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连民：海阔凭鱼跃(组图)

本报记者 李雅民

　　新闻背景：

　　过去，城里人要想吃肉得凭肉票，数量少得可怜，直到过年才能解把小馋，原因很简单，家畜养得太少，中国人多，分不过来。

　　现在全世界51%的生猪养在中国，40%的鸡蛋产在中国，只要你愿意，肉蛋尽管吃。

　　前后20年，中国畜牧业的变化翻天覆地，其中有万千饲养者的功劳，也有一个特殊行业的功劳，那就是中国自改革开放后新生的动物保健品行业。

　　天津市生机集团是这个行业的代表之一，其科技研发的水平领先于国内，其产品销售、技术服务几乎覆盖了全国，他们为振兴中国的畜牧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然而，当参观过这家企业、见到其董事长王连民时，记者特别想知道是什么力量，能在短短的十年里，把书生王连民，打造成一名统领众多企业的集团老总？

　　初见王连民，很难想象他会是一名企业家。其形象、言谈，怎么看都像是一位老师，而且像是那种活得挺累的老师。连他自己都说，平时他带着部下去外面办事，常被人家误以为他是跟差的，部下西装革履的反倒被认为是老板。还说近两年白发一多他把头发剃短了，有时还会被人误以为是老农呢。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不太起眼的人物，却能把他的企业搞得生龙活虎，把他的科研事业搞得蒸蒸日上。有时好像连他自己都纳闷：“我王连民哪来的这些本事呢？刚下海时骑着自行车到处跑，除了肚子里揣着的那点科学知识，其他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本想能保住自己的小公司别让人笑掉大牙就不错了，没指望过能把企业折腾到有多大呀？”采访后记者明白了，王连民之所以能够成功，一是时势造就人才，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大潮，既为他提供了一个可试身手的舞台，也把他炼成了一位精英；二是他本来就是一个人才，一个拥有真才实学的高科技人才，改革开放恰好最大限度地释放出了他的能量，犹如一条大鱼，只要你把它放进大海，它自然就会游出老远，甚至遨游天下。

　　开栏语

　　今年，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30周年。

　　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有三个：

　　一是1984年明确“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这标志着经济改革制度目标的确定和市场化改革的启动；二是1994年根据“整体推进”方针开始进行的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对改善企业的市场环境起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国企改革从放权让利转向制度创新和战略性调整，也为后续的改革指明了方向。上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够跨越一大步，跟1994年启动的全面改革有直接的关系；三是1997年“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定，以及调整所有制结构的相关政策的实施，大大改善了我国的所有制结构，为市场经济构筑了微观基础。这突出地表现为率先形成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格局的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迅猛发展。

　　这些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每一件都与经济、市场、体制、企业密切相关。而我们回望这30年的历程，人人都会有不同的经历与感受,特别是那些站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前沿的民营企业家们,他们的个人成长及命运更是和整个经济的变革与发展密不可分。因此，我们在这里特别开辟了“改革开放30年——人物亲历”专栏，对在天津从事经营活动的部分民营企业家进行采访，用他们自己的切身经历，了解改革开放30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变化。

　　王连民简历：

　　记者：听说您从小生活在农村，如今却是天津市生机集团的董事长，30年来，是哪些事情让您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王连民：扭转我人生之路的重大事件，第一个就是1978年中国高考制度的恢复。没错，我是唐山丰南人，1975年高中毕业后还曾当过半年农民，每天累死累活地挣7个工分，每个工分值7分钱。虽然后来我进了丰南化工厂，当了化验员，但若不是国家恢复了高考的制度，恐怕我也进不了大学，学不到系统的、专业的科学知识，那自然也就无缘于今天我所从事的事业。上大学，堪称是我人生的第一大转折点。

　　另一重大事件的发生，是1998年我从天津市农科院畜牧研究所辞职下海，从一名博士、一位国家科研人员，一下子变成了个体户。“铁饭碗”没了，自己只能是拼命地干，结果是自己的人生由此发生巨大转变，十年，一步步地走到了现在。

　　记者：您给我的印象，像是一位较比文弱的书生，至多是一位教书的先生，不像是一个敢于只身下海、单打独干的人。1998年那会儿中国博士级人才不多，国家大多都已给予了很好的待遇，当时是什么原因促使您非得下海不可呢？

