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墓小说遭名家批评 被指浅薄如同厕所文学(图)

　　易中天无知无畏，钱文忠功力不足

　　吴怀尧：为了写好《陈寅恪与傅斯年》，你曾奔赴长沙、昆明、重庆、成都、李庄等地调查采访，并耗时4年完成这部著作，作品出版后反响强烈，很快登上深圳商报好书榜，光明日报荐书榜和新京报的学术图书榜；时年98岁高龄的北师大著名史学家何兹全教授亦撰文盛赞，称你的写作难能可贵，“此书涉及不少史事属首次有理有据、条理清晰地对外披露，填补了陈、傅两位大师研究领域的空白”；福建师大文学博士生导师王珂，甚至将这本书列入文学院研究生的必读书，对此反响你是否感到满意？

　　岳南：几年的辛苦换来这样一个评价和实际效果，我自然是满意的。

　　吴怀尧：大约两年前，金庸先生在广州大学讲学时透露，尽管自己未能亲自受业于陈寅恪，但敬仰其学术并尊之为师，自称“私淑弟子”。相比之下，今天的年轻一代，能知傅斯年与陈寅恪为何许人也，做过何种事业者，已不是很多了。你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大众对傅斯年及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精英的健忘？当下国人对于历史的温情和文化的关切程度如何？

　　岳南：原因很多，但主要的还是1957年反右扩大化之后，特别是“文革”十年，将历史文化命脉割断了，使其失去了传承的土壤和条件，因而年轻一代不知道二公的学问与事业是正常的。现在这种状况稍好一点了，但还是感觉不到位。

　　吴怀尧：在你的这本书出版之前，已有为数不少的民国知识分子个人传记面世，并形成了民国知识分子史热。易中天先生称之为“不该热的热了起来”“劝君免谈陈寅恪”，理由是“陈寅恪是了不起，可惜我们学不来”，你是否同意他的观点？

　　岳南：这是大势所趋，也是民心所向，人类进程有曲折坎坷，但总体来说是向上求进的，这种现状其实是反映了一种世道人心。至于你说的这个易中天，是不是前一段拿着一个呱哒板儿在央视“百家讲坛”说评书的那位？我不同意他的观点。什么是该热的，什么是不该热的？陈寅恪了不起，学不来，就不该热了?我看三国的曹操，清朝的康熙、乾隆等人物，易中天也学不来，他不是还在那里唾液四溅地不停鼓噪吗？难道曹操就是一个该热起来的人物，值得他动用国家资源在全国老少面前不厌其烦地大谈特谈？难道他鼓吹的那些弄权窃柄，敛财称兵，妄倡邪说、煽惑众志，卒至颠危宗社的历史人物是现代青年可以学得来的？这个提法除了说明他的无知，还有一点无畏。无知是可以的，要是无知再加上无畏，这就可怕了，因为他不但误己，更会误人。我在这里要含泪劝告这个拿呱哒板说书的易同志，不是别人少谈，而是你要少谈，最好不要谈什么陈寅恪，因为你确实不懂陈寅恪。一谈，很容易让人看作佛头抹粪。

　　吴怀尧：我注意到，在《陈寅恪与傅斯年》282-283页，针对陈寅恪诗“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悉近最高楼”的理解时，你说：“后代有学人钱文忠者”“至于后生小子如钱文忠者”；你可以不同意钱氏的解释，但没有必要用这种尖酸刻薄的口气评述吧？

