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权益产品价低于国际 需提高相关意识

　　《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李静/北京报道

　　中国环境权益产品价格远低于国际市场

　　目前中国环境交易的规则、排污权的分配规则在法律上都不清晰，主要还是由行政命令规定排放总量，层层下压，市场还处于不规范的状态

　　8月5日，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挂牌仅半小时后，北京环境交易所在北京金融街宣告成立。

两家交易所虽然名称上有些微差别，但任务相同---设立环境权益交易平台。

　　环境交易所与人们熟知的股权、债券交易所不同，这里的交易商品是环境权益，包括节能减排和环保技术交易、节能量指标交易、二氧化硫等排污权交易以及温室气体减排量的信息服务等。

　　对于环境交易所的成立，舆论不吝赞美，认为其标志着行政干预为主的节能减排将展开真正意义上市场化的探索。

　　“现在需要一个公开的集中交易平台，我们应该建设一个全国性公开市场，促进排污、排放交易的规范化、透明化，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的环境意识和谈判地位。”北京环境交易所董事长熊焰，眼光盯着全国市场。

　　就在京沪两地环交所成立之前，天津、广东、江苏等地对此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北京环交所由北京市产权交易所筹办，熊焰也是产权交易所总裁。而环交所就在产权交易所的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内办公。

　　参与北京环交所创办的环境经济学专家邹骥告诉《望东方周刊》，成立环境交易所是一种积极的尝试，但不要寄希望于立即达到预期目标，只能小步起跑，因为“环境交易市场规则的不完善、权力寻租等问题不是一时能解决的”。

　　对此，熊焰也表示，政策、技术、制度方面仍需艰苦探索。

　　以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预热

　　在北京环境交易所的业务策略中，探索路线被概括为“三步走”：开展节能环保技术交易；探索排污权交易，主要指二氧化硫和COD；在适当条件下推进碳交易。

　　国人还很陌生的“环境权益交易”，如果具体到“排污权交易”，早在17年前就由美国环保协会（EPA）及其首席经济学家丹尼尔·杜丹德博士引入中国。

　　EPA一直致力于用市场机制来解决美国的酸雨问题，在此过程中，一个创造性的思想---“排污权交易”应运而生。其主要思想是，传统环境管理除了政府干预外，并没给企业任何激励措施，如果建立一个市场，有效减少污染的企业，就能与那些污染排放多的企业进行交易从而获得资金。

　　上世纪90年代初，尝试用经济手段控制污染排放的中国，开始关注美国排污权交易政策这种新鲜的思路---排污权可以在政府管理下，像货物一样买卖。

　　2001年4月，中国排污权交易试验启动，山东、山西、江苏、河南等七省市加入其中，二氧化硫成为排污权交易的核心。

　　“排污权交易首先要有一个总量的控制，其次在不同的减排企业之间存在减排成本的差异，第三个条件是有严格的监管。就是说，如果企业把排污权指标卖出去，却继续排污，必须有人监管。”身为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的邹骥告诉本刊记者，最早的排污权试点在江苏南通、太仓等地，当时新建了很多发电厂，有发电厂因扩建排污量指标不够用，而另一些企业则有剩余，环保部门就出面为他们牵线。

　　当年9月，国内第一笔排污权交易成交---南通天生港发电有限公司与南京醋酸纤维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卖方有偿转让1800吨二氧化硫排污权，供买方在6年内使用。

　　排污权交易试验，一直在为7年后环境交易所的诞生预热。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研究中心主任徐华清对《望东方周刊》说：“排污权交易试点这么多年来，已经积累了深刻的经验教训，环境交易所进一步推进是有必要的。”

　　他分析说，与排污权交易相比，环境交易所进行的交易在性质上是相似的，但有三点差异：以往是企业之间点对点式的交易，而环交所的交易范围更广；以往没有市场基础，没有价格体系，而交易所可以定价，形成统一的市场；环交所的平台可以更大地降低交易成本。

　　河南遭遇排污权零交易

　　预热7年的排污权交易，一直是地方政府搭桥、以行政手段推进。“各地试点不断出新，但还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排污权交易市场。”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王金南向本刊记者指出。

