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2008官员公选

　　解码2008官员公选

　　◎文/本刊记者 周丽萍

　　官员公选，从1985年宁波公开选拔5名局级领导起步，迄今已走过23个年头。

　　对这个制度，人们曾有惊鸿一见的新奇、乍破坚冰的兴奋和满怀憧憬的期待；这个制度，也迈出过令人击节的大步，如乡镇党委书记的公推直选、全国统筹选拔、打破身份界限等，但总的来说，最近几年的表现，却渐渐有些波澜不惊。

　　事物关注不再，一般是两方面原因。一是这个事物已发展到一个成熟的阶段，制度化和正常化，成为常态的新闻就不是新闻了；另一个原因，则是由于事物发展低于人们的期望值导致的失望心理，从而“用脚投票”。

　　对中国官员公选来说，显然还远远没到达第一种境界。之所以出现某种疲态，说明其制度上存在“天花板”，制约了其成长。

　　而2008年，成为打破这个“天花板”的关键性节点。当官员公选升级08版以惊艳之资重装上阵、刷新传统政治形象、重夺大众眼球时，打开这一制度密匣的关键性密码也一一展现在人们面前。

　　关键密码之一：直播

　　2008公选，最为夺目之处，是采用电视直播。

　　以往的官员公选，也不乏公示和宣传，然而传统平面媒体公文性的表述，无法呈现出鲜活立体的个体，参选人员的形象对社会大众而言，仍然模糊而遥远；选拔的过程也始终在封闭的会议室中进行，虽然房间大了一点，容纳的人多了一些，但广大公众仍不得其门而入；其展示出来的政治形态，依然是“密室敲定”。因此，对大多数人来说，什么人参选，选出什么样的人，都与我无关。

　　而电视直播改变了这种状况，它以一种最直观最现场的方式，将参选人员的表现完全展现在公众面前。2008年，中国民众第一次能在镜头前，用一种检阅的目光，审视备选“公仆”们的表现，并在心里打出分数。

　　因此，不论是在南京、贵阳这样的省会城市，还是在嘉兴、砀山这样的普通市县，公选的直播都创造了可观的收视率，成为当地民众津津乐道的话题。

　　或镇定、或机智、或局促、或焦灼，不管是出彩还是露怯，不论是得分还是失分，看到公众眼里的，是鲜明生动的表情；印在公众脑海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个体形象，而不只是一顶顶官的帽子。“原来，领导也是人”，传统精英政治的神秘感被戳破，现代平民政治得以张扬。

　　当候选人在摄像机前发表演讲的时候，他知道他面对的不止是场内的领导和评委，还有会场外成千上万的当地民众；他的承诺也就不止是对场内的评委所作，也是对广大民众作出的。这样的开放性不仅加剧了现场的竞争性，日后也将成为一种无形的压力和动力。“我们是在电视上发表过承诺的，要是不能兑现诺言，是要挨老百姓骂的。”贵阳公选的一名胜出者说。

　　台上10分钟，台下10年功。当然，现在的官员公选是一套复杂的组合拳，电视演讲答辩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也许并不是决定成败的关键。但是，直播形式本身就是一种公共行政能力的考察和操练，与媒体沟通的技巧，已越来越成为当代领导干部的一门必修课。

　　“尽管电视上表现最好的人不一定能最后入选，但让想任职的人站到了前台来表达、展示，而不是仅仅在后台活动，这是很大的进步。任命结果出来后，老百姓心里起码有点数——这个人是凭本事还是凭关系上来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周泽说。

　　将官员选拔的过程通过电视直播出来，公选就不再只是党委政府一家的事；而是以公选活动为中心，形成了一种社会公众、权力机关和社会媒体相互作用的关系；人民的民主权利，亦在这一刻散发光辉。

　　关键密码之二：一把手

　　贵阳的公推竞岗电视直播，当天出现在了央视的荧屏上，这被称为“破天荒”的一次。之所以关注空前，是因为其公选的对象是区（县）级的一把手——党委书记，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还是第一次。

　　过去乡镇党委书记的公推直选，因级别和地域的限制，对一般公众的吸引力不够；向上走，又往往以部门副职居多，让人感觉不痛不痒、不够劲道。08公选的最大突破，就在于对更高级别的一把手进行公开选拔的破冰，直击权力的核心。南京拿出政府所有局级一把手岗位进行公推公选，使人为之一振；贵阳公推竞岗4名县（区）委书记之职，更是令各方人士竞折腰。

