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村教师替慰安妇16年对日索赔 无奈全败诉(图)

一场本来与己无关的跨国官司，张双兵一打就是十六年。 本报记者　张晓影/摄影

20多年来，张双兵（后排右一）一直强烈地关注着这些受害老人（前排四人）的命运。

二OO四年六月，张双兵（右一）在日本报告集会上，控诉侵华日军暴行。

　　他是一名山村小学教师，走访了山西90多名慰安妇，并带领她们中的一些人向日本政府递交了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份控诉书。虽然官司在日本一再败诉，但16年来他从来不言放弃。因为他的举动，幸存的慰安妇们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尊重和关爱。9月24日，他向记者讲述了16年的风雨维权路。

　　本报特派记者　张晓影/发自山西

　　偶遇慰安妇

　　张双兵出生于山西省盂县羊泉村，这是个远离县城60多公里的深山沟。

　　18岁时，高中毕业的张双兵当上了小学教师。1982年，张双兵调到几十公里外的高庄村。他与慰安妇结缘从此开始。

　　这年秋天，小麦熟了，张双兵在一块农田边，看到一位60多岁的老人，拄着拐杖下了地，老人显然是不能弯腰干活，到了地里，她把拐杖放在一边，跪在地里一把一把地艰难地收割麦穗。善良的张双兵被这一情景触动了：这个老人是谁？为什么没有人帮助她，她没有子女吗？

　　张双兵私下里向人打听，才知道这个老人的悲惨经历。老人叫侯冬娥，60多岁了，年轻时被日本兵两次抓去做慰安妇，当时，她有一个五六岁的儿子，还有一个两三个月的女儿。被日本兵抓走后，女儿因没有奶吃饿死了，回来后丈夫跟她离了婚，带走了儿子。孤苦伶仃的侯冬娥失去了亲人，失去了健康，也失去了人们的尊重。第二年，侯冬娥又结了婚，却终生失去了生育能力，十几年前，第二任丈夫因病去世，她又与一个大她十多岁的男人结合，这就是她的现任丈夫。现在，她和70多岁的丈夫，以及丈夫80多岁的哥哥一起生活，生活非常艰难。

　　侯冬娥老人的悲惨遭遇，让张双兵气愤难平。

　　张双兵是一名文学爱好者，他首先想到的是把这些老人的经历写成文章，呼吁社会关注。从此，他开始着手调查走访山西的慰安妇。　　

　　太多的悲苦

　　1990年代初的一个暑假，张双兵寻访一位本县东头村叫张小妮的老人，走进一间又小又黑的窑洞，床上坐着一个老太太，头发立着，脸肿得厉害，皮肤都快绷破了的感觉，全身肿得穿不上衣服，上衣在身上披着，下面因见有人来临时拽被子盖住。因为全身肿胀，老人不能躺，连睡觉都得坐着。

　　老人的旁边，有一碗小米粥，已经变成了黑紫色的干团子，上面落满了大头苍蝇。她的老伴在地上坐着，动作迟缓，显然身体也不好，他奇怪地问张双兵是哪里来的客人。

　　原来，张小妮和丈夫终生没有生育子女，现在，她已经瘫在床上三个多月了，从来没有看过一次病，没有吃过一片药，她说，就连小米也是邻居送来的。

　　看到这个情景，张双兵心如刀绞，要不是亲眼所见，他真不知道现在还有人过着这样的生活，他摸遍全身上下，只摸出5块多钱，塞到老人手里：“买点镇痛片吧。”

　　因为传统观念的影响，曾当过慰安妇的老人们谁都不愿意把自己那段痛苦的往事讲出来。因此，张双兵的调查进展很不顺利，十年过去了，他没有听受害者本人讲过一个完整的故事。但周边村子乃至盂县、山西省，谁当过慰安妇，大概情形怎样，现在生活状况又是怎样，张双兵都有个初步了解。他调查了96名慰安妇，近一半人失去了生育能力，经济条件大多非常困难，而且还要忍受有些人的指指点点。这些老人中有一半没有能力养活自己，苦苦挣扎在生死线上。她们的困境和曾经所受的屈辱，时时萦绕在张双兵脑海中，他决心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们，他在等待机会。　　

　　第一份控诉书

　　1992年6月，张双兵在《山西日报》看到一篇转载华岗劳工向日本政府索赔的报道，报道说，中国受害者，包括劳工和慰安妇，都可以向日索赔，希望受害者能够站出来。

　　张双兵马上根据报纸上留的地址，写了一封信，讲述了他所知道的山西慰安妇情况。这封信很快转到了一位叫童增的北京老龄工作者手里，童增是中国民间索赔的提倡人，有了他的支持，张双兵信心十足，开始整理慰安妇的材料。

　　张双兵拿着报纸第一个找到了侯冬娥，再次询问她过去的经历。侯冬娥看着张双兵，沉默了许久。“过去的事情实在不愿意提，也不能提呀。”在接下来的10天里，张双兵每天去侯冬娥家，终于有一天，侯冬娥在大哭一场后，把一切告诉了张双兵。

　　此后，张双兵同村的刘面焕、冯转香、万爱华等老人也打开了话匣。

　　张双兵在10天的时间里，把老人们的哭诉整理成申诉书，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递交给日本政府，提出每人10万元人民币的索赔，这是中国大陆受害女性递给日本政府的第一份控诉书。当年7月8日，《参考消息》刊文《中国大陆受害女性首次向日本索赔》。张双兵一度以为自己成功了，非常高兴。

