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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个“一号文件”:中国农民的温暖记忆(组图)

  新华网北京10月10日电 (记者 刘健 张军 宋振远)

  每一段泽被百姓的历史,都会有一些刻骨铭心的温暖记忆--

  “农村改革发源地”安徽小岗村里,矗立着“大包干”纪念馆,记录着“包产到户”带给农民的温饱。

资料图片:安徽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

  太行山脚下的河北灵寿县青廉村,农民王三妮在取消农业税的2006年,铸造了一尊“告别田赋鼎”;今年,他再铸“恩惠鼎”,表达对惠农政策的感谢之情。

  点点滴滴的历史见证,汇成涓涓细流,贯穿农村改革30年的历史长河:从“瓜菜代”式的饥饿到温饱,再到小康;从“皇粮国税”“三提五统”到免征持续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再到给予农民补贴;从城乡分割到统筹城乡,进而实现城乡一体化……

  沿着历史的脉络探寻,农民这些温暖的记忆源自改革开放以来持续不断的惠农强农政策,特别是关于“三农”问题的十个“一号文件”。


  从大包干分田到户、专业户蓬勃而出,到“洗脚上田”办企业……亿万农民告别饥饿,奔向小康

  记者来到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家。今年67岁的老汉,仍记得那份摁有18个鲜红手印的包产到户合同书:“我们分田到户……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

  这份合同书如今被珍藏在国家博物馆,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见证。今年小岗村农民人均收入有望突破6500元,严俊昌老汉说:“没有包产到户,农民就不能解决温饱问题,国家就没有后来的发展。”

  小岗村的突破,具有思想启蒙、思想解放的重要意义。1982年1月1日,中央发出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总结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农村改革,肯定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第一个“一号文件”发出后,有的农民当天到城里书店要买本“包产到户政策书”。在“农村学大寨”的山西昔阳县,群众说:“砸了大锅饭,磨盘不推自己转,头儿不干,咱大家干。”1983年和1984年的“一号文件”又进一步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大包干"后,俺农民吃饱了肚皮,就有了新的想法。最早我和村里一些人偷偷地跑运输、卖石子、织毛线,有的甚至躲到山沟里办企业,挣了钱不敢存银行,整天提心吊胆的。到底允不允许私人买拖拉机和汽车,允不允许私人跑长途运输,允不允许合伙入股修鱼塘按股分红,允不允许办社队企业……大家伙都盼着上面给个准信。”河南省米河镇小里河村村民张春旺是全省第一批乡镇企业家之一,他回忆说:“很快,"一号文件"给出了明确答案。1983年的"一号文件"中提出放活农村工商业,1984年的"一号文件"鼓励发展社队企业,鼓励专业户生产致富,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镇做工、经商、办企业。大家伙一听,可真提劲!一下子办起了十几个大大小小的企业。”

  在珠三角,在苏南、温州,以前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的乡镇企业如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吸纳了数以亿计的农民“洗脚上田”……江苏江阴市华西村,今年企业销售收入预计超过500亿元。这个村先后实现了“电话村”“彩电村”“空调村”“别墅村”,想起改革开放前办企业时“白天关门应付检查,晚上加班加点生产”的日子,村党委书记吴仁宝感慨道:“大发展、小困难;小发展,大困难;不发展,最困难。实事求是是灵魂!”

  种粮大户、养鸡专业户、蔬菜专业户……在农村如雨后春笋,蓬勃而出。“想当年,不让种花,说是"资本主义的草",农民种一回,公社割一回。”在全国最大的花木生产销售集散地河南鄢陵县,柏梁镇的“花王”姚清然回忆说,“1985年的"一号文件"取消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农民获得了经营自主权,而1986年的"一号文件"又强调增加农业投入。随着逐步取消了对俺农民的指令性种植计划,花卉种植开始大发展,出现了许多种花、贩花的专业户。”姚清然五兄弟渐渐分工:老二、老三和老四出门卖花当“花商”,老五在家制种育苗当“花工”,老大负责生产仍当“花农”。如今,五兄弟都买了小汽车。

