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奥运时代，北京何去何从？

　　中广网北京10月7日消息 举办奥运之后，主办城市甚至国家的经济会不会出现“后奥运衰退”？或者说，相对于筹办奥运过程中形成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和市场需求的刺激，奥运后会不会产生周期性甚至长期的经济疲软？由于近12届奥运会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过这种情况，人们对北京奥运之后的经济走势和前景更为关注。

　　北京经济不会出现“后奥运衰退”

　　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29年持续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9.8%，尤其是2003年以来的5年时间，年均增长率更是高达10.6%。从今年开始，增长速度出现了周期性的回落迹向，预计今年经济增长率将从去年的11.9%降至10.3%左右，同今年全球预计经济增长率平均下降速度大体相当。同时受国际国内经济因素的影响，预计2009-2011年，增长速度还将继续放慢。这种国际国内经济大趋势，当然会对北京市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影响。而这能否称为“后奥运衰退”呢？

　　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速放慢与通常所说的“后奥运衰退”是根本不同的，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现代化进展阶段，决定着我国当前增速的放慢只是一种暂时性的周期性波动。中国的工业化正处于中后期的加速期，按现代化国际化标准，中国现阶段的工业化尚未完成，中国的城市化同样远未完成，二元经济的社会特征仍然十分显著，但已摆脱了城乡相互对立、相互分割的发展阶段，开始进入城乡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发展时期。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这一历史时期，无论是投资需求还是消费需求都是最活跃的。没有理由认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在工业化、城市化尚未全面实现之前会出现经济的长期衰退。

　　以往的“后奥运衰退”现象，是在发达国家中产生的，有其经济发展的阶段背景，而我国现阶段则恰恰相反，即使出现短时期的波动，也是在高速增长的基础上的相对放慢，而不是绝对增长速度的低落。预计到2030年之前，我国可能的经济增长率在7%-9%之间，这是一个相当高的也是相当持久的增长趋势，北京的速度肯定会更高。

　　经济发展质量提高的三个着眼点

　　北京奥运之后，尽管在短期内对内需不足导致的周期性下滑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经济问题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但是必须看到，在长期趋势上，我们的主要着眼点并不在于如何在规模、数量、速度上加快扩张和发展，而在于提高发展的质量。对于北京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来说，这种发展质量的提高，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经济增长越来越多地依靠要素效率的提高，而不是要素投入量的扩大，而要素效率的提升根本在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北京高速增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关键在于要素效率的水平。

　　其次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和能源、环境、资源等约束条件的变化。要素经济增长越来越多地依靠结构效率的提升，主要是指产业和部门之间的投入产出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技术结构、产值结构、就业结构、资本结构等方面的变化，这种变化既要反映市场竞争的效益原则，又要符合经济发展内在逻辑规定的长期趋势。

　　第三，持续高速有效增长对于增长的稳定性有特别的要求。淡化周期、减轻大起大落时的震荡，这本身就是增长效益的重要体现，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如果从需求方面干预经济增长，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从供给方面干预经济对地方政府来说则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比如对当地企业和居民的减税、降低各类成本、提高竞争力，加大技术创新支持和鼓励，以及合理的地方产业发展规划等供给管理措施都可以成为既推动经济增长又降低由此形成的通胀压力的有效手段。（作者系市政协委员，北京大学校长助理、经济学院院长刘伟）

　　独家视角

　　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入稳定

　　社会发展通常是很难进行实验的。北京奥运会恰恰给了我们一次进行社会实验的机会。以“新奥运”为契机，“新北京”建设实际上成为一次综合性的实验。这次实验给人以启迪：后奥运时代的“新北京”经济怎么发展？

　　“后奥运时代”是个阶段性概念

　　后奥运时代并非一个以奥运会举办为分界线的发展时段概念。筹办奥运的这些年，北京市的人均GDP从3000美元跃升到7000美元。仅就数字而言，这是从工业化中期进入工业化后期、甚至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奥运筹办期间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演练的是工业化后期甚至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

　　阶段性变化意味着一系列重大转型

　　阶段性变化意味着一系列重大的转型，认识阶段性变化，就是要自觉地认识、主动地促成这些转型。比如：

　　区域经济增长从高速增长逐步转入稳定增长。把通用型产业增长的空间转移到周边，特别是让“环京欠发达带地区”尽快发展起来。而北京发展那些“非通用型”产业，那些为首都服务的得天独厚的增长点。整个奥运会期间，大量的投资不是在第二产业而是在第三产业，这就给以后服务业发展打造了一个更大的底盘。

