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现身经济论坛仅谈改革 只字不提人生际遇

[提要] 近日，有外电报道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卷入美国间谍案、被带离调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网站日前公告，称吴敬琏目前工作及生活一切正常。吴敬琏30日出席某会议时也进行了澄清，称“卷入间谍案”属谣言，他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

　　市场化改革：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专访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

　　■本报记者 张剑荆

　　8月30日，刚从天津回京的吴敬琏又到顺义参加“市场化三十年论坛”。在这次会议上，他像往常一样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会议主持者在介绍他时说，“吴市场”是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参与者，他的看法对于我们思考改革的未来，会很有教益。在这次会议上，他作了“中国改革向何处去：市场经济，还是重商主义？”的主题发言。

他敏锐、直率、理性和缜密的言说风格，使会议室里充满了热烈的掌声和善意的笑声。在发言时，他对于自己的人生际遇只字不提，所论皆事关改革。会议间隙，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就我国改革的市场经济方向，专访了这位著名的经济学家。

　　中国经济时报：人们在描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有一个十分流行的说法叫“摸着石头过河”。您同意这个说法吗？

　　吴敬琏：这个说法，涉及的是我国改革的目标模式。改革最初几年，虽然在全社会范围形成了变革的共识，但是，改革目标还比较模糊。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体制目标。当时的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变革设想。不过在当时进行全面改革的思想和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中国党政领导采取的策略是在保持国有企业和命令经济占主体地位的条件下，作出了一些变通性的制度安排。比如，在土地仍归集体所有的条件下，以“包产到户”的形式恢复农民的家庭经营；在保持公共财政与企业财务合一的前提下，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使各级地方政府有了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在物资的计划调拨和行政定价的“计划轨”之外开辟出物资串换和协商定价的“市场轨”； 在国内市场的“大气候”尚未形成的情况下，构建“经济特区”的“小气候”来与国际市场对接。

　　这些变通性制度安排的关键，就是在保持命令经济基本框架不受触动的同时，引进了市场经济的因素作为补充。市场因素的出现，为一些有才能的人士积极从事生产性活动提供了可能性，促使国民经济很快恢复。

　　这些变通性制度安排更深远的影响，是形成了一种“双轨制”的制度环境。一方面，作为计划经济基础的国有经济（存量部分）仍然按照命令经济的逻辑运转；另一方面，新成长起来的民营经济成分虽然仍然在不同程度上依附或隶属于基层政府，但其供产销则大体上是由市场导向的。

　　中国经济时报：那么，在您看来，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逐渐明确起来，始于什么时间？

　　吴敬琏：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是在1984－1992年期间逐渐形成的。

　　上世纪80年代初期， 已经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用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来取代计划经济的旧体制的问题。到了80年代中期，随着变通性政策取得一定的成效，人们发现，仅仅依靠一些不成体系的政策来“调动积极性”，并不能实现经济的根本性变化，相反还带来种种冲突和混乱。于是，就提出了需要探索什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一重大问题。

　　在讨论中，政界、经济界和学术界人士大致提出了四种体制目标模式：（1）后斯大林时期的计划经济模式（“改良的苏联模式”）；（2）“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东欧模式”）；（3）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东亚模式”）；（4）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欧美模式”）。在1980年代中期，在模式（1）和模式（2）的影响逐渐消退的同时，模式（3）和模式（4）占了上风。大体说来，在后两种模式中，东亚模式往往为官员们所钟爱，而欧美模式则为具有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学者所向往。不过，虽然这两种模式在政府的作用问题上存在原则性的差别，但在当时命令经济还占有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它们之间的分歧并不占有突出的地位。而且即使以自由市场经济作为改革最终目标的人们，也往往认为在落后经济高速发展的冲刺中，强有力的政府往往利大于弊。从1984年以后的中国党政领导机关的文献可以看到，在对改革目标作理论论述时，大体上采用模式（4）的语言；而在规定具体措施时，则有更多模式（3）的内容。

　　这样，在具有改革思想的官员和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在1984年10月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形成一种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改革思路，这就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或“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应当说，从这时开始，就不再是“摸着石头过河”了。

　　中国经济时报：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有两个字的差别，但是，这个转变却花费了数年时间。

　　吴敬琏：明确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在此之前，经历了一些曲折，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改革大辩论。但也正是这些曲折和辩论，使愈来愈多的人明确地认识到，要建立的新的经济体制就是在现代国家中普遍流行的市场经济，问题的关键在于用市场取代计划来进行经济资源的配置，决定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如何分配等微观经济问题。

　　中国经济时报：不少学者用“增量改革”战略来解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但是，正如您最近一再指出的，增量改革战略也导致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1）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日益恶化；（2）由此引发反复出现的通货膨胀；（3）利用“双轨制”以权谋私者的“寻租”活动日益猖獗，行政腐败广泛蔓延；（4）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等等。

　　吴敬琏：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虽然在1984－1992年期间逐渐形成，但是改革的实际推进，仍然按照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做法，以“增量改革”的方式进行。这就是说，对于计划经济原有的部分（存量部分）不作大的改变，改革和发展着重在增量部分进行。增量改革战略对80年代改革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由于没有触动国有经济和改变“双轨制”的基本态势，就带来了一系列消极后果。

　　为了克服经济社会领域存在的弊端，需要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用配套改革消除“双重体制胶着对峙”状态。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宣布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以后，1993年11月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新的改革战略，设计了一系列重要改革的目标和实施步骤，要求在20世纪末把市场经济制度初步建立起来。从此经济改革进入了大步推进的新阶段。到世纪之交，以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基础成为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它的主要表现是：第一，民营经济份额的提高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格局的形成。这种格局首先在沿海地区形成，然后逐步向内地延伸。凡是建立了这种所有制格局的地区，无一例外地出现了社会投资迅速增大，内外贸易空前活跃，经济全面繁荣的局面。第二，商品市场初步建立，要素市场开始形成，并在资源的有效配置中起到了愈来愈大的促进作用。第三，宏观经济管理体系初步建立。这一体系的基础在1994年的财税改革和金融改革中开始建立，使宏观经济管理当局有可能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总量手段调节宏观经济，并在1994－1995年反通货膨胀和1998－1999年反衰退的宏观经济调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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