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经济法、竞争法。著有《国际竞争法研究》等。
反垄断法保护的是竞争秩序，而非竞争者 协调问题成为一个现实和严峻的问题 反垄断法同样需要一个成长过程 最近，各地纷纷出现“反垄断第一案”，再次引发人们对反垄断法实施的思考。
反垄断法被称为“自由企业大宪章”，承担着中国竞争机制和竞争法律环境建立、维护和运行的重任。这部仅八章五十七条的法律，如何在中国市场经济环境中加以实施？
保护“竞争秩序”而非竞争者 反垄断法保护的是“竞争秩序”而非竞争者。
反垄断法通过对竞争格局的保护来实现经济效率的最大化、技术创新和提高消费者整体福利等目标。在法律实施过程中牢牢把握这一价值目标，就不会出现所谓的打击外资企业、保护国有企业等执法取向。这些取向并非反垄断法能够实现，也不该由它来实现。
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是多层次的，“点”很多，比如效率、创新、消费者利益等等。对于这些“点”的选择和取舍，将成为法律实施的难题。
首先，不同层次价值目标的取舍，是随着经济环境以及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而变化的。在最大限度地促进竞争这一目标指引下，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点”受到更多地推崇、鼓励和保护。其次，“点”和“面”、“点”和“点”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关系到局部与整体、现实与长远利益的取舍和把握。反垄断法中的有些案件，在某个时点或某个区域看来，可能对个体或者部分消费者的利益构成损害，或者可能并不具备损害竞争格局和竞争秩序的特征，但从长期或整体的角度来综合考察，结论却可能截然相反。
专业性不是“绊脚石” 反垄断法的实施对执法者、执法机构、执法依据的专业性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但是，高度的专业性并不应成为法律实施的绊脚石。可以通过合理的方法来完善和丰富这部法律，让它所蕴含的内容和价值通过更多细化的条文，真正扎根到中国这块土地上。
中国近年来经济立法领域的飞速发展，也面临法律成长和成熟的问题。反垄断法同样需要一个成长过程。
理性看待反垄断法实施，无需期待在它实施之初，就能给中国市场经济环境带来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通过反垄断法来构建中国市场经济环境中的竞争框架，目前的法律条文做到了。在现行框架下，如何使反垄断法实施专业性问题得到解决？
首先，按照中国反垄断法所构建的框架和体系，以精细化的思维制定相应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官方指南等，丰富和完善反垄断法实施所需的内容和制度。这些制度包括实体规则和程序指引。
其次，法律实施中尽可能多地运用个案分析的手段。在反垄断法的实施过程中更加充分地运用合理原则来进行个案分析，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反垄断法实践的发展趋势。
再次，充分重视反垄断法法律人员的培养以及人才队伍的建设，包括执法人员、法官、律师、经济学家的选任、培训，执法机构专家委员会的设置和运转等等。这些法律人员的培养和互动，最终决定了法律实施的效果，也将在最大程度上推动反垄断法向前发展。
反垄委应担当最终裁决 目前的三定方案表明，反垄断执法部门是三家执法，发改委系统、工商局系统、商务部系统各分管反垄断法中的一部分内容，即价格垄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委员会承担这三个部门的协调职责。此外，反垄断法的实施还涉及到诸如电信、电力、能源等行业监管部门的协调内容。
这种安排的问题在于，发改委系统、工商局系统、商务部系统可能存在职责重叠和交叉，可能导致多头执法或者执法真空；而与行业监管部门的协调又涉及到复杂的法律协调和法律解释工作。协调问题成为目前反垄断法实施所面临的一个现实和严峻的问题。
首先，三家执法部门应当就执法标准、职责交叉等问题进行充分的沟通、统一和澄清，减少行政资源的浪费，避免多头执法和执法真空的产生。
其次，充分发挥反垄断委员会的协调作用，在处理个案的标准区别以及涉及到部门联合的问题时，统一通过反垄断委员会进行协调。在产生争议时，反垄断委员会应当扮演最终裁决的角色，而不应仅仅是斡旋或者调停的角色。
第三，在与行业监管部门沟通处理法律协调和法律解释的问题上，从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协调的角度看，在满足一定前提条件的情况下，逐步实现竞争政策优先，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当确保对竞争的最小损害原则。当然，这并不否定在竞争政策中纳入产业政策的考量因素。
反垄断法的实施，任重而道远；但我们并不因此而放弃追求，失落了对“自由企业大宪章”应有的期待。（黄勇） (来源：人民日报)
(责任编辑：黄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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