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天员十年志

　　题：中国航天员十年志

　　新华社记者白瑞雪、孙彦新、黎云

　　在中国第3次载人航天飞行即将启航的2008年里，中国航天员训练已逾10年。

　　10年前的1月5日，齐聚北京航天城的14名航天员摘下了空军部队的飞行徽标，换上了镶嵌着地球标志的金色航天徽标。

　　从这一天起，他们就时刻准备着，把一个民族的飞行轨迹向大气层外的茫茫太空延伸。

　　“我们之间的战友情谊，达到了能够托付生命、妻子、儿女的高度”

　　1996年夏天，航天员初选合格的杨利伟接到通知，到北京空军总医院参加临床体检。他提前3天就去了，护士开玩笑说：“你也太积极了吧！”

　　杨利伟的航天员生涯，就这样在懵懂的兴奋中拉开了序幕。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载人航天工程任务和实现方式的确定，中国借鉴美国和俄罗斯的经验，开始从空军战斗机飞行员中选拔航天员。

　　档案挑选——系统体检——住院临床复查——特殊功能检查，随着“过五关斩六将”式的选拔步步推进，数千名候选人逐渐减少为几十人，淘汰率达99％。

　　1997年底，在专家们茶饭不思的选择中，“万里挑一”的12人被确定为中国首批预备航天员。加入这支队伍的，还有此前在俄罗斯获得“国际航天员”证书的两名航天员教练员——李庆龙和吴杰。

　　最初，彼此都是陌生的——除了翟志刚和刘伯明。从空军招飞体检时，这两位黑龙江老乡就相识，并在空军部队里共事过几年。

　　“大家原来都是飞行员，共同语言很多。”翟志刚回忆说，虽然地域不同、飞行机种不同，但这群平均年龄30岁上下的预备航天员们互相交流飞行技术，询问彼此认识的熟人、同学，很快就熟悉起来。

　　国外的航天员往往是到执行飞行任务前夕才进行集中，而中国的航天员从来到航天城的那一天起，就组成了一个朝夕相处的特殊集体。

　　用航天员大队大队长申行运的话来说，航天员是与世隔绝的一群人。翻开《航天员管理暂行规定》，许多条款看上去几乎不近人情。比如，不许在外就餐、节假日不许私自外出、不准与不明身份的人接触、不准暴露自己的身份、不准抽烟喝酒等等。为了确保航天员的绝对安全，即便是在他们探亲、疗养、外训时，也要专车接送、专人护送、严格警戒，全体航天员还不能同时乘坐一辆交通工具。

　　平时，他们只有周末才能回家，任务准备期间更是一连几个月“关”在工作区。航天员们学习、训练、生活都在一起，相处时间和熟悉程度甚至超过了家人。

　　“谁的指头动一动，你就知道他是想要杯水，还是有话要说。”杨利伟说，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能明白对方的心思。

　　在神舟六号确定乘组搭配时，航天员之间的性格、心理相容性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后来成为第一梯队的费俊龙和聂海胜，在问卷中互相选择了对方。到了神舟七号，这个项目被取消了。

　　“我们在一起走过了10年，已经不存在相容性的问题。”杨利伟说，14个人里，几乎所有人之间都曾配对训练过，谁和谁在一起，都能圆满地完成任务。

　　10年相处，航天员亲如兄弟。

　　神五发射前夜，杨利伟取下手表，托聂海胜捎给妻子。聂海胜说：“家里有我们，你放心吧！”神六发射前，为费俊龙、聂海胜送行的战友们不约而同说出的，还是这句话。

　　“我们之间的战友情谊，达到了能够托付生命、妻子、儿女的高度。”聂海胜说。

　　2008年1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10周岁生日。申行运说，那天晚上，全体会餐，大家喃喃地回忆初来时的情景，到了次日凌晨1时还不肯散去……

　　“这10年里，我从没在晚上12时之前睡过觉”

　　在复杂的选拔尘埃落定之前，就连日后将成为中国首批航天员的飞行员们，也不知道“航天员”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

　　“当时我只是认为这和飞行员的性质差不多，可能是一种特殊的飞行职业。作为一个年轻人，虽然不知道具体要去干什么，但是有一种探索的精神，所以毫不犹豫地报名了。”费俊龙回忆说，为了达到体检要求，他还特意戒了烟。

　　直到训练陆续展开，他们才渐渐走近了载人航天这个勇气与梦想交织的领域。

　　8米长的旋转手臂，前端连着椭圆形的不锈钢封闭吊舱，转动时如同游乐场中的“飞碟”——这就是用于训练航天员超重耐力的载人离心机。这项训练中，航天员要在8倍重力加速度的状态下练习各种抗负荷动作，还要判读信号、回答提问。强大作用力的牵引下，面部肌肉会变形，眼泪常常不自觉地往外流。

　　这是航天员们公认的最痛苦的一项训练，但杨利伟说：“我们身边有一个红色按钮，一旦挺不住了可以立即按动。在过去这些年的训练中，红色按钮一次也没有被按动过。”

　　在针对出舱任务而修建的模拟失重训练水槽里，航天员一下水就是3个多小时，不仅面临着水下的种种风险，还要承受体力的巨大消耗，上岸后，常常连拿东西的力气也没有了……

　　10年里，从基础理论训练阶段、航天专业技术训练阶段到飞行程序与任务模拟训练阶段，航天员共接受了8大类58个专业的训练，被称为上天的“58个阶梯”。

　　仅是理论学习，就包含了载人航天工程基础、航天医学基础、高等数学、天文学、英语等30多门课程。对于这些长于操作的前战斗机飞行员们来说，太多知识都是全新的。

　　聂海胜说，最苦的就是头一两年。“补基础文化课，还要学新的东西。记不住，听不懂，只能天天加班。”

