事仲裁，由争议双方指定仲裁员，如果双方达不成协议，或者指定的两个仲裁员达不成协议，由仲裁机构的主席指定。但在体育临时仲裁中，3个仲裁员都是由主席指定，这样就节约了大量的时间。一般的商事仲裁，有时需要几十天，几个月才能选出仲裁员。

　　 由于时间的紧迫性，裁决时可以先不说明理由，可以在第二天将一份说明理由的裁决寄出去。这和一般的国际仲裁不一样。

　　同时仲裁还具有保密的特点，观众和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并不知道在哪里举行仲裁。

　　记者：北京奥运会临时仲裁是否适用中国的法律？

　　陶景洲：中国法院对奥运会的运动争议没有管辖权，这是中国对于国际奥委会的承诺。虽然仲裁开庭地点在北京，但仲裁地确定为洛桑，这意味着统一适用瑞士的国内法，这将使CAS在各地的仲裁将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法律框架内。

　　记者：奥运体育仲裁的主要法律依据有哪些？

　　陶景洲：一个是奥林匹克宪章，一个是瑞士的国际私法规则，还有反兴奋剂协议等。当然奥林匹克宪章是第一位的。

　　记者：您之前对体育法是否了解？

　　陶景洲：我也是现学现卖，但我对仲裁比较熟悉。这里面很多的规则都是仲裁的规则，就看你对规则是怎么理解的了。

　　例如阿塞拜疆和西班牙曲棍球参赛资格争议的案子，就是起诉的资格的问题，这完全是仲裁的管辖权的问题。如果对仲裁不了解，可能就弄不明白，对仲裁了解了，不管是体育还是其他的，都很容易。

　　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仲裁的？

　　陶景洲：1994年。1985年我开始接触外商投资，1990年、1991年那会儿，国际仲裁界的一位老人对我说：“你们中国投资这么多，对外贸易这么多，肯定不是每个人都是成功的，要是发生争议怎么办？你应该注重一下仲裁。”当时仲裁没什么人做，我就开始做。

　　记者：您既是律师，又是仲裁员，两者之间的角色是如何转换的？

　　陶景洲：如果人家请我做律师，我肯定百分之百的帮助当事人。如果某人指定我当仲裁员，或者某个机构指定我当首席仲裁员，我肯定要保持公正。在“公正”方面，我很有自信。

　　记者：您是第一次参与奥运仲裁？

　　陶景洲：对。其他的11位仲裁员大多数都有过夏季奥运会或者是冬季奥运会的临时仲裁经验。国际体育仲裁庭的想法是让新老仲裁员一起工作，起到帮带的作用。

　　记者：您是否打算连任？

　　陶景洲：我想会继续连任吧，至少要再做伦敦奥运会的仲裁员。

　　记者：临时仲裁工作是有偿的还是无偿的？

　　陶景洲：无偿的，但给我们一定的伙食补贴，一天200多欧元。国际体育仲裁院不可能按照小时付我律师费，通常我一个小时的收费是550多欧元。国际体育仲裁院给我们安排饭店，并给我们奥运会的通行证，可以去看各场比赛。不过，我就看过中国男篮对美国男篮那场。

　　记者：你认为这次奥运会是否会对中国体育法的完善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陶景洲：从1995年始，中国体育法实施已十几年了，看不出太大的作用。体育仲裁还没有建立起来。我想国家体育总局可能会等奥运结束了以后，去做相应的工作。

　　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建立了自己的体育仲裁机构。中国应当借举办奥运会的契机，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体育仲裁制度。中国首先需要一个专门的体育仲裁立法，成立一个独立公正的仲裁机构，这样可以有效杜绝体育界中的“假球”“黑哨”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