　　岳南：我是从《读书》杂志上看到一个叫钱文忠的人写过一篇小文，考证陈寅恪与蒋介石的关系，说陈寅恪的父亲三立先生在庐山做寿的时候，蒋介石曾提着礼物专门前往拜寿，而陈三立拒收其礼。又说陈寅恪在重庆与蒋介石初次见面，认为蒋是一只癞蛤蟆，不足成事云云。因为这则小文排在杂志的后半部，而且是在很不起眼的地方，这就证明《读书》杂志的编辑没有把其人其文太当作一回事。我读过此文，又将这段史实考证之后，认为钱姓作者所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蛤蟆之说，最早来源于吴宓）。于是我断定这个作者功力不足，可能是个二十多岁的大学生，或蹲在哪个地方写些报章文章用以打发无聊时间的青年文学爱好者，就作如此称谓。前一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据介绍是一个叫钱文忠的青年人，给住在北京三0一医院高级病房一个留着和尚头的老者磕头。这个磕头的青年与《读书》杂志上那个钱姓作者是否一人，视频中没有介绍，我不清楚。如果是，我这样称呼也没有什么大错。因为看磕头的动作，好像是小徒弟在拜大师傅的样子，对于一个小和尚，你不可能像余秋雨含泪劝告四川灾区死亡的学生家长那篇雄文一样，说是一个佛学大师云云吧。

　　当然，所谓后生小子，也含有后生可畏的意思，是对钱文忠的一种鼓励。

　　吴怀尧：在很大程度上，传记作品，特别是写大学者的传记作品带有学术研究的性质，它的作者不仅是作者，更应该是学者，他应该有作家的感受力，更应该有学者的洞察力。在你看来，外界对你的这种关注度，是来自于公众对“揭秘”过程的兴趣，还是对你研究功力的认可？抑或话题本身就具有足够的爆炸性和新闻性？

　　岳南：我想两者都兼而有之吧。其实所谓“揭秘”也谈不到，只是由于政治因素，使陈、傅二公的生活经历与事业成就湮没于历史的风尘之中不为部分人所知，现在靠着一些最新“出土”和披露的资料，我尽了最大努力复原了陈、傅二公那段历史事实，因而有些人觉得新鲜，就当作“揭秘”来看待。这个事情与临潼的兵马俑发现有些相通的地方。事实上，当年的兵马俑从制作到埋葬，是许多普通人都知道的史实。只是一朝湮没，一朝发现，时间的转换就使看到它的人在心理和视角上感到不同。

　　吴怀尧：人类学家克罗伯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中国近现代史上，我们也有过一个“天才成群地来”的时代。可是后来，仿佛弹指一挥间，那些成群而来的天才们又结队而去，只留下了支离破碎的吉光片羽。大师之后再无大师，你觉得问题在哪里呢？这种尴尬和遗憾如何才能解决？

　　岳南：天才成群地来的时候，与他们所处的历史阶段、环境、社会风气等密切相关。就人文科学来说，这批人在少年时就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后来又有机会到东洋或西洋学习现代知识，二者如同两块不同磁石，一旦碰撞，必然产生耀眼的火花和能量。但这批大师这后，社会风气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变了，后起者受世风的影响和条件的限制，既缺乏深厚的国学功底，又很难有机会到国外深造，潜心苦读，所以就产生了大师之后无大师的遗憾。

　　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探索，是对真、善、美三位一体的追求，就自然科学而言，由于人类生命和智力的局限，以及社会迫切需求，使人文与科技的隔阂越来越大，学科分化越来越繁杂又越来越精细，新一代学人都把精力集中到各科的分支独进上去了，很难有通才产生。如果说19世纪与20世纪初叶还有通才的话，那么在这之后就只有专家了。就物理学来说，有人称恩里科·费米(编者注：Enrico Fermi，1901—1954，美籍意大利裔物理学家，量子力学与量子场论的创立者，1938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是现代物理学的最后一位通才，这个说法是有些道理的。当然，就中国的情形论，几十年的运动与改造，有成就的学人被打倒在地，当翻身坐起来的时候已经垂垂老矣，而新一代人又没有好好读过书，别说出大师，就是小师也困难了。

　　前一段时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员徐钦琦先生曾给过我一个他最新的研究材料，大体是说文学艺术与科技成果的发明与进步，与气候有很大关系，历史上每一次群星灿烂的时期都是一种特殊的气候所致。文中他举了若干事例加以证明，如希腊文化的奠定、罗马的兴起，以及著名的文艺复兴等等。我认为他的研究有一定的道理，但气候的原因只能代表一个方面，远不能包括一切因素。重要的因素仍然是人的意识和精神状态，不是环境与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