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为宅基地上访10年 信访干部熟视无睹(图)

徐德保随身都带着一大堆上访材料 本组图片由本报记者 王智 摄

村里借给徐德保暂住的小房子如今已被占作他用

　　■本报记者 李勇钢

　　30岁到40岁本是一个人生命中精力最旺盛、最容易做成事情的10年，但农民徐德保却将他人生最灿烂的这10年，花在了上访的路上。他上访反映的问题很是繁杂，甚至有些“家长里短”，但核心问题只有一个——希望有一块能盖房子的宅基地。

　　为了这个愿望和其他连带问题，他上访了10年，而且还在继续。

　　徐德保的故事，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普通访民无奈的一面。其实，在整个上访人群中，像徐德保这样为了一个小问题而“上访不息”的人，又何止一个、两个！

　　在一些村民的眼中，徐德保是一个“有能耐的人”。

当然也有人说他“好吃懒做”，也有人说他是“一根筋”。

　　他的“能耐”主要表现在：可以将自己的上访材料递交到市委、市政府，甚至省委、省政府相关领导手中；能知道区上每个领导的名字和职务，手中还有一些领导的电话号码。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是多年的上访户。

　　“村里不少人都说我上访是给地方政府丢脸。”徐德保显得无辜和委屈。

　　8月20日下午，徐德保回到村子——宝鸡市陈仓区周原镇有礼村。村里一位村民小组长见到他，第一句话就说：“你把有礼村和周原镇的人丢尽了！”

　　从1998年到2008年的10年间，徐德保的人生大事只有两件——打工和上访。打工是为了挣路费去上访，而上访则是为了改变自己一无所有的生活现状。

　　10年前，有着“秋菊打官司”坚韧劲头的徐德保上访的主要问题有4个：责任田、宅基地、孩子姓名和孩子的探视权。如今两个问题已分别解决，但还有两个问题遥遥无期。

　　“上门女婿”为“村民待遇”上访

　　1968年出生的徐德保，原籍宝鸡县（现陈仓区）桥镇乡簸箕庄村。簸箕庄村位于山区，经济和人居条件均不发达，能走出簸箕庄、到平原地区落户，是当地人的愿望和梦想，只读完小学就因家贫而外出打工的徐德保也不例外。

　　1994年，经人介绍，26岁的徐德保到数十里外的周原镇有礼村魏家做了上门女婿，从此落户有礼村。

　　但婚后不久，夫妻俩开始闹矛盾并关系紧张，日子就在吵吵闹闹中度过。

　　1995年秋，徐德保的女儿来到人世，按照当初双方的约定，女儿随母姓姓魏。女儿的降生也没能弥补小两口之间的罅隙，家庭纠纷不断升级。

　　1997年，徐德保与妻子离婚。女儿由母亲抚养，徐按月付给孩子生活费用等等。

　　由于结婚时住的房子是岳父的家产，所以离婚后徐德保在有礼村没了立足之地。只能暂借村里寺庙旁一间5平方米的偏房栖身。

　　为此，他向村上提出，应该给他划拨宅基地和责任田，否则他生活无法保障。但由于是“上门女婿”，村上对他的要求没人理睬。

　　按照徐的说法，这里的习俗是“上门女婿”离婚后一般都会回原籍。但他不想、也不愿意回去。

　　从1998年起，他开始逐级反映他的村民待遇问题——要求村上给他划拨宅基地和责任田。

　　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徐德保，从那个时候起将这两个问题就归结为“讨要村民待遇”。他的理由很简单：“我的户口如今在有礼村，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村里给我划拨宅基地和分责任田是应该的。”

　　上访从此开始。他找村干部，村干部对他说：“这里已经没有你的牵挂了，你还是回你们老家去吧。”他找镇领导，镇领导让他和村干部好好协商。他去找县领导，县领导说已经给镇上打招呼了，让他回去等消息……

　　有礼村的第一个“上访户”就这样诞生了。

　　“‘下岗农民’是什么意思”

　　为了使自己的问题能早日得到解决，1999年，徐德保一边在宝鸡各地打工，一边隔三差五跑到周原镇和当时的宝鸡县政府去反映自己的遭遇，他几乎跑遍了周原镇和当时宝鸡县的所有部门，找遍了所有领导，但一直没有进展。

　　1999年底，徐德保在其他访民的启发下，给陕西省委的主要领导写了一封反映信。反映信的标题很醒目——《一个“下岗农民”的合理诉求》。

　　据记者掌握的信息，时任省委主要领导在“下岗农民”四个字下面画了一道线，并在信上批了几句话，大意为“该农民的正常合理待遇应该尽快解决”。

　　徐德保很清楚地记得，1999年底的一天，当时的宝鸡县信访局、周原镇主要领导在宝鸡一建筑工地找到他，并把他领到了宝鸡市委的一间办公室。还没等他明白过来怎么回事，时任宝鸡市委书记的庞家钰，劈头盖脸就把他训斥了一通。“庞说他走遍了整个中国，只听说过‘下岗工人’，这还是第一次听说有个‘下岗农民’，问我‘下岗农民’是什么意思。”