　　杨利伟的英语基础比较薄弱。他每晚从航天员公寓往家里打电话，让妻子张玉梅在电话里“考”单词，一遍一遍，反反复复。后来考试时，他居然得了100分。

　　景海鹏说，10年来，他从没耽误过一天训练，也从没在晚上12时之前睡过觉。

　　翟志刚说，10年来，他对家庭出力很少，几乎没有陪爱人逛过街。

　　6时30分起床，7时吃早饭，上午、下午各4个小时的训练。晚自习结束回到宿舍后，航天员们往往还要继续挑灯夜战，有的学英语，有的背诵飞船操作规范。申行运常常去敲门，让他们熄灯。灯灭了，但过一会儿又亮了。

　　这样规律而单调的学习、训练生活，中国航天员重复了10年。

　　“他们动手能力强，记忆力好，手、眼配合超过常人。”负责飞船操作技术训练的教员胡银燕说，航天员是她教过的最聪明、最优秀、最勤奋的学生。

　　胡银燕发现，他们爱做有难度的事，碰到特别难的训练项目，还常常铆着劲互相比赛。“每个人都很灵，喜欢钻研问题。所以在训练中，光告诉"怎么做"不行，必须得讲清楚"为什么"，他们才善罢甘休。”

　　14个人在10年里的每一点进步，都被称为“航天员总教头”的航天员系统副总设计师黄伟芬看在眼里。

　　“刚来的时候，要完成从飞行员到航天员的角色转换，很不容易。后来，他们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到实验和讨论当中，知识掌握与心理素质也进步了很多。”黄伟芬说，到现在，航天员掌握的知识比教员还要全面，而对于航天器的原理了解和实际操作，他们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专家。

　　2003年7月，经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选评委员会评定，14名航天员全部获得三级航天员资格。从这一天起，中国首批航天员都具备了独立执行航天飞行任务的能力。

　　国外航天员淘汰率近50％，而这10年间，中国航天员淘汰率为零。

　　“哪次飞行，都是我们14名航天员集体在执行任务”

　　上天——从成为航天员的那一刻起，这就是14名中国航天员的人生目标。

　　然而，上天的路并非坦途。随着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越来越近，正在备战神五的航天员们，却获知了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失事的消息。

　　申行运记得，美国航天飞机失事的那一天，是中国的大年初一。第二天，航天员中心召开座谈会，听听大家怎么看待这件事。

　　没有想到的是，座谈会变成了一次群情激昂的请战会。

　　李庆龙发言说：“作为一名老飞行员，对牺牲早已置之度外。我热爱这项事业胜过自己的生命，风险和牺牲影响不了我的选择和信念。我笃信这次事件更能提醒技术人员抓好质量。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更加刻苦地训练，将操作做到"零失误"。”

　　另一位航天员说：“从我志愿成为航天员的那一天起，"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就成为我此生不变的誓言，什么都阻挡不了我们探索宇宙的步伐……”

　　14名中国航天员，谁都拥有上天的勇气和能力。但，中国的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密度不大，这决定了并非所有人都有上天的机会。

　　“落选的人，不会把失落写在脸上。”黄伟芬说，“但你能感觉出来，在以后的训练中，他会更加刻苦，就像憋着一股劲。”

　　神五梯队名单宣布后，杨利伟陪着一位未能入选的航天员跑了一下午的步，鼓励他说：“要努力，不要放弃，你有优势！”

　　杨利伟从太空归来的那天，神五梯队成员翟志刚、聂海胜顾不上“不能拥抱、只能握手”的医学隔离规定，和战友紧紧抱在一起。他们流着泪说了句“利伟，你真棒！”就再也说不出话来。

　　“前两次虽然都没有上天，但我尽了力，无怨无悔。杨利伟、费俊龙、聂海胜去执行任务，跟我自己执行任务是一样的。”神五、神六两次入选梯队、却两次与飞天失之交臂的翟志刚说。

　　“其实，无论是神五还是神六，都是我们14名航天员集体在执行任务。”聂海胜说，“我和费俊龙在神六飞行的过程中，其他航天员都在为我们提供技术和心理支持。”

　　中国已经完成的两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中，地面航天员全程分批值班，关注天上战友们的操作程序和身体情况。杨利伟、费俊龙、聂海胜飞行中的每一个片断，都是14名航天员共同的珍贵记忆。

　　中国成功进行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以来，航天员大队被授予“英雄航天员大队”称号，杨利伟、费俊龙、聂海胜分别获得“航天英雄”和“英雄航天员”称号。

　　2008年7月，中国飞天第一人杨利伟成为航天员大队的第一位将军。

　　包围在鲜花与掌声中的中国航天员，仍然保持着当初的单纯与质朴。

　　聂海胜在回忆神六飞行时说：“太空是神奇的。随着身体的失重，许多东西会随之变轻、变淡，比如名和利。但另一些东西则会在心里变得更加清晰和珍贵，比如祖国和亲人。”

　　14人——中国航天员的总数。然而，由于保密要求，还有好些面孔，至今没有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与杨利伟、费俊龙、聂海胜一样，他们同样优秀，同样走过了艰辛而充实的10年。

　　按照载人航天工程的规划，继神舟七号之后的下一次飞行将发射无人目标飞行器。因为年龄等原因，14名中国首批航天员中还没有执行过任务的成员，也许就没有机会上天了。

　　航天员系统总指挥、总设计师陈善广说，随着新一代航天员的选拔已完成准备工作，神七任务结束后，中国首批航天员可能会部分退役或转换岗位。

　　他们中的大部分成员，把生命中最宝贵的10年献给了漫长的等待，从而立之年到不惑之年。

　　这10年的等待与神舟飞天的辉煌一起，构成了中国人的飞天历程中最厚重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