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墓小说遭名家批评 被指浅薄如同厕所文学(图)

　　盗墓小说遭名家批评 被指浅薄如同厕所文学

　　【人物志】岳南，中国举证文学第一人。1962年生于山东诸城，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现居北京。主要作品有《复活的军团》《风雪定陵》（合著）《西汉亡魂》《日暮东陵》《寻找“北京人”》《李庄往事》《陈寅恪与傅斯年》等。其中十余部作品被译成日、英、韩、德、法、意等国文字出版，并受到广泛关注与赞誉。2000年夏，曾担任中国中央电视台“老山汉墓考古发掘现场直播”嘉宾，因准确判断出老山汉墓墓主身份和两千多年前被盗过程的细节，轰动一时。

　　岳南：大师之后再无大师

　　英国历史学家赫·乔·韦尔斯（H.G.Wells.1866-1946），在其著作《世界史纲》中谈及中国唐初诸帝时期的文化腾达时，既满怀景仰又充满疑惑，似乎如此辉煌灿烂的文化景象有些天方夜谭。让人欣慰而刮目的是，多年来，岳南始终以严谨考究、处处有典的态度书写史著，为读者在古今交织与中外错综的叙事宏构里重现古帝国文明，其考古系列作品在破解乔氏心中疑团与看似神话的道路上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最近，岳南再度以新作《陈寅恪与傅斯年》震动文坛，并在坊间获得诸多好评，学术界发出了“回到傅斯年时代”的呼声，网络上则引发“大师之后再无大师”与“大师之后还有大师”的激烈争议。八月骄阳如火风灼人，这位从事写作生涯二十余年，低调而传奇的考古文学作家，在家中接受了《怀尧访谈录》的独家专访，首次浮出水面，公开解密自己。

　　对陈寅恪与傅斯年情有独钟

　　吴怀尧：说起岳南，很多人津津乐道的是你初登文坛便出手不凡，十多年前，你创作生涯中的长篇处女作《风雪定陵》出版即引惊叹，你也一举成名，而当时你还是解放军艺术学院的一名学生。这部作品在台湾出版后获得1996年《中国时报》十大好书奖，与王安忆的《长恨歌》同时获奖，在那块倾心文化的岛屿上备受推崇，一时家弦户诵；继之又被美国《世界日报》评为年度华文最佳非虚构文学作品，其经历与情形与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颇为相似。在谈其他的问题之前，我希望你或繁或简的讲点个人经历和家庭背景，这对于那些不了解或想了解你的读者，相信会有所帮助。

　　岳南：我的个人经历和背景都比较简单，1962年农历12月出生于山东诸城县贾悦镇一个有着三道小河穿越、号称“西伯利亚”的偏僻村庄，在村子和镇上完成了小学与中学学业。1979年高考落榜后回到庄里生产队种了一年地，当了一年小学预备班的老师。1981年秋参军入伍，到山东日照武警边防支队藏家荒边防派出所服役。先后在派出所与支队机关当过战士、打字员、公务员等，后来考入武警济南指挥学校，当时叫教导大队。毕业后回到原部队当了一名司务长，主管伙房饭菜与炊事员工作。再后来因为我经常写点小诗或新闻稿在报刊上发表，就被作为“人才”调到济南武警总队政治部机关做电视宣传工作，再后来调到北京武警部队机关继续从事老行当，直到1995年转业到中共中央国家机关某杂志社工作。

　　吴怀尧：最近，你的新作《陈寅恪与傅斯年》在北京晚报等数十家媒体连载，我看到很多人都在聊它，各方面的评论也是此起彼伏。透过你开启的历史门缝，我们得以领略民国初年蔚为壮观的知识分子群落的命运剧变，请你谈谈这本书的创作初衷。

　　岳南：我上中学的时候，对中国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人与事就比较感兴趣，那个时候“文革”结束不久，号称“科学的春天”已经来临，报纸刊物上开始宣传知识分子与他们的生活、理想、事业、信念与追求等等，比如像数学家陈景润，“文革”时期独自猫在北京中关村一间小屋里，默默地破译“哥德巴赫猜想”，这是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典型，是我心中的偶像。还有事业加爱情的，如《第二次握手》主人公的生活与凄美的爱情故事，通过《中国青年报》连载，让我知道了原来没有听说过的人和事。

　　当然，真正产生要为知识分子写点什么的想法，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事了。随着政治不断解冻，一批民国时期自由知识分子的身影开始出现在大众视野并在我眼前晃动，当我静下心来较为详细地研究一番时，这批自由知识分了的人格魅力与渊博学识，令我深受感动，觉得自己有话要说，不吐不快，这就是后来你所看到和我正在创作着的自由知识分子系列作品创作的初衷。

　　吴怀尧：在20世纪初叶的学术大家中，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鲁迅、陈寅恪、傅斯年、赵元任、李济、陶希圣、钱穆、顾颉刚、郭沫若……个个大名鼎鼎，许多人的成就至今都无人能及，你为什么对知名度并非最大的陈寅恪与傅斯年情有独钟？

