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在东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讲话。福田康夫在当晚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辞职。新华社/法新
9月1日,日本首相福田康夫“闪电”辞职。自去年9月12日安倍晋三“抱病辞职”后,不到一年内两次爆发“首相撂挑子型”政治地震,反映了日本政党政治的深层较量。日本经济在进入成熟期后,其政治体制迎来了模式转换的“阵痛期”。
自1993年自民党结束一党单独执政的“1955年体制”后,日本政治舞台已经拉开两大政党交替掌舵的历史序幕。
问题是,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深陷10年衰退的“历史黑洞期”,经济社会结构急剧变化。反映在政党政治上,日本主要政党和党派“朝合夕散”,重组、裂变不定,两大政党模式至今尚未最终形成,导致政坛更迭频繁,首相面孔十年九变,政治生态严重恶化。
日本政党体制的不确定集中体现在选举制度上。选举制度是政党结构的晴雨表。一般两大政党体制通常选择“小选区制”;多党林立的政党结构通常选择“中选区制”;而一党居主,多党紧随的政党结构通常适用于“小选区与比例代表并立制”。1996年日本进行的选举制度改革,实行了“小选区与比例代表并立制”,反映日本的政党结构依然处于自民党一党独大、其他政党竞相追赶、政党势力尚在变动的混乱格局中。尽管2007年7月民主党取得参院换届选举的阶段性胜利,赢得参院议席总数上的优势,但其总体实力仍存在不确定性,无法确保在众参两院同时获得优势议席。
正是这种政党结构的不确定性,形成了自民党与民主党的政治不自信。其结果导致在国会政治上形成了两大政党相互掣肘、彼此拆台的“扭曲国会怪圈”,从而使执政党的政策难以顺利落实,日本政治陷入内耗型混乱局面。在此背景下,日本固有的官僚机构权力复活,反过来对政党政治又构成了强烈的牵制。包括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公明党在内的众多小党,则日益演变为政治天平上的移动砝码,其政治倾向更趋功利主义,进而导致执政联盟内部矛盾暴露乃至激化。事实上,无论是安倍晋三,还是福田康夫,都深深受制于这种政治乱局的困扰,执政能力受到严重制约,难保支持率不下滑。
进入新世纪,日本经济迎来了发达国家无法回避的成熟期。其典型表现是,政策体系疲劳,创新机制钝化,国际竞争力相对下降,潜在经济增长率陷入滑翔轨道,同时,贫富差距扩大,社会潜在问题上升。
日本经济的成熟期又表现了独特的风格。第一,人口出生率下降,人力资源结构出现“高龄低质化”,“创新体质”下降。第二,财政赤字扩大,政府债务增加,社会保障制度暴露了结构性财源不足的弱点,无法应对人口结构的变化,阻碍经济发展,酝酿社会不稳和政治动荡。第三,日本历经10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不断遭遇“新保守主义”的制约,未能形成应对全球竞争的全新制度,迫使日本企业不得不转向海外寻求发展空间,导致日本经济出现结构型竞争力弱化,潜在增长率长期低滑。第四,经济发展资源过度向东京、大阪、名古屋等中心城市集中,地方经济缺乏活力,地区差别日趋明显,经济发展结构失衡。
日本经济结构的变化与全球化息息相关。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的对立退化,世界市场重新统一,世界生产要素不再受政治阻碍,可在全球范围相对自由移动。尤其是,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带动东亚地区掀起市场制度创新浪潮,地区经济形成相互依存的网络。东亚出现群雄并起新格局,客观上也导致了日本的“亚洲门户”地位下降,国际影响力相对弱化。贸易结构的变化呼唤日本必须及时调整国内政治和社会制度,实行彻底的制度变革,但鉴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日本经济、政治、社会体制改革严重滞后。
由此,日本经济进入了成熟后的“更年期”,支撑日本经济崛起的“自民党政治治理模式”难以应对新局面。经济结构的剧变,犹如岩浆滚动,驱动政治板块急剧漂移。日本政治迎来了“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对决期。
小泉政府提出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历经安倍政府的“新保守主义”蜕变,再经福田政府的“温水效应”,似乎变成了日本政治的“孽债”。“修补小泉改革的负面影响”成为最热门的话题,缩小差距、解决养老金问题成为各党争扛的大旗。面对政权危机,福田被迫提出“改革与修复改革并重”的理念,日本政界重新掀起是搞“北欧模式”还是走“美国道路”的争论,积极财政与健全财政、大政府与小政府这对历史命题,重新成为日本政治对决的引子,使日本的改革更加不明方向。
在扭曲的政治生态下,选举成为关乎各政党政治生命的前提,无论是自民党,还是民主党,都不敢无视选票,大行改革;相反,假借“修复改革”旗号,竞相许愿,实行深度保护,大行改革逆流,这也无异于饮鸩止渴,必将使自民党的政治治理模式再度延长,成为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阻碍。
在此背景下,日本的国家发展战略、对外战略,乃至对华战略,很难不受政治乱局左右。日本如何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影响力,也很难不令人担忧。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刘军红)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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