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潮：邓小平南巡后呈波澜壮阔之势

图：翁纯贤，第一代打工妹比起后来的农民工，在发展空间上有更多的机遇 图/大食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建国初期，中国的人口流动和迁徙并不受行政限制。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城市的大门对农民关闭。1984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20多年严苛的城乡隔绝体制终于有所松动。此后几年间，大批农民向乡镇转移。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沿海地区的开放，农民涌向沿海的大城市。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打工潮呈波澜壮阔之势。

　　翁纯贤 第一代打工妹的26年

　　“刚刚来的时候，一个月的工资大概80多块，等于当时我父母两个人的工资”

　　本刊记者 郑廷鑫 发自深圳

　　深圳？那是靠近资本主义社会的地方

　　在蛇口工业区的高楼大厦中，翁纯贤开着车穿梭在如棋盘般交错的大街小巷上，对每条路每栋建筑每块地皮的前世今生都烂熟于心。

　　“这是招商银行最早的总部，那是陆氏以前的工厂，后来被TCL收购了……”穿过一片1980年代的旧楼，是一栋4层的小楼，楼层中间种着翠绿的植物，在钢筋水泥的城市中让人眼前一亮，楼下的星巴克里坐满懒洋洋的人们，“这就是我们以前凯达玩具厂的厂房，后来翻新过，现在属于招商局地产的，正准备建一个蛇口创业园，以后做办公楼。”

　　再转一个弯，钻进几栋旧楼里，“这就是我们以前的宿舍，我们是第一批住进来的人。我以前就住在门口晾着红衣服的209房，都不知道那个房间到现在住过多少打工妹。”所有景象不再“若只如初见”——第一次住进这里的时候，翁纯贤只有18岁。如今，26年过去了。

　　那是1982年的4月30日晚上，大巴把120名从汕头来的女孩带到了这里。第二天早上起来，一个姐妹睁开眼一看就哭了，第三天就走掉了20多人，不到三个月，同来的120人，就剩了不到80人了。“当时周围全是杂草丛生的荒地，整个深圳就是一个大工地。”但是，翁纯贤和她们想的不一样，“一到这里我就说，我不会离开这里的，当时汕头最好的招待所也没有这里的厂房漂亮。到处灯火通明的，好像一个新的天地一样。”

　　在此之前，翁纯贤刚刚高中毕业，考不上大学。那时，没有考上大学的人，要么到生产组去工作，要么等着顶替父母的工作，她就在亲戚家的小作坊当学徒工。有一天出门，在大街上看到一张蛇口工业区凯达玩具厂招聘女工的启事。

　　“大字报上写着，香港凯达公司要在深圳蛇口开玩具厂，招高中毕业文化程度（相当于香港初中文化程度），我就是冲着香港初中文化程度这句话去的。因为我有很多亲戚在香港，舅舅姑妈的，他们都说过香港的教育水平很高，就想去试一下。那个年代还没有见过有这样招工的，也是闲着没事，就报考了，以为没有找关系走后门，肯定是没希望的。”没想到，考完试后的一天，有人敲响了她家的门，来者自称是街道办的，通知她，“你被凯达玩具厂录取了。”

　　家里的哥哥首先反对。在读大学的哥哥眼里，“深圳是靠近资本主义社会的地方，资本家都是在剥削工人。”在香港的外婆也急忙发来电报，警告她，跟香港老板打工太辛苦了。所幸的是父母没有反对，还劝说外婆，“再怎么样也总比上山下乡好。”于是，赶不上上山下乡潮流的她，登上了另一辆向着时代大潮开去的列车。

　　买房？那是遥不可及的梦了

　　凯达玩具厂是改革开放后内地的第一家港商独资企业，翁纯贤们也成为了深圳的第一代打工妹。当时的她们被统称为“凯达妹”。

　　刚到工厂的时候，管理员是香港人，不太会说普通话，“普通话夹着广东话，就我一个听得懂，我给大家当翻译，他就说，你来当组长吧。”从第三天开始，翁纯贤就成了车缝组的一个小组长，每天先给组员安排工作，分配任务，同时自己也干活。到了第二年，组长不用干活了，每天就在流水线边摆个办公桌，“看她们干活，调配任务，定产量，给她们计件，发工资。”