　　中国自古就有“郡县治则天下安”之说。在新的历史时期，县域地区是社会发展的关键点，也是利益争夺的交汇点，因此成为社会矛盾的集中地。近年来，一些地方由于社会治理能力薄弱，屡屡导致性质严重的群体性事件发生，凸显基层治理之危。贵阳公推竞岗前后发生的瓮安事件和孟连事件，就是相当典型的例子。这与当地主政者平日不能“善治”、临事又处置不当，难脱干系。

　　并且，在现实政治生态下，县（区）委书记不仅身系政权安危，自身也是高危。“县委书记成腐败高发”现象，已经成为当前的反腐难题。对这样“千钧系于一发”的岗位，从源头上把好进口，无疑是一个良策。贵阳公选的主导者、贵阳市委书记李军就直言：“我们开展公推竞岗和公开选拔，就是绝不让那些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的人进到领导岗位，绝不让那些庸官、昏官、懒官进入领导岗位。”

　　如果说，贵阳的特点是“点重穴”，力度十足；那么，南京的特点则是“全覆盖”，气概非凡。南京此次实现了所有政府组成人员全部由公选产生的突破，这样的大动作，透露出主政者力求将公选常态化、制度化的努力。

　　而公开选拔干部一旦从点缀变成主流，成为官员晋升的主通道，将会极大地改善官场现有生态。在南京公选中脱颖而出的药监局局长胡万进感言：“（公选使）跑官成本大大增加。要想晋升，应该更多考虑的是怎么做好工作，完善自己，而不是花费大把时间与精力搞好人际关系。”这样，必将对官员形成一种新的压力与导向：从“谋人”到“谋事”，从“跑官”到“为民”。

　　公选电视直播向公众敞开了大门，一把手加入则为这一制度打开了上升的空间，昭示官员公选未来的发展，孕育着无限可能。县（区）党委一把手都能公选，还有什么岗位不能公选？所有部门都来公选了，没有例外，就成了制度。

　　关键密码之三：气候

　　南京、贵阳的新鲜还让人回味，近段时期，广西、浙江、河南、青岛等地又向全国广发“英雄帖”。浙江宣布将三级联动开展干部选拔，涉及119个职位，是该省历史上以竞争性选拔方式推出职位数量最多、涉及面最广的一次。2008年的公选大戏，看来还方兴未艾。一项往日略显疲态的制度，为何在今年突然发力？

　　2008年，对于中国政治气候来说，是个暖春。神州大地，政改之风劲吹。汪洋在广东、薄熙来在重庆、张春贤在湖南、仇和在昆明，先后掀起声势浩大的解放思想大讨论，为下一步的改革造势；而改革开放排头兵深圳出台了近期改革纲要，其酝酿中的多项重大改革，让人兴奋不已。

　　地方政改风起，风源是中央的政策。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民主”一词在十七大报告中出现了60多次。胡锦涛强调要“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

　　中央的支持和动员，是地方政改最大的源动力。改革者们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宽松环境，开始走到阳光下，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李军在阐述贵阳改革的时候，就理直气壮地说：“这是贯彻中央和省委重要指示精神的实际行动。”

　　而公选为何成为改革者们不约而同的选择？通过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是中国发展民主的现实道路；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扩大党内民主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在十七大上，第一次提出了干部人事改革的八字方针：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也对公开选拔作出了明确规定。因此，以公选破政改之题，是在既有制度基础上进行改革创新，既符合中央精神，在更高层次上扩大民主，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政治风险。

　　也正因为如此，当“县委书记海选”被一些媒体热炒时，作为当事者的贵阳，却再三“降温”，强调这是选拔，不是选举，更不是“直选”和“海选”。这并非是谨慎使然。从制度层面观察，这次的创新并不是对原有制度框架的“脱胎换骨”，而是一个优化重组的过程。其公选的5大环节（民主推荐、驻点调研、演讲答辩、民主测评、能力测评），都是以往的常规武器；最后的一锤定音，也还是常委会讨论、全委会投票决定，党管干部。

　　因此，有学者认为这是“量的突破大于质的突破”。中央党校的王贵秀教授更直言不讳地指出：“（公开选拔）增加领导干部的选择范围当然是好的，这是一种新的探索。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老百姓并没有发言权，只不过是能够有发言权的官员多了一些而已。”并且，就目前公选本身的实践，从全国来看还显得单薄，更像是地方主政者的“个人行为”，离最终制度的建立相去甚远。

　　然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本身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以积跬步而至千里。并且，中国改革的基本模式就是，地方试验取得成功，获得中央认可，成为全国性的政策、法律。官员公选也正是从地方的零星实践汇集，上升为正式的制度的。因此，我们乐观地期待，改革者以他们的勇气和智慧，用地方的突破推进全国的制度变革，在更高的层面上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