  农业内部的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阔步发展,又一次带来乡村巨变,农民的“钱袋子”开始鼓起来。30年前的一天,江西靖安县宝峰村农民李科堂用一辆借来的拖拉机把新娘拉回了家。“做梦也没想到,现在儿子结婚,能用10辆小汽车把媳妇娶回家。”他感慨道,“真像做梦一样。”统计表明,全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已由1978年的134元增加到2007年的4140元。

  从农民建造“告别田赋鼎”“告别田赋纪念碑”,到负担卡内容的变迁……国家对农民实现了由“取”向“予”的转折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农村改革始终不断推进。1986年以后,中央审时度势,先后就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繁荣小城镇经济、深化以保护农民利益为导向的粮棉等大宗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实施粮食最低保护价收购等,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历次党代会和全国两会上,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地位得到再三强调。

  随着一次次农村改革的能量释放和城市经济的迅猛发展,党中央清醒地看到: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农业和农村发展还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突出的是农民增收困难,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多年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由于农民负担沉重,部分农区干群矛盾突出。

  2004年2月8日,新世纪的第一个关于“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公布,历史性地实施“两减免(减免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三补贴(粮食直接补贴、良种推广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着眼于减负增收,自此,一号文件重新锁定“三农”问题。

  农村改革探索实现对农民由“取”向“予”的重大转折。太行山脚下的河北灵寿县青廉村农民王三妮,自费16万元,先后铸过两个鼎--“告别田赋鼎”、“恩惠鼎”,则是以“多予、少取、放活”为特征的新时期农村改革的生动注脚。

资料图片:河北灵寿县农民王三妮自费铸造的“告别田赋鼎”

  “告别田赋鼎”铸于2006年、正式免征农业税的当年。铭文仿佛是一段厚重的历史:“田赋始于春秋时代……1979年邓小平搞改革开放,施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使亿万农民富裕起来。乾坤转天地变。从2006年1月1日起依法彻底告别延续了两千六百多年的田赋。亿万农民歌唱社会主义好,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我是农民的儿子,祖上几代耕织辈辈纳税。今朝告别了田赋,我要代表农民铸鼎刻铭,告知后人,万代歌颂永世不忘。”

  说起铸鼎的缘由,王三妮老汉感叹:“我家7口人、14亩地,以前每年要交农业税费532元,种田不挣钱。从2004年开始减免,到2006年免征农业税,种地不但不交钱,政府还给补216元。人要讲报答。我是农民,铸鼎表达感激!”

  故事并没有结束。今年王三妮再铸“恩惠鼎”。十条铭文历数免除农业税、各类农业补贴、粮食最低保护价收购、农村合作医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民子女上学免费、农民工免费培训技术等惠农政策。铭文的结论质朴而深刻:“惠农政策给我家7口人带来收益共5000余元,深感党和政府对农民的恩惠……”

  无独有偶。2007年3月,四川省南部县保城乡宋家坪村500余名农民竖立起“告别田赋纪念碑”,碑文记录着“……二零零六,农税全免,五百人口,四百亩田,减税七万,实惠八方。”

  沉甸甸的铜鼎和石碑,承载着同样沉甸甸的情感,透露出一段时期里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更凸显着新时期农村改革五个“一号文件”的分量。

  2004年至2008年的5个“一号文件”,核心思想是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通过免除农业税,财政直接补贴农民等一系列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措施,使农民休养生息,重点强调给农民平等权利,给农村优先地位,给农业更多反哺。2006年开始正式全面免征农业税一项,农民当年减负500多亿元,2008年中央财政安排“三农”投入5625亿元,创历史新高。

  湖北省监利县新沟镇交通村八组农民朱建华收藏的14年农民负担卡,前后对比,折射出“索取”与“给予”之间的巨大差异。上世纪90年代末,监利县因农民负担重闻名全国。翻开朱家4.9亩责任田的票据本,不难看出当年状况:1998年,总负担1277元;2000年,实缴负担1514元。

  朱建华的收藏慢慢发生了变化:2005年免除农业税,只交291元;2006年总负担302元,扣除国家发的各类补贴,实际上缴144元。票据中的“三提五统”“共同生产费”已成为历史,而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等越来越多的新词儿进入了朱家的账单。

