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13天的修整，对于鸟巢志愿者王珏来说，太漫长了。这13天，她学会了如何推轮椅下坡，学会了为盲人引路，甚至还学会了怎样与残疾人沟通，但她还是觉得“很难熬”。
“知道该怎么做，能怎么做，但是没有机会实践。”王珏是一名观众引导志愿者，从下午1时到鸟巢“待命”开始，一直到傍晚5时观众开始陆续进场，王珏的一双大眼睛就没有停止过搜寻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她迫切希望为肢残人士推一回轮椅，为盲人带一次路。
出乎她的意料，尽管参加残奥会开幕式的观众中有相当大比例的残疾人，但他们中需要帮忙的人却不多。
“我们有规定，一看、二听、三问、四动手。要充分尊重残疾人自身的意愿，像对待健全人一样平等地对待他们。”王珏吐了吐舌头，无奈地笑着，工作四五个小时以来，她还没有帮助过一位残疾人朋友，但她却在志愿服务过程中认识了一个“残疾人哥哥”。
王珏的“残疾人哥哥”名叫赵玉明，他也是一名残奥会志愿者，服务点就在王珏站岗点对面的观众服务信息台。
与王珏盼望推一回轮椅不同，他从小到大都是摇着轮椅“走”过来的。从事奥运会志愿服务期间，由于早上上班时间较早，坐不上公交车，大多数时间他都是从位于西客站附近的家里摇两个多小时的轮椅到鸟巢的。如果早上6时报到，他凌晨3时就要起床出发。但他却从未像志愿者经理提出过放宽标准的要求。
“大家都是一样的，我凭什么要求放宽标准呢？”赵玉明不忌讳同别人谈自己的伤残情况，他摇着头，咧嘴笑，露出两颗小虎牙，“哎，小时候开刀没开好，伤着脊髓神经了，腿就不能动了，所以只能靠摇轮椅了。”曾经是一名体育新闻编辑的他，至今还常在一些轮椅篮球比赛中露脸。
“嘿，兄弟，你们这儿有没有望远镜啊？”一位观众一瘸一拐地向赵玉明走来，一手撑在服务台上，一手在额头上抹汗，得到解答后，观众很随意地挥手致谢，又走开了。
不仔细看，坐在服务台后方的赵玉明跟健全人没什么两样，他笑笑说：“这哥们儿，估计还没看出来我坐着轮椅呢。”他告诉记者，从奥运志愿服务开始，很少有人会主动问他是不是残疾人志愿者，“一方面躲在服务台后面看不出来，另一方面观众就算看出来也不会去说，大家都挺注意的。”
赵玉明所说的“注意”，指的是潜意识里一种尊重残疾人、平等对待残疾人的理念。几乎每一名残奥会志愿者都知道什么叫做“过度服务”。
鸟巢新闻运行混合区助理、志愿者崔枭醒今天算是见了一次世面。由她“把守”的鸟巢媒体工作区来了两名残疾人记者——一个盲人，一个坐着轮椅。
“培训的时候就知道会有40多名残疾人记者来采访，但没想到那么快就遇上了。”崔枭醒走到摇轮椅的记者身边，准备帮他开门，手刚一伸出去，又缩了回来。“过度服务”4个字从她脑海里闪过，“也许人家自己能行”。
果然，记者用右手推开大门，左手摇着轮椅通过，离开时还给了志愿者一个微笑。
北京奥运会培训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特聘专家赵济华曾参与过多届残运会，他力主在志愿者培训内容中强调维护残疾人运动员的尊严，保护他们的自尊心，使他们以不受伤害的方式获得帮助，“不必要事必躬亲，过分热情，因为那样做的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
他用自己在亚特兰大残奥会的一次经历说明问题。
亚特兰大残奥会的残奥村设在亚特兰大理工学院，院内地势凹凸不平。一次，赵济华见到一位轮椅运动员在丘陵坡上费劲地摇着轮椅跋涉，就赶紧跑上前去帮忙，没想到运动员回过头来愤怒地冲他连声喊：“No，No！”
“我明白了，此时此刻，他并不需要我的帮助，他希望我能够把他视为一个平常人，仅此而已。”赵济华说，较之健全人的体育赛事，志愿者的组织与介入，对残疾人体育运动会更为重要，是残运会成功与否的生命线。
残奥会开幕式上，有的志愿者刚开始慢慢学习如何与残疾人相处，有的人却在一旁盘算着开幕式结束后的1小时会有多少事情要做，要忙到几点。
“奥运会开幕式结束后1小时内，我们把所有的工作人员全都派出去干活儿了。”刘屿是鸟巢运行支持组的一名志愿者，人称“骨灰级运支”，她从今年4月开始的好运北京测试赛到奥运会、残奥会，所有志愿服务一次都没落下，服务岗位一直都是场馆运行支持，志愿者之间流传简称“运支”。
奥运会开幕式那天，刘屿用轮椅将一名行动不便的海外华侨从鸟巢一直推到地铁北土城站，再将轮椅空推回鸟巢。这天晚上，鸟巢运行支持组的志愿者全体出动为残疾人和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服务，“最近的一个推到盘谷大观，来回40分钟，最远的推到三环路”
刘屿说，如果今天有人需要，她仍然愿意把人送到北土城，“为人提供便利，换来的是观众对我们的感谢。我们是非常幸运的。”
本报北京9月6日电
照片：一位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志愿者在北京地铁8号线出口附近为观众指路。新华社记者杨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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