　　王连民：我接触过很多民营企业家，有的甚至是做得很大的民营企业家，聊起当年下海的原因，基本都说是为了生存，即迫于生计，不得不去社会上闯荡。

　　我不同，我当时生活得还可以。大学4年是在原河北农业大学上的，学的是畜牧专业。毕业后我留校当老师，教动物营养学。3年后我去内蒙古农牧大学读硕士，拿下硕士后进了天津农科院畜牧研究所搞科研，期间做过一些科研课题，也获过奖。由于自己太爱读书，觉得读书、钻研课题是一种享受，1996年就又去中国农业大学攻读博士。博士学位到手后我回到原单位，领导对我很好，给我安排了相应的工作。学位被我读到了头儿，按说这回我该彻底静下心来，泡在实验室里全力以赴地搞科研了。北京两年，攻读博士的过程中，我学到了许多超前的知识，也接受了好多超前的观念。回来后再看原单位，因是国家事业单位，其激励机制、风险意识、竞争意识达不到自己的期望值；又因是地方的科研机构，所做科研课题多是一些地方性的小课题，或是国家级大课题下的分课题，没有太大的，而我一直在想做大课题，做大学问。

　　1998年夏天，我跟单位领导提出了自己的想法，问能否允许我出去闯荡闯荡？闯好了，把企业做起来，有了效益，对国家也是一个贡献，至少还可为社会解决一点儿就业的问题呢。领导说：“现在人才流动，跟过去不一样了，卡也卡不住，你肯定是个人才，我们不想让你走，但你若下定决心，我支持你，不行就再回来。”于是我就辞职了。

　　记者：非常佩服您的勇气。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您作为一名科研人员，突然下海变成个体户时，遇到了什么困难？抓住了什么样的机遇？

　　王连民：回想当时，那可是太难了。过去我只是读书、查资料、搞课题、做实验，毫无经营和管理方面的经验。1998年10月，我和朋友凑了100万元资金，在天津华苑新技术产业园区注册了一家小公司，名为天津市生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研制兽药和动物营养方面的产品。刚开始时什么也不懂，甚至都不会和人打交道，更不要说谈什么生意。至于企业规划、成本核算、产品营销等等，都是摸索着现学。

　　但我赶上了好时候，那就是国家开始大力扶植民营企业，而且是特别鼓励科技人员下海创办高新技术型民营企业。以前，社会对民营企业有些看法，甚至顾虑民营企业发展起来后是否会冲击相应的国有企业。但到1998年，国家改革开放政策进一步深化的标志之一，就是大力发展民营企业。例如，我公司所在的那座大厦同时挂有三块牌子：“国际创业中心”、“归国留学人员创业中心”和“中小科技企业孵化器”。什么叫“孵化器”？就是国家用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帮助你把企业创办起来，如给你一定数量的贷款，还给你一个免二减三的政策，即头两年不缴税，后三年还可减税，等等。这对民营企业来说，绝对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记者：下海后，您的第一步是怎么迈出来的？第一桶金是怎样淘得的？

　　王连民：下海后，我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去考察市场。那时天津有家马来西亚的合资企业，年产一千万只肉鸡。我去那儿考察，得知他们用的多维电解质进口于美国，效果很好，但价格贵，有时还供应不上，得靠航空运输才解燃眉之急。

　　当年我读本科时学的就是动物营养，下海前我刚和河北省科委下属的一个部门、当然是以我为主研制出一种类似的动物营养添加剂，已经通过了“小试”。这时我就和这家企业商量，我提供添加剂，他们提供实验用鸡，把“中试”放在他们这里完成，如若成功，将来产品首先提供给他们，而且优惠。这家企业答应我的要求，他们拨出数量相同的两群鸡，分别施用美国和我们的添加剂，比较哪种效果最好？最后他们得到的实验报告是：“两结果不见明显差别。”那就好了，那家企业从此开始大量使用我们的产品，不再进口美国货了。

　　此事也说明我遇上了另一大好机遇。以前我国畜牧业多是农牧民零散的家庭式饲养，现代化大规模工业式饲养的企业极少，几乎没有，你搞出先进的兽药或动物营养剂来也难以推广。而到1998年，国家20年的改革开放，已为我所创办的企业铺平了发展的道路，无数规模很大的饲养场出现在全国各地，我们的企业等于是应运而生。

　　记者：回想当年，“个体户”曾是一个不太好听的称谓。您作为一位民营企业家，觉得人们对私营企业的态度是否已发生了变化？

　　王连民：我国“文革”后最早的“个体户”，出现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成员多是找不到工作的返城知青和劳改释放人员，干的多是马路练摊。那时人们瞧不起这些人，连春节晚会的小品节目都会拿“个体户”的形象搞笑。我下海那会儿，“个体户”人员结构发生了变化，很多大学生、党政干部、归国留学人员、甚至是大学教授纷纷下海，总体素质的提高，使人们对私营企业印象扭转了不少。但还是不行，出去说话办事，总觉得不如国有的气粗。拿我来讲，过去一说自己是博士，是某研究所副研究员，觉着很有脸面，下海后一下子变成一个骑自行车、夹着小包儿到处乱跑的小经理，逢人都懒得介绍自己了。