　　徐德保“嘿嘿”一笑，他说自己是户口在有礼村的农民，但在有礼村既没有土地也没有宅基地，比下岗工人还可怜，所以他认为自己是“下岗农民”。

　　庞家钰听完徐的“狡辩”后，瞪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转身离去。

　　2000年春天，宝鸡县周原镇有礼村给徐德保划分了责任田，但宅基地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责任田种了一年后，由于自己长期在外打工无法照料，于是徐德保将地无偿转借给了邻居耕种。他继续一边打工，一边为宅基地的问题奔波。

　　村里人嘲笑徐德保是“一根筋”，徐默认这个说法，他说自己最看得起的女人，是电影里的“秋菊”。

　　2001年初，有礼村干部向徐德保提出，给他划宅基地可以，前提是让他把女儿接回有礼村抚养。而此前，徐的前妻已改嫁，6岁的女儿随母亲在新的家庭已生活多年。

　　村干部的要求让徐德保对将来的生活看到了希望，于是他向法院提出要求，变更女儿魏某的抚养权，并要求将女儿改姓徐。经法院调解，前妻魏某同意了徐的要求，女儿的抚养变更关系顺利过渡。

　　但在女儿的抚养权变更过程中，徐发现此时的女儿已经改姓黄了。其中的原因是，前妻的现任丈夫姓黄……

　　为此，感觉自己人格受到侮辱的徐德保，又开始了要求变更女儿姓氏的上访反映。这一问题直到2006年才解决。

　　“上访”还是“缠访”

　　法律上对女儿的抚养权是认可了，但实际上女儿并没有回到徐德保的身边。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前妻认为徐没有固定住所——宅基地依旧没有着落。

　　2006年，女儿的抚养权又变更给了前妻。

　　徐德保称，前妻让他先去申请宅基地并盖房子，等有了固定住所后再来领孩子。这期间，由于和前妻在沟通上出了问题，他又开始向法院和各级信访部门反映对女儿探望的“探视权”问题。

　　前妻的合理要求又让徐德保重新回到了宅基地的问题上。上访年复一年。

　　徐德保保存的信访资料显示，早在2002年的时候，陕西省政府信访办就已经批示宝鸡市信访局，要求协调处理给徐德保划拨宅基地一事，批示一级一级到了基层政府，但最终没有结果。

　　在徐德保的信访材料中，各级部门的介绍信、督办函他都悉心收藏。有的甚至已破烂不堪，但他一直舍不得扔掉，他说这些文件见证了他10年的上访历程。

　　徐德保说，这10年他有一半的时间在上访，从省上到宝鸡市，从陈仓区到周原镇。信访局、镇政府、市、区两级法院这些部门的位置，他都知道。某年某月哪个领导接待过他，给他说过什么，他也记得清清楚楚。

　　为了上访，徐德保从2002年开始自学法律，并学会了上网——从网上查询政策法规。他还会用114查询各个政府职能单位的电话号码，然后一一打电话催问自己“案子”的进展。

　　徐德保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说，这10年除过上访外，他打工收入应该在五六万元，但如今的存款仅几千元。“主要花在上访的路上。”“交通费、材料打印费、法律咨询费、生活费……”

　　宝鸡市陈仓区周原镇政府冯姓党委副书记说，徐德保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镇上一次，催问反映问题的结果。

　　记者问这位副书记，徐的问题是很简单的宅基地问题，为什么拖了10年都不能解决，冯以自己没有具体主管该项工作而婉言谢绝了采访。

　　周原镇专门负责有礼村工作的包村干部连某认为，徐德保的问题主要责任在于他自己，村里给他划拨了宅基地，但他没有钱缴纳有关费用。连某在电话里说，徐的事情比较复杂，属于“陈年往事”。而徐说，连某说的不是事实。

　　宝鸡市陈仓区信访局局长杨林祥认为，徐德保的上访属于“缠访”。他说，徐的问题就如同“嫁城女”等问题一样，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一个在于解决宅基地的问题，何以让一个农民上访了10年？

　　对此，杨林祥称农村的问题太复杂，无法解释清楚。

　　该区信访局另外一位负责人则略带蔑视地评价徐德保：“这个人脑子好像有点问题。”

　　“老上访户”寄希望于“大接访”

　　今年全国性的“大接访”开始后，正在宝鸡一工地打工的徐德保一下子来了精神。他三天两头往有关部门跑。工头和工友们都很同情他的遭遇，也尽量给他方便，但让徐德保失落的是，“大接访”也没能解决他的宅基地问题。

