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死谁手?
9月18日清晨,石家庄和平西路539号,三鹿集团总部所在地注定不会平静。
大量的结石儿童的家长、消费者和经销商聚集在三鹿集团门口,他们都为讨要一个说法而来。
一位来自山西大同的杨先生告诉记者,他是一个奶粉经销商,多年来一直销售三鹿奶粉,这次“毒奶粉”事件,让他损失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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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天天堵门找我退奶粉,我坚持了几天,已经坚持不住了,没钱再给消费者退货了。”杨先生痛苦地说。
这次,他关闭了自己的销售点,把库存的200件问题奶粉分两次运来石家庄,希望三鹿集团能给他退货,挽回一些损失。
“三鹿”停奔
2008年3月以来,三鹿集团就已经先后接到消费者反映,有婴幼儿食用三鹿婴幼儿奶粉后,出现尿液变色或尿液中有颗粒现象。6月中旬以后,三鹿集团又陆续接到婴幼儿患肾结石等病状去医院治疗的信息。
三鹿集团传媒部部长崔彦锋曾在第一时间回应说:“作为具有60多年历史的国家知名企业,三鹿几乎成了我国奶粉的代名词,因此我们具有极高的社会责任感,婴儿奶粉是专门为婴儿生产的,在生产中对理化、生物、卫生等标准也是完全按照国家配方奶粉的标准执行检测的。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没有问题的。”
两天时间内,三鹿集团态度发生巨大转变。转变来自于中国卫生部声明,“高度怀疑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
原三鹿集团董事长、总经理田文华曾也公开表示:“我们在这次事件发生之前,已在内部检测出了相关的问题,我们也就检测结果跟有关部门进行过汇报。”
从今年3月底到8月初,再到9月初,三鹿集团受到三聚氰胺污染的“毒奶粉”一直没有停止生产,在此期间,数以万计的婴幼儿依然在食用着这种可以导致肾结石的“毒奶粉”。
在此期间,所有三鹿“毒奶粉”事件公开真相的渠道都被封锁。
河北省委常委、副省长杨崇勇9月17日承认,河北省政府和石家庄市政府对“三鹿问题奶粉”事件皆负有责任。石家庄市政府在今年8月2日已经得到三鹿集团有关“问题奶粉”的报告,但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没有将有关情况上报。
沸腾的民意下,追责势在必行。
9月16日,三鹿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田文华已被撤职,随后田文华已经被刑事拘留。
一个企业的法人被追责并不能平息沸腾的民意,追责进一步升级。之后,石家庄人大常委会按照法律程序,免去石家庄市分管农业生产的副市长张发旺的职务。此外,石家庄市畜牧水产局局长孙任虎、石家庄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张毅,石家庄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党组书记李志国也被免职,22日,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河北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被免职。
扩张之祸?
事后问责乃亡羊补牢之策,在这之前,三鹿集团号称从原料验收、生产加工到出厂销售要经过1100道检测关,并没能避免这起恶性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
三鹿“毒奶粉”事件的发生,凸显了其饲养管理模式的弊端,这种靠延长生产环节而降低成本的商业模式,让中国的乳制品行业在扩张之路上早早地埋下了隐患。
三鹿集团的前身是1956年2月16日成立的、由18家饲养户共45名社员组织起来的“幸福乳业生产合作社”。
三鹿可谓是成也扩张败也扩张,在三鹿疯狂迅速的扩张之路上,来自产业链脆弱的模式让三鹿逐步走上了自我毁灭之路。
石家庄市行唐县西吴村33岁的王会斌就是这场畸形扩张中的牺牲者。
2005年,王会斌与石家庄六路通乳业开发有限公司达成承包租赁意向,2005年6月22日,正式签署承包租赁合同。合同载明,租赁期限三年(自2005年7月1日起至2008年6月31日止),双方不得随意撕毁合同。随后,王会斌借了11万元,购买设备开始了生产。
然而,生产不到1星期,六路通公司给他车间贴了封条,说三鹿要兼并企业。
“半年后,厂子给我一张要我拉走设备腾出车间和库房的通知。我才发现,三鹿也是租赁而不是兼并,只是出了比我高20倍的承包费。”王会斌说。