　　区域发展从追求速度转向追求质量。首先是人民生活质量。生活质量是具体的，空气质量、食品质量、交通质量、居住质量、服务质量……这些质量改善都是需要花钱的。钱花出去带动的是第三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从高速增长转向稳定增长的物质载体表现，就是楼要少盖了，靠“盖楼”拉动增长的路子要改变了。

　　区域发展逐步走向协调，特别是城乡协调。中央提出了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方针，反映了工业化中期以后的普遍性规律。进入工业化后期，标志着“哺”的强度、“带”的力度大大提升；进入后工业化阶段，要通过“哺”和“带”来“保护农业、保护乡村”，促进乡村复兴，以乡村为隔离地带，限制城市疆界的无限蔓延，根本改变工业化中期那种近乎“消灭农业、消灭乡村”式的想法。城乡协调的根本途径是把城市物质文明与乡村生态文明融为一体，以区域产业结构非均等化与区域福利均等化，赢得区域的均衡发展。

　　适当降低增长速度≠不要发展

　　增长速度适当降低一些，是否意味着北京不要发展？意味着北京不要为全国做出更大贡献？从世界范围看，资本、制造业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恰恰是加快了后者发展，强化和富裕了前者。从北京看，中心城区盖的楼少了，意味着盖楼这个行业的人群少了，围绕盖楼的相关就业少了，城乡结合部地区的人口压力也会减轻。

　　（作者系市政协委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学院院长、教授 张 强）

　　声 音

　　人文奥运 文化盛宴

　　回顾8年来的奥运筹办工作，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就文化方面的重要收获而言，大致有三点。

　　之一：“人文奥运”理念的提出与实践

　　2008年奥运会提出了“三大理念”，即：人文奥运、绿色奥运和科技奥运。其中尤以“人文奥运”的理论意义最深刻、文化内涵最丰富、社会影响最广泛。

　　“人文奥运”是把奥运会“更高”、“更快”、“更强”的核心理念与“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中国传统和谐理念有机融合在一起的最佳切入点。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文化全球化的发展大趋势之下，中国必须加入发展与竞争，“更高”、“更快”、“更强”是时代的要求，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提倡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完全融合在一起的。但是，我们在强调“竞争”的同时，也必须强调“和谐”。只有以“和谐”作为基础，发展中的“竞争”才能够保持良性状态，为竞争双方都带来利益；没有“和谐”的竞争则是十分危险的，只能给双方都造成伤害。北京奥运会之所以大获成功，与我们贯彻“人文奥运”理念，强调“和谐”地竞争有着直接的关系。

　　之二：向世界展示了北京的古都风貌和时代风采

　　北京奥运会是中国一次很好的展示机遇，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的当代形象。北京不仅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也是把古都风貌和时代风采完美结合在一起的国际化大都会。宏伟的天安门与故宫、壮丽的长城、秀美的北海、大雅大俗的琉璃厂，皆体现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意义；从国家大剧院、首都博物馆到“鸟巢”、“水立方”，从飞架凌空的立交桥到四通八达的地铁，又完美展现了时代风采。如果马可波罗今天能够重游北京，一定会写出更加神奇的篇章。

　　之三：弘扬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奥运会进一步弘扬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它不仅涵盖了“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会的传统精神，也完美地诠释了残奥会的最终追求，真正达到了全人类生生不息追求真善美的最高境界。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这次举办奥运会，更是把中华民族的这种伟大精神加以弘扬。奥运会不仅是四年一次的体育盛会，而且是全人类的超大型文化盛会。北京作为东道主，通过提供最好的服务，显示了东方文明的“大气”，千百万志愿者每天忙碌在与奥运相关的各个角落，提供着无偿的奉献，这也是东方的“大气”。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就是通过这样无数的“小事”体现出来的。

　　（作者系市政协委员、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王 岗）

　　新视野

　　谋求“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平衡

　　后奥运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谋求“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平衡

　　“后奥运时代”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定义：一、“后奥运时代”是各种奥运效应发酵、围绕着奥运主办而进行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互动关系进一步深化的时代；二、是奥运主办国如何及时、合理与科学地开发和运用好奥运效应、促进国家发展和提升对外关系的时代；三、是“两个大局”的统筹变得更加复杂化的时代。