　　岳南：写作这种事，不能说谁的世俗名气大就写谁，也不能说写大总统就比写小人物更有意义和更受读者欢迎。主要还是看作者与所写的传主是否在感情上有所共鸣。心是有弦的，没有拨动你的心弦，再伟大、重要的人物也激不起你创作的欲望与冲动。这一点我想你能理解，比如曹雪芹的《红楼梦》，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莫伯桑的《羊脂球》等等，他们所写的并不是多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应该说大多都是些社会中的小人物，甚至是在世俗社会看来最低层的妓女。但就是这些小人物的命运感动了一代代人，这些作品也在世界文学史上放出了不朽的光芒。

　　我对陈寅恪与傅斯年两位自由知识分子情有独钟的原因，在于他们的学识特别是人格魅力，比之前面列举的其他几位更能打动我，更容易令我的心弦为之跳动。或者说，在潜意识里，我觉得这两个人更能使我产生一种亲近和温暖的感觉，心灵更容易沟通。就这几个人论，梁启超的色调有点冷，也就是给人冷冰冰的感觉；王国维有点软，有的时候你看他处理的那些公事私事，我都替他着急，真是像鲁迅所说的“老实得像火腿”一样的人物，对于这种性格的人我不喜欢；胡适与鲁迅嘛，此前写的已经够多了，我不愿意再去炒别人的剩饭，或者是在混水里摸鱼；赵元任与李济的专业有点深奥，要解释起来难度大，读者不容易搞清楚，一时还不好动笔；陶希圣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政客，可佩的地方不多；钱穆与顾颉刚学问当然是没得说，但总觉得缺点什么，要写一部传记，兴趣不大。至于近几十年在大陆政学两界名声显赫的郭沫若，一生翻云覆雨的事太多，鲁迅当年对郭沫若等人指斥为“才子加流氓”，或许有个人恩怨，不可当真。前些年，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曾对郭氏也有过一个评价：对自己的为人为学“没有自信”，所以没有自信，是缺乏“自约”精神。关于郭氏其人其事，我研究的不多，弄不明白，也不想弄明白。在上面列举的人中，我最喜欢的是傅斯年，他的性格和为人处事的方式、方法很称我意，这可能牵涉我与傅公同为山东老乡的地理关系，骨子里都有一点山东响马与梁山好汉遗风的关系吧。

　　吴怀尧：对于傅、陈而言，他们各自的历程都跌宕起伏，可独成专著，你把他们放在一起写的原因是什么？

　　岳南：傅、陈均出身清代名宦世家，傅斯年是大清开国顺治朝首位状元、武英殿大学士、掌宰相职的傅以渐七世孙；陈寅恪是晚清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孙，二人都有显赫的家族史，陈寅恪嫡亲表妹、曾国藩的曾外孙女俞大綵是傅斯年的妻子。陈寅恪自13岁起就赴日本留学，后来又赴美国哈佛大学与巴黎、瑞士、德国等欧洲国家高等学府留学，时间长达16年。在中国历史上，有名有姓的留学生，时间达16年的，除了唐代的玄奘，就是陈寅恪了，无出其右者。傅斯年是著名的“五四运动”北京学生游行总指挥，北大毕业后赴欧洲留学，与陈寅恪在德国柏林大学共同度过了4年时光。

　　陈寅恪与傅斯年二人学成归国，陈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成为闻名天下的“四大导师”之一；傅斯年出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开南国一代学术新风。国民党北伐成功后，傅斯年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陈寅恪出任史语所历史组主任，这个关系从1928年始，一直保持到1948年底，长达20年之久。而傅、陈二人对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这一历史性的聚合，开创了一个举世瞩目的学术流派，为海内外学术界敬佩。但随着国共干戈相向，大地陆沉，最后的结局是：傅斯年、陈寅恪这对同学兼同事，外加姻亲关系的旷代天才，遥天对望而不能相聚。一个无声地倒毙在台湾会议大厅，一个死于大陆岭南病榻，二人皆不得善终。《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将两人放在一起写，不仅仅是因为两人是同学，是战友，是姻亲，更主要的是因为两人在国学大师群中的“双子星”地位以及他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光辉人格。前者依靠本身的研究成果对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后者除了个人辉煌的学术造诣，还留下了制度性的遗业，在学术界维持着长远弥久的影响力。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傅斯年本人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大清开国第一位状元的后代而自豪，相反，他以为是一种耻辱。他不愿意在人前提起这位状元公，偶尔提及，也是大为不满。傅斯年认为满清入关，南明政权仍然存在，他这位祖先不该与满清合作，应该与他们斗争到底，血染疆场才符合君子之道。傅斯年本人后来追随国民党政权去了台湾，就是这种人生观的体现和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