  去年朱建华一口气承包了15亩荒田。他说:“税改前,负担重,很多农民弃田不种。现在取消了农业税,种田有补贴,大家抢田种。”

  200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公布,这个“一号文件”标志着国家明确把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转到农村,2007年的“一号文件”再度强调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是俺农民兄弟追求的目标!”河南濮阳县西辛庄村李连成说。西辛庄村人均年收入超过1万元,是名副其实的富裕村、文明村和社会主义新农村,李连成总结了这几年村里的“几多几少”--

  哪些“多”了?家家户户的收入多了,敬老爱幼好事多了,新村建设谋事多了,园区投资办厂多了,农村基础设施多了……

  哪些“少”了?村里的土路少了,没有学历的农民少了,工厂耗能少了,老百姓的牢骚少了……

  哪些由“没”变“有”了?有了农民工培训大楼;有了一流的教学楼,村里的学生不用出村上学了;村里有了诊所、宾馆、超市……

  新时期五个“一号文件”,破解着“三农”难题。农民人均收入进入较快增长期,增幅由2002年的4.8%提高到2007年的9.5%,为1985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

  从设立“农民工日”、《农民工之歌》走上春晚,到农民工代表首次亮相全国两会……亿万农民正在从“城乡二元结构”走向“城乡一体化”的新阶段

  在十七大报告确定“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方向基础上,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以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为主题,着力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

  今年3月,全国两会。分别来自广东、重庆和上海的胡小燕、康厚明、朱雪芹成为中国首批农民工代表,外电评论,这是中国政府倾力解决“三农”问题的又一重要象征。

  “国家应该制订农民工休假制度,让他们回家时错开春运高峰”;“建议制订农民女工生育保险。很多农民工姐妹现在怀孕后只能辞职回老家生孩子”;“我主要关注的是农民工待遇问题”……三位农民工的建言、希望,代表着2亿多农民工的心声:统筹城乡发展。

  在广东打工9年的四川农民胡小燕说起从“农村生活”到“城市生存”的转换,百感交集:“我到城里打工,受过到歧视、遭遇过白眼,最苦的时候一天要上十几个小时的班,最难受的是辛辛苦苦一年还被拖欠工钱。虽然还有许多不满意,但是现在政府越来越注意倾听农民工的意见,在子女入学、医疗保险、社会保障和工资发放等多方面制订了保障措施,我们融入城市越来越容易了。今年两会上传递出统筹城乡的信息更是让亿万农民振奋!”胡小燕一项一项地列举:

  --推行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1.5亿学生和780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受益。

  --建立并不断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已扩大到全国86%的县,参合农民达到7.3亿人,大大减轻了农民看病就医的负担。

  --全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3451.9万农民纳入保障范围,构筑了农民基本生活的最后一道保障线。

  2007年6月,重庆和成都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统筹城乡发展的最终目标是要使农村居民、进城务工人员与城市居民一样,享有各个方面平等的权利、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和同质化的生活条件。一场统筹城乡差别、平衡城乡利益的变革开始了破冰之旅。

  成都市建立起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将全市户籍人口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农民逐步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就业、社会保障、义务教育等权利,“城里人”和“乡下人”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而重庆市确立每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天为重庆“农民工日”,到2020年,全市计划逐步引导1000万农民工及家属进城变市民。

  成都市锦江区三圣乡村民曾华美在城里买了125平方米的花园小区房,全家都搬到城里住了。她说:“我们那里的许多农民有的做花卉生意,有的跑运输,都在城里安家落户了。”在重庆南岸区,有4000多名农民工住进了政府兴办的农民工公寓,来自潼南县玉溪镇的刘红光说:“过去16个人挤在街边的塑料布棚里睡大通铺,一人一米多宽,天上下大雨,里面毛毛雨;现在住在公寓里,生活设施一应具备,一天才收1元钱,真是咱农民工的家!”

  2008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广厦重庆一建公司的农民工合唱团唱响《农民工之歌》--“身上沾泥花,脸上挂汗花,为了一个梦啊,进城闯天下,昨天我是农民,今天当工人哪,城市的新主人意气风发……”

  歌声,唱出了亿万农民的温暖记忆,也唱出了对明天的憧憬和希望!
(责任编辑:刘晓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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