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豆“袁隆平”严小龙倒在科研破关时(图)

严小龙种的大豆曾创下亩产603斤的“奇迹”。

　　为让中国大豆不依赖进口,华农教授严小龙两次选择回国“种”大豆,并迈出革命性一步

　　大豆“袁隆平”倒在科研破关时　　

　　严小龙选择大豆研究领域包含强烈的民族情感,他一生致力于如何提高中国大豆的种植水平,让一个泱泱大国不用70%大豆依靠进口,他的研究已迈出革命性的一步。

　　他是七七级首批公派留学生,为了母校能如期开出课程,他中断在美国学业,放弃跟从现代植物营养学鼻祖继续深造机会回国；1992年他在哥伦比亚国际热带农业中心获得博士学位,面对当地挽留,他再一次选择按期回国。

　　严小龙留给这个世界最后一句话是:照顾我们实验室、帮助我们发展。我们的大豆推广不会停,我们的学科还要继续发展。

　　教师节过去好几天了,团圆的中秋也已刚刚过去,可对于华南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的师生来说,心情格外沉痛。他们最敬重、最热爱的老师、长江学者、中国植物营养学科的开创者严小龙教授一个多月前英年早逝,年仅48岁。

　　一位经常彻夜在实验室干通宵的“工作狂”,一位华农羽毛球场上的双打冠军,一位忙得从不去体检,对自己身体充满自信的中年学者,却瞬间倒在了直肠癌的病魔之下,从发现病情到去世,仅仅八个月。

　　严小龙教授的办公室里,贴满了来自全国、全世界各地著名科学家和专家的吊唁。一棵像小树一样壮的广东高产优质大豆结满了沉甸甸的豆子,特意被同事从田间挖来,摆在灵前,以祭奠这位我国农业生命科学领域极具创新精神的中年科学家。

　　他留在这个世界最后一句话是:请看在我的面上,照顾我们实验室、帮助我们发展。临终前一周,浙江大学生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严小龙生前最好的朋友和合作者吴平教授前来看望严小龙。严小龙拉着他的手,依依不舍仍是他的学科和他的实验室,在场的人无不凄然泪下。

　　听闻噩耗,华农上下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李振声先生闻讯也悲伤不已,他说,严小龙是国际公认的优秀科学家,在植物营养基础理论和新品种选育等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突出贡献,他的离去,对国家、对学校都是极大的损失。

　　大家可能知道中国有个袁隆平,那是种水稻的大科学家。而华农的严小龙却是种大豆的大科学家,他一生致力的就是怎么把中国大豆的种植水平提高,让一个泱泱大国不用70%大豆靠进口,不用看美国四大粮商的脸色来进口大豆,不用由着别人把大豆价格从年初的3000元一吨提升到现在的近5000元一吨。

　　“我认为严小龙教授最伟大的地方就是选择了大豆这个研究方向,这一选择包含着强烈的民族感情。中国在十多年前曾是全世界第一种豆大国,但现在已落后到第五,大豆已成为国家粮食安全中一个重要问题。现在我们的技术已经成熟,可以把中国大豆的产量由每亩200斤提升到每亩400斤左右,这是革命性的一步,可正在大面积推广的关键时刻,严老师却走了。”在严小龙教授的办公室里,与他一道打拼的同事、华农植物营养生理与遗传研究室主任廖红眼圈红了又红。

　　严小龙教授和很多优秀的科学家一样,平时非常低调,不喜欢高谈阔论,只是埋头做学问。他曾数次拒绝本报的采访,希望自己能够低调平和地做学问。倒是在严小龙教授办公室那一大排书柜里,我们找到了一本13年前他与中国农业大学另一位长江学者张福锁教授合写的专著《植物营养遗传学》。在现在的中国植物营养学界有“南严北张”的说法,这是两面旗帜。书的前言,短短数语,让我们似乎一下子读到了平时没有一句壮语的严小龙的内心深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等地出现的‘经济奇迹’渗透着那代人顽强工作的血汗,我们的国外导师都是创造奇迹的积极参与者,我们希望成为中国这样一代人,并通过我们的血和汗使中国走向强盛。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机遇和幸福的根本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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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定了研究方向,这十多年来严小龙教授就成了实验室不归的“夜猫子”,频频奔波在田野乡间的农夫。据小龙教授的夫人罗健副教授告诉我们,这些年来严小龙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投进了科研中,不是在实验室就是下乡,过年也就是休息那么两天。他喜欢打羽毛球,打完就直接去实验室,连吃晚饭都顾不上。

