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灾区第一个公务员的自杀意味着心理援助需要系统化
10月3日，5·12大地震后的第144天，在伤亡最惨重的北川县安昌镇的一个简陋的办公室中，北川县委农办主任董玉飞自杀身亡。
作为大地震后第一位自杀的公务员，董玉飞之死令人扼腕，他年仅40岁，身高180厘米，相貌堂堂，前途无量，为什么会走上绝路呢？
对此，他的好友、绵阳市农业局局长、原北川县县长陈明世难以理解也难以接受，在接受采访时，他感慨说：“他的能力、人品、长相，都是一流的，他是个汉子，也是个好干部，怎么可能这样做？”
任何事情都有其道理在，本文试图去揭示这一悲剧背后的道理，也希望借此能得到一些警示。
一个月前，我先后上了一个家庭系统排列的工作坊和课程，老师是来自香港的郑立峰。
在授课时，郑立峰一直强调两个观点：
1.家庭系统排列治疗不问性格等因素，而只关心重大事件，如自杀和亲人的意外死亡等。
2.家庭系统排列治疗认为，一切行为都是对家人的爱的表达。
在这十余天的课程中，这两个观点也一再得到验证。例如，一个男子对他的岳母很暴躁，每次岳母想接近他妻子，他会想办法阻拦她。这看起来很是不近人情，因他岳母只有一个女儿。然而，家庭系统排列治疗中展示，他的岳母有严重的自杀倾向，而他的妻子内心深处想替妈妈去死，希望以此阻止妈妈自杀。
所以，岳母想接近女儿，是爱，女儿想替妈妈去死，也是爱，而这个男子阻拦岳母接近妻子，一样是爱。
并且，岳母想自杀同样是爱的表达。原来，她的家族中，有太多人在意外中死去，她想追随这些亲人而去。这不难理解，难道爱不是要同甘共苦吗？难道爱不是要一起厮守吗？那么多亲人在苦难中离世，我怎可以享受幸福生活？我宁愿跟随他们而去，以此表达对他们的爱与忠诚，而不愿独活在这世上。
在治疗中，我们会发现，这种同甘共苦的渴望是盲目的爱，是幼稚的爱，因离世的亲人并不希望我们追随他们，而是衷心地希望我们能幸福快乐地生活，甚至还要把他们失去的那一份幸福加倍活出来。
但是，当我们只是沉浸在自己的悲痛中时，就会陷入到这种盲目的爱里，而难以做到从离世亲人的角度上看自己，便可能会一味地想去追随他们的脚步。
这，可能便是北川县农办主任董玉飞走上自杀的深层心理因素。
主因或是痛失爱子 董玉飞自杀后，他的遗书被警方存留，而他的死因也成了谜，比较集中的说法有两个：
第一，工作压力太大。作为农办主任，董玉飞负责的重建工作或许是难度最大的。他负责的重建房工程本来任务就很艰巨，9月24日发生的特大暴雨更是雪上加霜，不仅将以前的工作摧毁，还冲毁了许多其他农房，严重加大了他的工作难度。
地震后一直在绵阳做心理援助的复旦大学心理学教授申荷永说，9月24日的特大暴雨很罕见，闪电和暴雷持续了18个小时，80%的北川县城被淹没，灾情达20年一遇，部分地区是50年一遇，造成的经济损失甚至超越了地震，这令农民们很生气，觉得原有的努力“白干了”。这种情况下，作为负责农业重建的主要官员，董玉飞产生很大的心理压力甚至抑郁情绪，是很容易理解的。
此外，作为灾情最严重的地区，北川县的公务员们普遍一直处在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这会使得他们紧绷的精神无法得到放松和缓解。
第二，一直没有走出失去儿子的悲痛。他的好友陈明世说，董玉飞的儿子董壮才12岁就已有178厘米，高大帅气，并且“成绩好也很听话，董玉飞非常喜欢他”。不幸的是，如此优秀的儿子在地震中遇难，当5月14日从儿子所在学校的废墟中挖出儿子的尸体后，董玉飞痛哭失声，还一直自责说对不起儿子。
5月18日～24日，我曾随同一个心理志愿者团队赴地震灾区，发现内疚是幸存者最为普遍的一种心理。内疚，可以理解为愤怒指向自己，当内疚积压太久且不能化解时，它就可能会转化为抑郁，转化为自杀的冲动。