　　虽然有关部门均表示会关注解决，但徐德保感叹说，这样的“关注”和“过问”他已经麻木了。

　　今年7月上旬，因为徐德保催得太勤，一位负责“大接访”的区人大副主任让他回家等待。他问在多长时间内能等到答复。对方回答“一天到10年”。

　　有礼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干部向记者介绍说，村上的本意是希望徐德保回到户口原籍去。“如果每个上门女婿离婚后都想在村里要地盖房子，村里人多地少的矛盾就会加剧！”

　　这名村干部也承认说，村里如果给徐德保划拨了宅基地，那么徐的系列问题都会一次性得到解决，“他也就不会再上访了！”

　　律师房先生2000年就认识徐德保。他很同情徐，也向有关部门呼吁过徐的问题，但都没有什么效果。

　　今年8月初，房律师在当地一家新闻单位门口遇见了继续找媒体反映情况的徐德保，一下子惊呆了，他问徐的第一句话是：“你的宅基地问题还没解决啊？”

　　房律师向记者感叹说：“一处宅基地，误了徐德保大半生！”

　　长期为社会弱势人群提供法律援助的宝鸡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冯志明律师认为，中国基层信访的症结主要分两个原因，前者是因为政府部门的不作为、乱作为而导致，后者是因为访民的“胡搅蛮缠”而引发，但总体来说前者的数量远远大于后者。

　　冯志明认为，徐德保的问题虽然从表面看很复杂，但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宅基地的问题。“宅基地问题一解决，相信徐德保的其他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今年已进入40岁的徐德保，也开始反思自己这些年的得失，他甚至开始后悔当年和妻子离婚。在他看来，如果没有当年的婚变，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他的这10年也不可能被上访生活所荒废。

　　8月20日，回到有礼村的徐德保有点失落——村里曾暂借给他的临时住所已被占作他用，部分村民对他的成见仍没有消除。

　　走在村里的街道上，徐德保热情地跟村民们打招呼，给大家发烟。

　　看得出来，他极力想改善在村民们心目中的“外来人”印象和村民对他的看法。

　　有村民问他：“徐德保，这段时间怎么没见你？”

　　徐德保很认真地回答：“还在跑宅基地的事情么！”

　　望着徐远去的身影，这位村民摇头叹息：“都要了10年了也没个影子，还跑啥呢！”

　　■采访手记

　　“问题”背后的“问题”

　　第一次见到徐德保是在2001年的夏天，当时我在宝鸡记者站驻站。办公室进来了一位身体瘦小、面色黑红的男子，手里提了一个鼓囊囊的布袋子。

　　他进门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布袋子、掏出一大堆材料……

　　由于他的事情牵扯到了过多的“家长里短”，所以所到之处都没有几个人愿意听他叙说。

　　徐德保当时的上访可谓有点“职业”——— 前半月在建筑工地上打工挣钱，后半月到职能部门和新闻单位反映自己的不幸遭遇。所到之处受尽了别人的歧视和白眼。对此他都谦卑得讪讪一笑而过——— 他希望自己反映的问题，能得到别人的过问和帮助。

　　有一段时间，徐德保一周能来记者站三四次，每次来了也不说话，就靠着墙脚一蹲，有时候默默地整理自己的材料，有时候则大口大口地喝瓶子里的自来水。

　　后来我才知道，他的胃不好，因打工挣的钱都用来上访了，胃不舒服的时候就使劲喝水……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我曾为他的事奔波过，但一切都是徒劳。

　　我离开宝鸡后的这些年，徐德保经常打电话给我。许多时候他不说自己的“案子”，只是说问候一下我。其实我心里明白，他还是在为自己宅基地的事情大伤脑筋。

　　我和他多次交谈过，甚至曾劝他放弃对宅基地的索要，但他的观点让我惭愧——— 他说：“法律上应该给我的权利，我为什么要放弃呢？”

　　一个年富力强的农民，就这样把自己的10年人生奉献给了上访。徐的坚韧和恒心，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8月20日下午，宝鸡市陈仓区狂风大作，我来到该区“大接访”办公室采访，我问一位工作人员：“怎么不见有人来反映问题呢？”

　　他回答：“这说明我们的工作做得好啊！”

　　说到徐德保，在场干部都异口同声：“又是他的宅基地问题啊？”

　　看得出，信访干部们对徐的情况的确很熟悉，以至于到了熟视无睹的地步。

　　为了一件根本在于解决宅基地的问题，一个农民上访了10年，仍无结果，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想到这些类似问题的时候，那句语重心长的 “百姓利益无小事”的警示，就在我的脑海里盘旋。华商网-华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