　　2004年3月，河南省环保局着手筹建二氧化硫交易市场管理系统，设立了二氧化硫排放账户，还承办二氧化硫富余总量登记、交易划转、跟踪监督交易合同执行情况等。当时被称为排放权交易的市场化探索。然而，4年多时间里，河南却没有进行一起排污权交易。

　　王金南说，排污权交易与核定、监测、总量控制挂钩。问题是，一些地方对交易监测不到位，无法精确记录企业究竟排放了多少污染物，即使监测到违法排放，又有很多行政干预来保护污染者。这样企业就可以不兑现减排承诺，交易失去意义。

　　河南排污权交易遭遇“零”尴尬，并非孤立事件。邹骥认为，环境交易开展的条件很复杂，而我国现有监控体系、技术支撑体系都不够到位，造成减排违法成本低廉，环境交易供求关系很难正常。

　　作为市场化的环境经济政策，从诞生开始，排污权交易的实施就依赖于成熟的市场经济基础。美国通过《清洁空气法修正案》等将其纳入统一的法律框架中，而中国目前尚未出台全国性的排污权交易法规。

　　邹骥说，目前中国环境交易的规则、排污权的分配规则在法律上都不清晰，主要还是由行政命令规定排放总量，层层下压，市场还处于不规范的状态。

　　环交所把碳交易当最终目标

　　在环境交易条件还不算成熟的情况下，环境交易所在中国的建立成为一种意义特别的尝试。其中“CDM（清洁发展机制）”和“碳交易”是两个关键的背景因素。

　　在北京环境交易所的三步走战略中，碳交易是最后一步。“从目前来看，碳交易不能做，国内目前也没有真正的碳交易市场。因为碳交易的前提是承诺减排义务，而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中没有限额。”邹骥说。

　　按照《京都议定书》的规定，发达国家间才会进行碳排放额的自由买卖。为此，以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纷纷建立了跨国、跨地区的碳排放交易体系。

　　虽然中国没有加入碳排放交易体系，但巴厘岛行动计划中关于发展中国家2012年之后应开展“可度量、可报告、可证实”的国家减缓气候变化行动的迹象表明，中国作为世界碳排放大国，也将朝着承诺碳减排义务的方向前行。

　　“环交所把碳交易当最终目标，是为了一种长远利益。也许几十年后，我国达到条件了，就需要承诺国际减排义务，有碳的排放限额。到那时，没有自己的交易力量，不懂交易规则就晚了。要让中国企业早点介入进来，熟悉碳交易市场的情况。”北京环境交易所的一位人士告诉本刊记者。

　　目前，国际碳交易市场已成为一个增长幅度高、速度快、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新兴市场。其中CDM的发展前景在中国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CDM是《京都议定书》中一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灵活机制，即允许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通过采用更先进的减排技术、提供必要的配套资金来进行项目合作，帮助发达国家实现其减排承诺。

　　北京安定填埋场的填埋气收集利用项目是中国第一个CDM项目。参与项目的济丰兴业投资管理公司经理张亮蒙告诉《望东方周刊》，经营垃圾场的北京二清分公司最初考虑的是消除垃圾场的安全隐患，想引用最先进的技术收集废气，为此要在设备上投入2000多万元。

　　此时恰好接触到CDM机制，济丰搭桥，二清分公司和国际能源系统公司在2002年7月达成合作，并于2005年正式注册CDM，通过交易预计投资将完全收回，还有盈余。目前公司已拿到第一笔交易费，垃圾场减排了总量超过1000多万立方米的沼气。

　　徐华清告诉《望东方周刊》，中国CDM供给市场一方面潜力巨大，另一方面也让国内企业在CDM项目的交易实践中很被动，直接的表现是交易价格远远低于国际市场平均价格。

　　2007年山东东岳化工与日本新日铁和三菱公司进行了全球最大的CDM项目交易。东岳化工通过技术改造将每年的温室气体HFC23排放量减少到约1000万吨，多出的排放配额用于日本公司完成减排承诺。这项交易的价格约为7美元/吨。而同期国际上HFC23气体的平均交易价格在20多美元/吨。