　　而严小龙老师的学生忘不了,有时为了一株苗,他趴在地里亲手细细地挖,尽可能保持根茎的完整。有时为了一个数据,他可以在实验室通宵达旦。他领衔的大豆课题组经过反复的实验、失败、再实验、再失败,终于培育出了7个适应南方气候、耐低磷、高产优质的大豆品种,并在综合考虑品种、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为不同品种在不同区域的推广量身定做了一系列栽培模式、配套生物菌肥、微肥等高产、节本、增收技术,目前已经在全国11个省区和国外9个国家的40余个基地进行了推广示范。严小龙这一革命性的技术震动了学术界,也引起国家的高度关注。很多学者说,严小龙是中国的种豆大王,大豆的“袁隆平”。

　　严小龙踌躇满志,他心中还有很多伟大构想:他要改变南方大豆产量低迷的现状,他要通过遗传改良的路子,来缓解植物对价格暴涨的磷肥的依赖,他还要不断培养更多更优秀的研究生,率领学科冲刺国家级重点,他要让中国的植物营养学科扩大在国际上的影响……

　　在华农,严小龙不仅是学科带头人,国家级的宝贝,他在两次人生重大选择中的表现,让“严小龙”这个名字还有着一种特殊的含义。

　　严小龙是中国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入校才17岁。因成绩优异,本科毕业后他被国家公派去美国加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也是七七级大学生中首批公派出国的留学生。然而1985年底,严小龙才获得硕士学位,他就回到派遣他出国留学的华南农业大学。在当时,多少人梦寐以求到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去留学深造,然后拿到文凭,拿到绿卡,严小龙的归来,自然成为全校一条“爆炸性”新闻。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位当时年仅25岁的年青学子放弃在美国继续深造的机会呢?华农两位教授连兆煌、卢仁俊给我们揭开了这个谜。据他们介绍,当时就是因为他们以教研室名义写给严小龙一封信把他给“召”了回来。在信里两位老教师告诉他,土壤农业化学系刚刚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立了一个植物营养学硕士学位授权点,研究生招来了,可学位课程却开不出来,他们以征询意见的口气问严小龙能否回国把学位课程开出来。

　　“严老师生前告诉我,当时他一拿到信就马上和他的导师、美国加州大学的爱泼斯坦教授商量。爱泼斯坦教授是现代植物营养学的鼻祖,这位犹太教授很喜欢严老师,说他聪颖、勤奋、好学、踏实,打算不遗余力地把他培养至博士毕业。但当他知道严老师准备放弃继续攻读学位回国服务的原因时,爱泼斯坦教授当即表示支持严老师的这个选择。一个25岁的年青人能在这么高的程度上认同集体价值观,为了国内学科的发展中断自己的学业,我们究竟有多少人能做得到啊!”廖红教授对此非常感慨。

　　严小龙回国后不仅高质量地开出了学位课程,同时利用各种机会把爱泼斯坦学派的植物营养遗传改良学术思想系统地传播到国内,开拓出植物营养学和作物遗传学两大学科交叉的新领域。

　　但在研究过程中,严小龙深知涉足两门学科的结合点,必须具备双学科的理论修养和实验技能。他感到自己急需掌握遗传育种学知识。1988年至1990年,他在中科院院士、著名遗传育种学家卢永根教授和植物营养学家连兆煌教授的指导下,在国内修读了9门博士学位课程并取得了优异成绩后,于1990年赴哥伦比亚国际热带农业中心(CIAT),利用那里的菜豆种质库进行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1992年底,已经讲得一口流利西班牙语的严小龙用近两年时间顺利完成学位论文研究工作,面对当地的挽留,他再一次选择了按期回国。

　　严小龙教授就这么走了,倒在八月九日的清晨,倒在全世界为之关注的奥运会开幕式结束之后。在病床上他还一再叮嘱弟弟开幕式开始时要提醒他,可就在举国欢腾之际,这位有着强烈民族情感的科学家却再也没有睁开眼睛。

　　因为对自己的恢复充满信心,生病八个月严小龙竟没留下什么“遗嘱”。

　　严老师留给这个世界最后一句话是:照顾我们实验室、帮助我们发展。我们的大豆推广不会停,我们的学科还要继续发展。

　　严小龙去世的消息震动了华农,华农校长陈晓阳非常痛心,他说小龙的精神让我们深深震撼,但这个代价实在太大了。现在,华农强制教授特别是长江学者、珠江学者这“两江教授”要定时体检,定时休假,珍惜生命,善待自己。

　　本栏图文本报记者梅志清

　　通讯员卢新勤吕剑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