　　目前有两种代表性的西方媒体观点来评价奥运会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一种观点认为奥运会大大加强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自信心，为此，中国外交会更加积极和具有扩张性；另一种观点是奥运会大大煽动了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热情，强化了中国外交的民族主义色彩，中国外交在“后奥运时代”将会更加具有民族主义的“攻击性”。显然，西方媒体对中国外交发展趋势的这两个判断，很大程度上是情绪化的。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的中国媒体宣传当然有爱国主义的一面，但另一面却是浓郁的国际主义，是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在开放、合作和友情的基础上探索和放大的国际意识。例如，CCTV花了很多时间采访、报道美国游泳运动员菲尔普斯、牙买加运动员博尔特、俄罗斯运动员伊辛巴耶娃以及日本运动员北岛康介。CCTV5的深度报道节目“奥运荣誉堂”请来了美国体操运动员约翰逊和德国击剑运动员福斯特。

　　更重要的是，当中国媒体使用美国惯用的奖牌总数、而不是金牌总数作为奥运奖牌榜的排序标志时，这一美国“算法”在相当程度上被中国所接受了。温家宝总理8月23日会见美国劳工部长赵小兰时，也祝贺美国获得了2008年北京奥运奖牌总数第一。这标志着中国民众相当程度上从以往的“金牌热”中摆脱了出来，认同了奖牌数更能反映一个国家的综合体育实力。中国媒体也广泛报道了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的话，他表示国际奥委会绝不鼓励任何形式的奖牌榜“排名”，公开提出过分重视奖牌榜排名的做法有悖于国际奥林匹克精神。

　　中国政府在奥运后的宣传中客观地总结了北京奥运的成功所具有的世界意义。例如，外交部发言人8月25日指出，我们并不认为“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8月25日的《人民日报》社论的大标题是“奥运的光荣属于全人类”。奥运结束后各种学术研讨会上的主流基调，依然是中国必须继续“韬光养晦”，仍然强调“后奥运时代”中国继续保持低姿态的必要性。

　　当然，“后奥运时代”的中国外交自觉防止情绪化的民族主义干扰、坚持恪守“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轻视2008年北京奥运的成功举办对中国外交的战略性拉动，更不能忽视北京奥运作为中国与世界的“大碰撞”所产生的对中国外交的冲击。概括起来说，2008年北京奥运给中国外交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如何妥善地开发和利用好这笔财富，是长期和战略性的任务。奥运会之所以是一笔“财富”，是因为在筹办奥运过程中，我们展示了“中国能力”、显示了“中国意志”，清晰地传递了“中国声音”。2008年北京奥运对于提升中国国际形象、放大国际关系中的“中国概念”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在“后奥运时代”，中国成功举办奥运的背景又同世界局势出现显著新变化的大背景高度重叠。未来20年，世界局势所出现的新变化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显著特征：一是“西方”作为一个政治、经济与战略的整体正在进一步强化。如果说，2003年3月的伊拉克战争导致了大西洋两岸同盟关系的某种“疏离”，那么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冲突以及中国的崛起正在捏合一个新的“西方”概念；二是在“西方概念”重新鲜明化的时期，世界的财富分配向东方转移同样将是未来难以阻挡的重大趋势。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势力”正在改变世界政治中以往的权力与财富分配结构；三是世界范围内宗教势力的复苏与民族主义意识的复兴，将会重新成为困扰未来国际关系的突出话题。

　　在这两个背景的影响之下，中国必须重新思考自己的国际地位、国际角色和国家战略等诸多相互联系的问题。例如，中国的国际地位已经很难继续保持在“发展中国家”，“新兴大国”至少是中国自我国际定位的基础。中国的国际角色不能只是简单地利用矛盾、或者埋头于“韬光养晦”的自我保护主义，中国的国际责任也不能只是一味地追求“外交”与“内政”分离的两条战线模式，或者是单纯通过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和合作来显示中国对多边主义的热情。“后奥运时代”的中国外交还无法成为世界政治的价值倡导者、制度设计者或者全球权力关系的“平衡者”，但“后奥运时代”的中国外交必须去发挥战略性作用、拓展活跃的观念影响以及追求大国外交的信誉，以便参与推动世界局势朝着合理、稳定与创新的方向发展。“后奥运时代”中国有着新的、巨大的国际空间，对这些空间的审视与参与，将决定中国外交的未来。

　　（作者系市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朱 锋）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