　　从那时起，张双兵的生活重心就转移到这场官司上。　　

　　跨国官司旷日持久

　　没有想到的是，申诉书最后石沉大海，日本政府没有任何反应。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份记满血泪史的申诉书流入了日本民间组织，引起了日本一个民间律师团和支援团的注意，1994年，日本律师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和张双兵一起在西潘乡寻找真相。在数名中国慰安妇表示愿意出面起诉日本政府后，日本律师回到国内，经过努力，日本法院正式受理了4位中国受害女性的索赔请求。

　　1994年4月，侯冬娥因病去世，张双兵带着另一位名叫李秀梅的老人到北京见到了日本律师团的代表，初步签订了起诉合同书。

　　1995年，中国慰安妇正式起诉日本。

　　1996年7月，张双兵带两位受害人刘面焕、李秀梅到日本出庭作证，这是中国慰安妇诉日本案首次证人赴日。这次，三个人在日本住了15天，辗转东京、大阪等城市，开控诉会、录制电视节目，进行宣传，引起了强烈反响。但是，日本政府对中国人的起诉并不支持，法庭虽然被迫承认了日本侵略者当年的罪行，但采取了能拖则拖的态度，判决不予赔偿。

　　为了给日本政府以压力，张双兵每年都组织受害老人到日本，开庭，开控诉会，虽然一直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公正判决。　　

　　为义举节衣缩食

　　十几年来，张双兵利用寒暑假和双休日走访调查慰安妇，与外界接洽，与日本律师联系，组织材料，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克服了重重困难。

　　山区交通不便，张双兵的走访工作基本都是靠一辆旧自行车完成。

　　1993年寒假，张双兵骑着自行车，到离家20多公里的西烟镇采访郭喜翠老人，在返回的路上，那辆旧自行车突然坏了，轱辘怎么弄也不转了，眼看天越来越黑，前后几公里看不到一户人家，张双兵情急无奈，扛起自行车，跋涉十几里山路来到高庄村一位朋友家临时借宿。

　　因为打这场官司，张双兵有时不得不影响正常教学工作，这引起了学校领导、家长和学生的不满，从1992年起，张双兵没有拿到过一次奖金。两年前，张双兵干脆选择内退，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诉讼中来。

　　张双兵做所有的事情，都是自掏腰包，可他每月只有1000多元的工资，刚开始时每月只有45元，还要供着全家老小的生活，于是许多事都办得捉襟见肘。

　　2000年，张双兵到日本去参加关于对日索赔的大会，身上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到大会临开之前，日本的朋友安达和信川给他在东京换上了一身比较合体的衣服，有人笑他，他说，只要能做事，衣服穿戴不讲究。

　　其实他是在计算，穿一身能像样的出国衣服，至少在千元以上，这一千元，他可以跑太原市和盂县好几趟，能为老人们办很多的事务。每一次老人出国上法庭和日本政府打官司，都是他为她们办理一切手续事务，从村子里开始，到乡政府，再到县城有关单位，然后又到市里去审批盖章，最后还要到省会太原市送表，取护照，来来往往不知道要跑多少次，这中间的车费，住宿费，都需要他来开销。

　　出国到日本帮助受害者打官司，张双兵住过农家房屋，还住过修道院，夏天不管气温多高，他都不敢住有空调的房间。张双兵全家人除了过年之外很少吃到肉，日本友人每次来他家，决不会忘记给他们家买上两斤肉。　　

　　要把诉讼进行到底

　　十几年来，张双兵组织了三批老人对日诉讼，第一批是1995年，4位老人起诉，1996年两人起诉，1998年10人起诉。到目前为止，这16位老人的起诉都经过了三次判决，无奈全部败诉。

　　令张双兵感到安慰的是，这么多年的起诉并非没有效果，十几年来，每年张双兵都组织受害老人到日本组织控诉会，使日本更多的人了解了日军侵华的罪行，赢得了众多日本民间人士的同情，以及世界的支持。三批老人的起诉，需要大量的费用，全部是两个日本律师团和两个支援团垫付资金，十几年下来，已经有一千多万人民币。

　　目前，已经有8个国家14个地区的慰安妇在和日本政府打官司，如今，这些受害者已经联合起来，每年都组织各种形式的活动向日本政府讨公道。

　　虽然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赔偿，但是老人们的生活处境引起了众多爱心人士的关注。从1995年开始，日本和我国台湾等地区的慈善组织和人士，每年都会给受害老人生活上的资助，每位老人的受助额从1000至3000元不等。当地政府和中国的爱心人士也非常关心这些老人，每年都有人登门造访，送去衣物、食品和救助金。

　　在好心人的帮助下，这些老人都摆脱了困境，基本的生活得到了保证。周围人对老人的态度，也随着诉讼的进行有了不小的转变，对这些老人也从不理解到同情和尊重。参加诉讼的老人们在生活中找回了一度失去的人格和尊严。

　　现在，还有十几位老人在等待着，要走上法庭，洗刷日本鬼子给她们身上涂抹的污垢，向日本政府讨要一个说法。张双兵说，要让日本政府主动赔偿受害老人，的确有难度，但他相信，正义在我们这边，只要持续地进行诉讼，就一定会迎来最终的胜利。■图片除署名外由张双兵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