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面临生态危机 移民上万人

    真正要转变的是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

    “我长这么大，头一次穿短袖衬衣。

    “最不适应就是气温。”山上全年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而山下夏季气温高达30摄氏度。这让乌拉格图和一同下山的牧民极为不适应。他第一次在山下被蚊子叮咬，看着手臂上的肿包，不知是什么原故。

    山上天天喝奶茶，山下偶尔喝喝；肉也吃得少了，身上少了力气；没马骑了，出门都要走路。

    但让他们不适的还不仅仅这些。

    “把这片地里的辣椒摘了，给你30元。”乌拉格图头一次给雇主干活，一听能给这么多钱，老实淳朴的乌拉格图二话没说就下地了。

    “这辈子也没弯过这么久的腰。”但一想到一天就能挣30元，乌拉格图用手撑着腰、咬牙坚持着。

    “这是你一天的工钱。”雇主把两张十元票子递过来。“老板，不是说好30元吗？”乌拉格图怯声问。

    “我什么时候说了，你听错了吧，不想要算了。”雇主一副不奈烦。乌拉格图只好接过这20元，揣在兜里，扶着腰回家了。

    “以后干活要先签合同。”副乡长阿木西告诉乌拉格图。通过这件事，乡里组织牧民们培训相关法律知识。慢慢地乌拉格图和身边的牧民们知道了什么是合同，怎么签合同。

    “这张纸的作用这么大？”从这以后，乌拉格图每次出去干活，都要和雇主先签个合同。不按合同上签的价钱付钱，就找地方讲理。不签，我就不干，反正想找零工的雇主多的是。

    乡干部说，这叫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乌拉格图虽没有完全懂那些词的意思，但他知道这可能和自己做的事有关。

    山上和山下有许多不同。而看病更是件头疼事，山上虽然有卫生所，但一旦得个大病，夏天要包个车，就得近千元，而到了冬季要想下山就更难了。

    特尔巴特来到山下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乡里，花2．5元找了个澡堂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

    在山上洗澡是很奢侈的事。“山上太冷了，洗澡很容易感冒。”特尔巴特一年当中洗两三次澡，夏天多是用湿毛巾擦擦，而到了冬天，零下40多摄氏度的气温，人在蒙古包里凑着火炉取暖，前面身子是暖的，后背还是冰凉。

    特尔巴特下山第一个月全家就挣了800多元，他带着老婆孩子去了趟县城，进了一回县城的澡堂。而后三口人干干净净地逛集市。

    老婆在一条裙子前停住了脚，拿在手里看个不停。山上冷，女人很少穿这么薄这么花俏的裙子。“多少钱？”特尔巴特问摊贩。

    “85元”摊贩要价。特尔巴特咬了咬牙二话没说就付了钱。

    回到家，老婆穿上裙子在房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舍不得脱下来。这是老婆这么大头一次穿裙子，特尔巴特在一旁开心地欣赏。

    “这裙子最多30元。你没还价？”乡干部的话让特尔巴特乐不起来了，买东西还能还价？多付的50元，可是他近两天的收入啊。

    讨价还价。特尔巴特记住了这4个字，并把它们用到了买东西以外的其他方面。

    “30元一天，外加一顿炒面。”雇主找上门来。“40！午饭要拌面！”特尔巴特学着讨价还价。

    特尔巴特的账算得越来越精了。政府给他家分了20多亩地，别人家种这种那，自家种点儿什么？

    他开始四处打听，找当地农民请教。种一亩棉花，能收入200元，种一亩玉米可以收入350元，可要是种辣椒卖得好的话可以挣500元。

    特尔巴特的做法得到了乡干部肯定，说他有了“市场意识”，特尔巴特不理解什么是“市场意识”，但他自己感觉，这些东西都是在山上所没接触过的。

    下山的牧民们慢慢学会了被乡干部说成这意识那意识的事，也渐渐习惯了用这些“意识”和外面的世界打交道。

    刚下山时，一些牧民因为不适应山下的生产和生活节奏，政府给了房子，每月还补助15公斤面粉、10公斤大米，有吃有住。“这日子比我们在山上的日子好多了。”一些在山上过惯了穷日子的牧民，面对政府给的一切很是知足，有一些人不愿意出去打工种地，天天呆在家中享受着。干部们把这种人称之为：靠在政府身上的人。

    “输血只能救一时，而不能救一生，要让牧民们真正能住得稳，必须让他们自己动起来，实现自我造血。”才仁县长称，不能让这次生态移民再走以前不成功的老路。

    “山下不像山上那样悠闲，一天不出去干活儿，你就没钱挣。”看着别人家几百元几百元地往家拿，一会儿买个手机，一会儿又添个冰箱，“棉花是白的，可眼睛是红的”，没人愿意被人瞧不起。

    那些“躺在政府身上的人”躺不住了。拿起铁铣下地学种地，主动出去找活儿干，并私下里开始和周围的人较起了劲儿，看看谁家能干，瞧瞧哪户更富？

    竞争悄悄在牧民中展开。那种在山上独家放牧，户户少有往来，闲悠自在的日子不见了。牧民惊喜地发现，生活在压力中变得越来越好了，日子在竞争中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