　　现在则不同，到哪儿都不再避讳自己企业的经济性质，相反有时还要向对方强调说自己是民营企业，在经营与决策上具有我们自己独特的优势。就整个社会而言，民营企业因其规模越做越大，大得能够成为行业的龙头老大；产品质量越做越好，好得能够大量出口，成为国家经济的支柱之一，已使广大民众不得不对其刮目相看。

　　记者：相比十年前，改革开放的浪潮把您变得判若两人。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您如何看待自己那前后不同的两段人生？有何经验或感想要讲给科技界的朋友们听？

　　王连民：十年一下子就过去了，其中所经历的酸甜苦辣实在是太多了，但我想说的却是，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十年间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我能随心所欲地、而且是针对性很强地研究自己的科研课题，从而能够最大地释放出我的能量。

　　回想十年前，我在国家事业单位的研究所工作时，搞科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你得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科研课题，国家批准了，给你经费，你才能把课题做下去。而等你把课题辛辛苦苦地做出来，其成果很可能就是进了档案室，很少有能被转化为生产力的。其原因：一是科研课题的设立及研究有时偏离于实际，应用性不强；二是事业单位衣食无愁，缺乏经营的动力和意识。结果对科研人员来说，他做课题的意义，就成了只是写论文、发表论文、争取评奖和最后等着拿着它去评职称了。所以，尽管你干得兢兢业业，但你的能量难以发挥。

　　再看这近十年，在科研课题的选择上，由于我有自己的企业，有自己的资金，我想搞什么就搞什么，而且搞出来后马上就能被广泛应用。因为我们所选的科研课题，全都密切结合于用户的生产需要。如我前面所讲过的动物营养剂多维电解质，从它试验成功的那天起，就开始被应用于生产了。

　　总之，国家改革开放，的确是为有志的科技人员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天地，愿还在偏安于一隅的同仁们早点看清形势。

　　记者：您当年的夙愿是否已经实现？站在今日的基础上，您对企业的未来是否又有了新的设想和规划？

　　王连民：十年前刚建企业时，公司才有十来个人。十年后，生机集团拥有6家子公司，员工1000余人，产品覆盖了全国除台湾、西藏、香港和澳门外所有省市和自治区，无论研发水平，还是生产规模，都算得上是国内同行业的排头兵。30年前刚上大学时我立下了要为振兴祖国畜牧业做出贡献的夙愿，如今生机集团正在为全国数以万计的农牧渔饲养户提供着药品和营养品以及技术上的服务。十年来，我们亲眼看着我们的客户，在我们的辅助下一点点发展壮大，逐渐成为百万富翁，甚至是千万富翁，他们生产的奶肉蛋鱼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餐桌。此外许多大公司、如年产近1亿只肉鸡的大成公司也都在使用我们生产的兽药和饲料添加剂。那些大公司生产出来的鸡肉和猪肉，每年大量出口到海外，其中有的还被指定为专供奥运会使用，这证明我们的产品是过硬的，我们的企业确实在为国家农牧业的发展做贡献，由此我的夙愿也是真的实现了。

　　若提企业的未来，我的设想与规划是要继续把企业或者说是我所从事的科技事业做大做强。这一行业，无论在哪一个国家，都永远是朝阳式行业，你挖矿的挖过几十年后还挖什么？奶肉蛋鱼却永远是人类的主要食品，再过多少年它也变不了，因此也就永远离不开我们这一行业。美国有个辉瑞公司事业做得就很大，该公司出产的人药、动物药，年产值500多亿美元，其中动物药年产值24亿美元，合人民币150多亿。我对未来的设想，就是把生机集团发展成像美国辉瑞公司那样的企业，让产值达到像它那样的规模。虽然生机集团现在的产值每年才1亿元，但它在中国具有很大的市场。中国目前每年生产着占全世界51%的生猪、40%的鸡蛋，奶的产量也十分惊人，而且这还远远不够，因为中国还有许多地区尚未发展起来，随着全国人民逐渐走上富裕之路，社会对畜牧业的需要远非目前的规模。因此，只要我们努力，完全有机会把企业做大。

　　具体到我个人，我想我不会忘掉国家对我在科学技术上的培养，仍应继续在科技领域为国家和人民、甚至是整个人类做出贡献。目前我们正在筹建中的兽药研制中心，准备把祖国传统医学的理论运用到兽药的研制中。相信将来我们的中兽药在国际上会比西药更有竞争力，我们的企业也会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

　　王连民简历：

　　1958年生人；1978年考入河北农业大学，畜牧专业，大本；1982年大学毕业，留校当老师三年；1985年考入内蒙古农牧大学，攻读研究生；1987年获硕士学位后，到天津市农科院畜牧研究所工作，副研究员；1996年考入中国农业大学读博士，动物营养专业；1998年成立天津市生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任董事长；2008年公司股份制改造，成为天津市生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长；现在社会兼职：河北工程大学荣誉教授、天津市工商联常委、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副会长、中国动物保健品协会常务理事、天津市动物保健品协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