董玉飞的一些同事不认为董玉飞自杀主因是痛失爱子，他们说，一开始看得出来董玉飞确实很想儿子，但8月份后他的情绪好了很多。
同样是董玉飞的那些同事，他们一样也佐证了爱子对董玉飞的重要性。根据他们提供的信息，董玉飞8月后情绪好了一些，同时，他还戒酒了，这位本来酒量很大的羌族汉子突然变得“滴酒不沾”，一次同事聚会，当别人劝酒时，董玉飞的一位下属解围说，董主任生了宝宝就会喝了，对此，董玉飞会意地笑了一笑，表示默认。从此，董玉飞还想要一个孩子的计划便成了公开的秘密。
这个重要的细节或许显示，为了化解痛失爱子的悲痛，董玉飞找到了一个办法——再生一个孩子。
这是很多人化解这种悲痛的常见办法，在家庭系统排列的工作坊中，这种故事屡见不鲜。
前列腺炎令他梦想破灭？ 然而，9月中旬的一次体检发现，董玉飞身体出现了状况，最后入院治疗了十余天，而病情则是前列腺炎。前列腺炎的程度目前尚不得而知，但董玉飞看来对此讳莫如深，他在住院期间拒绝同事的探望，称自己病情并无大碍，只是后来有知情人传出，他被查出患有前列腺炎，且可能对生育有一定影响。
如若这一传言是真，那就意味着，董玉飞用来化解痛失爱子的办法遇到了麻烦，甚至有可能，这条路已不通。这时，他的这种悲痛和内疚就可能会一并化为抑郁，而产生深深的自杀的倾向。
即便他的前列腺炎没有不治那么严重，这也会对一个心思敏感的人造成很大的冲击。因为，本来这一办法就有问题，假若真的生一个孩子是为了弥补失去另一个孩子的痛苦，那么这个新生儿就会一出生就被当成另外一个人养，而不能做自己，这是对他的不公正，势必会导致他产生种种心理问题。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这一办法还意味着对逝者的背叛，毕竟，爱怎么可以转移和替代呢？如若我们是深爱着死去的人的话，我们的心中对这一点会心如明镜，将对逝者的爱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这不过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而已，它并不是一个真正能化解悲痛的好办法。
所以，不管前列腺炎是否很严重，这都可能会对董玉飞造成很大的冲击。
也恰恰是在这个时候，“9·24暴雨”来袭，它持续十几个小时的闪电和暴雷以及造成的巨大损失，可能会像5·12地震一样，严重冲击董玉飞的心理承受能力。
就好像是，被查出前列腺炎主要冲击了董玉飞的私人领域的内心深处，而大暴雨则冲击了他在社会领域的心理承受能力，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令他的内心世界遭受了难以承受的冲击。
在遗书中，据悉，董玉飞第一句话是“工作、生活压力实在太大”，而接下来的一句是“我已年过40”。这第二句话耐人寻味，既好像是在说，我已活到40岁了，前途什么的并不重要了，也仿佛是在说，我已活得足够了，对于未来没有什么新的指望了。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他的小说《挪威的森林》中写到，女主人公直子一直觉得，她的自杀的男友木月好像一直在对她说，我们可是在一起的噢，你什么时候来陪我啊。结果，直子最后真的通过自杀去了木月那里。
在学习家庭系统排列时，我也屡屡看到这种动力，有的来访者哭喊着说“我想活下去，我想活下去”，但她传递的信息其实是“我想追随你而去”。但随着治疗的进行，来访者会明白，这种追随逝者的渴望是盲目的爱的表现，而更深沉更成熟的爱是更积极地追求幸福和快乐，这才是逝者的心愿，这才是对逝者的忠诚。 (来源：广州日报)
(责任编辑：王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