　　徐华清认为，这种交易分散、低效，买家又都是境外机构，企业得懂英文、懂规则，还得有买方的渠道信息。但国内大部分企业做不到这点。

　　在此背景下，建立一个专业性的集中交易平台的呼声日益高涨。

　　探索空间有限

　　2007年2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马和励表示有意和科技部等部门在北京建立碳交易所。没过三个月，国家发改委气候办在网站上发布信息，明确表示中国政府短期内不打算建碳交易平台。政策信号的变化令人玩味。

　　而此时，上海、天津、北京等大城市纷纷酝酿涉足碳交易领域。

　　“去年下半年开始就有动静说应该建碳交易所，接着各金融机构开始介入，我们听到各种风声，大连交易所、深圳交易所、重庆交易所、香港交易所纷纷表示要参与。”北京环境交易所的一位人士回忆说。

　　“后来情况有些变化，期货交易所很快退出。”这位人士解释说，期货类交易所退出是因为中国在环境权益领域内还做不了期货，政策没有到位，市场也没有形成。

　　至此，在碳交易平台的建立中，能够参与竞争的只剩下产权交易所。包括北京产权交易所在内的国内诸多产权交易所加快了对环境交易的研究。“我们筹备、调研近两年，期间听取了多方意见，包括企业、投行、基金、咨询公司，以及买方，主要是欧洲一些在华企业的代表处。”上述业内人士说。

　　北京产权交易所的探索很快得到了北京市政府的大力支持。据称，2007年10月下旬，北京市领导就做出批示，在CDM机制下加强能力建设，多上点项目。2008年4月北京市政府又出台文件，支持建立环境交易平台，5月间，市领导批示尽快建、尽快挂牌。

　　上海、天津、广东、江苏等省市也纷纷寻机筹建环交所，因为节能减排是地方政府的硬任务，政府也乐意建平台。

　　“我们向发改委提出申请的同时，不少省市也在接触发改委，提出建立环交所。国家发改委觉得这事情不讨论不行了。”上述业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

　　7月16日，国家发改委召开的节能减排专题会议，就“建不建交易所，建什么样的交易所”进行了讨论。会议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明确提出，长期来看，我们必然加入到减排行列，建交易所可以低成本减排，通过市场手段节能减排。国外也都证明了，必须要建。

　　对于各地区建立环交所的热情，接受本刊采访的专家都表示忧虑。“现在一窝蜂要建环交所, 好似谁能抓住先机就能稳赚。环境交易是对西方金融化的移植，但发展出金融衍生产品不是最终目的，靠它赚钱,可能会形成金融泡沫。”发改委能源所所长周大地对《望东方周刊》说。

　　邹骥说：“最终这个市场能否做起来，存在多大的交易量，会有市场来检验，有个淘汰的过程。不是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建环境交易中心。”

　　北京环境交易所首先尝试的是环保节能技术的交易。“目前还不是很活跃，没有特别好的技术进来，也没有多少公司认定这个平台要来买。”业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挂牌之后正在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包括信息平台、会员网络、交易手段、竞价系统等。

　　上述业内人士特别强调，环境交易所类似一个大卖场，企业带着交易项目进来，需求方自由挑选感兴趣的技术，明码标价，公开信息披露，稀缺性的需要竞拍。

　　在环交所挂牌初期，被认为已经具备开展条件的是节能量指标交易，其试点已在北京范围内展开。但关键点还是老问题---对减排量的监测是否完善，惩罚机制是否到位。

　　对于目前环交所展开探索的空间，多数学者看法谨慎。“从揭牌到正式开展业务还有个漫长的探索过程。分配节能减排指标的探索很难。在地域间开展交易也很难，减排量是在地区分的，第一阶段能够超额实现的地方并不多。同时各种地方利益的分割，形成统一的市场并不容易。”周大地表示。

　　“建交易所不是标志，交易真正做起来才有意义。”业内人士说。（本刊记者孙轶伟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