对于王会斌这种小户来说,面对三鹿的扩张,他毫无办法。时至近日,王会斌也没能给自己讨一个说法。
三鹿集团传媒部工作人员杨爱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三鹿集团在奶粉原料采购环节存在纰漏,她解释说,由于三鹿奶源基地遍布省内外,奶源管理非常松散,对于奶农的不法行为难以监控。
这也恰恰说明,中国乳业在选择了快速扩张的商业模式的同时,却忽视了其中最重要的监管环节。
为了争夺奶源,乳业巨头没有考虑如何大规模规范化地建设自己的奶源基地,而是选择了成本很低的中间商作为奶源供应链,他们把奶农当作了供应链的最底端,大批奶贩子应运产生。
在采访中,很多奶农都向记者说明了这样一个现实。一些有门路和有钱的农民自己建立养牛场,这些人与三鹿集团签订供奶合同,然后租给本村或附近奶农。这种模式现在被广泛运用于三鹿集团的奶源供应环节。
采访中不断听到奶农们的抱怨声,“奶贩为了赚取更大利润造假,三鹿不应将责任扣在奶农身上。”
免检之失
有专家指出,中国奶制品生产环节的增多意味着企业对质量监控更加无力,从而增加了更多的食品安全风险,而三鹿集团所拥有的国字号免检招牌也让各级质检部门形同虚设。
9月18日,国家质检总局发布第109号总局令,决定自公布之日起,废止《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同日宣布,停止所有食品类生产企业获得的国家免检产品资格,相关企业立即停止国家免检资格的宣传,其生产产品和印制包装上已使用的国家免检标志不再有效。
在中国实行八年之久的产品免检制度终于在舆论声中宣告瓦解。
国家质检总局9月19日表示,将彻查三鹿"问题奶粉"事件真相,并对是否有质检人员涉及失职渎职展开调查。
国家免检制度始于上世纪90年代,1999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产品质量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国发〔1999〕24号。
早在2002年3月23日,河北三鹿集团便荣获有史以来国内第一批获得"免检"的婴幼儿配方奶粉。
击垮该产品免检制度的正是三鹿“毒奶粉”事件。
奶农周大姐告诉记者,从她给三鹿供鲜奶开始,就没看见过三鹿的质检人员。
“我们每天只负责把牛牵到挤奶厅,整个挤奶过程都是机械化的,在这里,只检测含水量和发酵两个指标。”奶农郭兰平说。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先后来到三鹿集团总部和三鹿下属的行唐三鹿乳业有限公司,试图了解牛奶的相关检验环节,但都被拒绝。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律专家则指出:免检产品无疑给三聚氰胺加入牛奶中去起了暗示作用,而企业对待消费者的无视冷漠则显示出企业的社会责任及社会良知的缺失。
企业社会责任之耻?
事实上不只是三鹿停奔,整个中国奶业都陷入停滞状态。
记者注意到,除了三鹿在此前的运营过程中宣扬自己如何履行社会责任之外,几乎所有知名乳品企业都不惜大力借助公益营销来扩展市场占有率。
蒙牛和伊利两个乳品企业有着同样巨大的市场影响力,在公益事业的投入方面也一样慷慨。在两家企业宣传的理念中,社会责任始终被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
在国内的各种公益活动中,活跃着蒙牛和伊利的身影。在两家企业的门户网站上,企业概况的介绍中,关于企业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介绍占据了很大的篇幅。
两家企业网站显示,早在2003年,两家企业都率先为抗击非典捐款;蒙牛2006年向全国贫困地区500所小学捐奶一年,受益学生达到6万人;2007年,蒙牛再度向500所小学免费赠奶;而蒙牛董事长牛根生在2005年捐出全部个人股份设立“老牛专项基金”,成为“全球裸捐”的代表人物之一。
伊利集团则承诺成为一名负责任的企业公民,声称将承担社会责任作为立身之本。截至2008年,伊利集团累计纳税70余亿元,同时先后发起了“阳光爱心,情满西藏”、“爱心照亮回家路”等多项大型公益活动,累计为公益事业投入6亿元。
热衷于社会公益事业为两家企业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而企业产品给社会带来伤害时,却令消费者更加难以接受,
任教于内蒙古某大学的一位女教师表示,乳品企业问题产品伤害的也许不仅是消费者的身体,更有消费者对自己喜爱的品牌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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