　　对于普通的工人来说，每个工人一天都有一定的工作量，没有完成任务不会有什么惩罚，但超额完成任务的则有加班工资，“加班工资很高的，刚开始是1.5倍，后来是2倍，重大节日是3倍。”这种多劳多得的制度，在那个年代显得新奇而高效，“基本上，所有人都在抢着干活，抢着加班的，没有人的工作量不超过标准的。”

　　她们的收入在当时也是远高于一般人。“刚刚来的时候，一个月的工资大概80多块，等于当时我父母两个人的工资。”翁纯贤说。

　　她们开始穿着香港买的衣服，流着时尚的大波浪头，成了当时的潮人。外企的工资里有30％是外汇券，她们拿着这些外汇券，为家里购置大件物品：NEC的电视机，松下的冰箱，友谊牌洗衣机，三角牌电饭煲……一年一大件，装上大箱子，背回老家。和很多同事一样，翁纯贤的家里成为老家那片儿第一个有彩电、洗衣机的人家。

　　1987年，翁纯贤与同在深圳打工的老乡吴甦峰结婚了，并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子，“那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公开售楼，在这以前，房子都是单位分配，或是租赁的。出售给职工的房子根本没有。售楼先在蛇口工业区搞实验，那时叫职工福利房。”64平米的房子，一万三千多元，首付30％，之后每个月300块左右的按揭，“那时候我一个月的工资500左右，夫妻俩一个月的家庭收入有1000多元”，日子过得轻松快活。

　　同样的打工，在20年后，打工者的境遇已经截然不同。民工成了“潮”，人也就汇流进去，成了一个数字，数字后面的人变得无比的渺小和茫然。至于在深圳买房，那是遥不可及的梦了。

　　再次寻求改变

　　2007年，当年的凯达妹组织了一次“再回首，凯达姐妹二十五周年”聚会活动，原计划来200人，没想到来了300多人。很多昔日的凯达女工现在已成为企业家、银行行长、金融投资商或者政府官员，这让翁纯贤很感慨。

　　当初做出离开凯达的决定并不容易。凯达的待遇好，员工福利也不少，只是几乎天天要加班，这让她接受不了，“如果一辈子都要加班那就麻烦了。我想去读书，就一定要离开。”

　　在凯达的时候，工厂周围没有什么娱乐设施，也没有可供消遣的玩意。翁纯贤偷偷跑到中专班去读书，那时候想读书了，因为看到很多人到蛇口培训中心学习出来后，都能当上单位的领导。在朋友的介绍下，她到了一家成立不久的南玻公司，待遇和以前差不多，关键是这里不用加班，而且这边很支持读书，“只要跟你工作有相关的，就可以去读，公司报销70％，所以，过来之后就去暨南大学的会计班读书了。”

　　1989年，在南玻的试用期结束后，公司准备录用她，但同时也告知一个规定：女员工刚进公司三年内不能生小孩。当时刚结婚两年的翁纯贤坚决反对这个规定，又回到了凯达。一个月后，她怀孕了。

　　第二年，儿子出生。按照当时的规定，翁纯贤有56天的产假。休完假回工厂的第一天，同事告诉她，国家出台了新政策，现在的产假是90天。她便直接回家，继续休假。再次回到工厂的时候，工厂领导有意见，认为她应该按照刚刚休假时的政策，56天后就回来上班，所以不给她发休假的底薪，她便把工厂告上法庭——这在当时是个大新闻，某种程度上，也是打工族权利意识觉醒的开始。

　　“当时蛇口有个职工俱乐部，有时会给打工妹放电影，有一次放电影之前，就有通告说，凯达公司的翁纯贤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大家要向她学习。南玻的人知道后，就说你既然跟凯达的人闹事了，就过来吧。”翁纯贤说。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