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我们也看到有这样的数据,比如说近几年来,北京的车辆增长速度是道路增长速度的五倍,大家就觉得,因为车多的原因,路少的原因,所以说要对部分车辆进行限行,这是它的应该说是一个原因,或者说提出限行方法的一个借口,对吗?
白岩松:
其实在奥运期间的时候,我觉得北京市政府包括第一次开始进行单双号限行的时候,是在“好运北京”测试的时候,它也测试了一下单双号。我想所有人都应该注意到一个小细节,报请国务院批准,这就说明北京市政府也意识到进行这样一个强制的一刀切的政策,不是我自己这就能立即做主的,它涉及到很多人的公共利益,养路费大家也都交了,提前有另外一个规则的约定,突然我改变规则了。在奥运会的时候实施,为什么得到大家的支持呢?我觉得不是大家对它的资质的肯定和对这种决策的肯定,而来自于大家的情感的一种肯定,我愿意奉献,奥运会这是一个百年梦圆的时刻,我作为北京的市民,我愿意牺牲这几个月单双号限行的不便利,而支持北京奥运申报办的很好。这样一种奉献所以才导致了像北京的交管部门等等都对市民说谢谢,不能是大家的奉献,可是当结束的时候突然变成了一种强制,对大家的情感打击也会很大。
主持人:
实际上我想我们抛开一些理论层面来说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从实际的情况来看,北京在奥运期间的的确确道路畅通了,如果说我们现在真的把单双号限行的政策取消掉,马上又要回到那种拥堵的状态当中,怎么样来面对?
白岩松:
我觉得你回到了这样一种拥堵的状态当中,恰恰是逼迫管理层去思考和要解决的问题,比如说关于公共交通的问题,比如说关于更科学、更人性化和更动脑子的管理方法的疏导的问题,还有一个交通布局和城市布局的这些问题等等,你都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不能说是大家把我原本应该承担的责任,现在用最简单的方法一下子变了调了,变成是我的一种管理的效果,不对,跟那完全没有关系。
而且刚才开篇我不是说了吗?表面上交通畅通了,但是会堵住另外一些东西,比如说权力寻租的问题,实行了单双号的限制,可能有很多有权力的人就能得到各种单双号可以无障碍通行的证件,普通的老百姓是无法获得的,谁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制约这样的证件,在单双号的限行当中不会快速地增长呢?所以我们反过来说这样一个极点,私人物品突然你的权利被剥夺的问题,还有堵不住真正的富人和真正有权利的人,他们可以再增加车辆,对他们其实没有影响,另外权力寻租可以办各种各样的证件,单双号我不受限制,等等很多因素,然后管理水平下降,我想它比交通拥堵对于一个城市未来的发展隐患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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