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泰国乱局走不出怪圈 改革因国王注定失败

　　泰国乱局背后的警示意义

　　王龙

　　泰国首都曼谷又一次掀起了反政府示威活动，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总理沙马已经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警方逮捕了85名冲击国家电视台的民盟成员，更使政局充满了变数。而唯一可以平息事件的军方力量，一方面不想因镇压民众成为历史的罪魁祸首，另一方面担心强迫政府内阁辞职，自己承担军事政变的恶名，所以一直保持中立。

　　时光倒退两年，他信政府由于实行经济改革，失去了社会主流的支持，军方势力一呼百应，在其出国之际发动了政变。一年后，军政府迫于内外压力，终于还政于民，恢复了大选，才使人民力量党的沙马成为总理。而沙马执政不久便陷入了和他信一样的漩涡。所谓“一样”，是因为他们面对是政治群体一样，面临的政治危机一样，这些人所使用的手段也一样。这就好比现世现报的恶性循环，让泰国走进了一个永远看不到出路的怪圈。

　　近期关于泰国政局的分析文章很多，对国王、总理、党派领袖、军方司令的评述也不乏真知灼见，而泰国民众的力量一直没有进入观察家们的视野。这似乎暗示着，决定泰国命运的只能是上述几股政治势力，不论总理辞职还是被迫流亡，也不论是暴力终结还是和平妥协，权势阶层一旦达成默契，一切都将归于平淡。换句话说，该暴富的依然可以暴富，该贫困的依然应该贫困，只要没人心理不平衡去争取什么权利，泰国就能成“国泰”了，至于“民安”与否，都无关政局。

　　其实，泰国连年动荡的起因并不是党派角力，而是整个社会的贫富分化。在他信执政之前，泰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2500美元，一度被世界银行评为初级发达国家。但由于泰国80%以上的人在农村，大部分人长期挣扎在温饱线以下，造成了社会利益总分配的不均。一边是繁荣奢华，高楼林立，人们享受着超级的现代化生活；一边是贫困潦倒，居无定所，为了生存疲于奔命。虽然他信上台后大力扶持农业，有效地缩小了贫富差距，但两个阶层的收入差距仍然令人望而生畏。

　　为了达到城乡利益的总体平衡，他信政府曾连续颁布惠农政策，对泰国的经济结构进行改革，却直接导致了既得利益集团的不满，包括卫生、教育、城建、金融、能源等行业的降薪等，引发了社会主流的抗议。由于这些人长期主导着泰国的经济命脉，在泰国的政治领域同样举足轻重，所以他信的良好愿望换来的只是作茧自缚。和他信一样，沙马的压力也来自泰国富裕地区的精英群体，尽管示威的口号和公开的理由是谴责人民党有贿选行为，或者是对沙马与他信的密切关系不满，但其背后隐藏的心理所有人都能意会到，就是“沙马是他信的傀儡”和“推动修宪”。据泰国《民族报》称，在上下议院就总理沙玛及其政府的不信任动议辩论中，沙玛坚称自己不是他信的傀儡，也明确表明不会将泰国的君主立宪制改成共和制。这两句话貌似招架，无疑说透了泰国政局不稳定的实质。

　　不应否认，任何层次的社会改革，说到底都是一种利益再分配。在穷人收入的增多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富人收入的相对减少，这当然不是泰国既得利益集团希望看到的结果。特别是当沙马不能代表社会上层利益的时候，反对派操纵的经济、文化、政治团体就会群起而攻之，而大多数农民又没有话语权和参政权，现实的社会状态等于摆在了沙马面前两条路：一是维持社会现状，满足既得利益者的要求，对民间疾苦不闻不问；二是像他信一样逃离泰国，远离这个是非之地去苟且偷生。

　　但不管沙马及其政府未来的命运如何，对于泰国政局的稳定都没有决定性的意义。抛开各利益派别的争斗不说，只要一天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富差距，泰国社会就存在一天的隐患。上层与底层（大多数人）的严重对立，又必将使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借用沙马的话说，“一个有着6300万人口的国家，不可能让一个由五个人发起的街头团伙夺过控制权”。也正是这种“不可能”，预示着泰国两个阶层长期对峙的极大可能性。

　　不过，沙马所谓的“不会将君主立宪制改成共和制”肯定不是玩政治术语，因为他明白，王室在泰国是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虽然在党派纷争中往往表现出宽容的王者气度，如果真要触及他们的利益，“太子党”更不会善罢甘休，那样改革的结果会使他四面楚歌，甚至身败名裂。这也是泰国改革的最大难点，享有至高无上待遇的特权阶层根本不会放弃既得利益，虽然他们同样真心怜悯穷人，同样祈愿国民共同富裕，但决不代表愿意把自己的一丁点财产分给穷人，他们需要的是维持社会现状，以期子孙后代永享荣华富贵。

　　国王一言九鼎，军方效忠的不是议会和政府而是国王，这也是造成泰国政局长期混乱的根本原因之一。反对者之所以有恃无恐，胆敢在荷枪实弹的军警面前冲击总理府和电视台，正是猜透了王室的心理，看准了他们最脆弱的一面，在总体利益上与国王和军方保持了高度一致。由此看来，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奉行什么制度，只要专制的内核还在，大多数人就会永无宁日。在此前提下，任何动因的改革都注定要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