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抒雁话改革开放30年：诗歌是历史的情感见证

　　2000年，雷抒雁编辑了自己1979年至1999年20年的年编诗选，以《激情编年》名之。在序言中，雷抒雁写道：“这些诗不是对历史的追忆。它是历史的情感见证。即便不是对一个个伟大事件的述说，也是由那些事件的波动，在心灵里留下的擦痕。”将近10年过去了，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雷抒雁再次以《激情编年》为名出版了他的诗歌选集，收录了他从1979年到2008年的诗歌作品。这些诗，从1979年的《小草在歌唱》，到2008年的《冰雪之劫：战歌与颂歌》，同样是改革开放30年来种种事件在诗人心灵里留下的擦痕。在一个阳光灿烂的金秋早上，记者在雷抒雁家中开始了采访。我们的谈话，自然是从那篇奠定了他诗坛地位、也深刻影响了他以后创作的《小草在歌唱》开始的。雷抒雁一边给记者谈诗，一边深情地朗诵他那些留下了时代印记的诗作。

　　记者：30年前，您的《小草在歌唱》曾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几乎所有的诗歌朗诵会都能听到人们在朗诵这首诗；30年后，依然有人在阅读、朗诵这首诗，听众甚至还在落泪，就是“新新人类”也会被感染打动。您当时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创作《小草在歌唱》的？

　　雷抒雁：一首诗的完成，正如一个胎儿的育成，是综合的因素。当年我捧读着刊登张志新烈士事迹的报刊时，义愤在我心里燃烧，泪水不断地涌流下来。我不能坐下来，我向朋友去讲述，我和别人去争论，我寻找着发泄内心痛苦的形式。但那时我还没有诗，因为我只有激愤，没有思想，没有形象。当激愤冷静之后，代之而起的是思索，也就是在思索的同时，我找到了形象：我总看到一片野草，一摊紫血。看到了草，我也就找到了诗，它来得非常自然。那是一个不眠的夜晚，世界已经进入梦境，只有我和诗醒着。我和小草在对话，她向我讲述着烈士的不平，我痛苦地解剖着自己。我在努力地挖掘“小草”这一形象的内在意义，寻找她内含的力量，从而使之成为一种艺术形象。

　　记者：当时写张志新烈士的诗歌非常多，为什么这首诗能引起那么大的反响并流传下来？

　　雷抒雁：《小草在歌唱》在当时有两个评价。一个评价是，有一篇《全民族的忏悔》的文章，认为这首诗和巴金的《随想录》是当时比较典型的对十年动乱的反思和忏悔。在那个时代，作为个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们没有独立地站在事件旁边去审视这个事件，我们成了随大流的，甚至有时候成了错误的帮凶。《小草在歌唱》正是对那种“昏睡的生活、愚昧的日子”的一种警醒与顿悟。

　　另一个评价，就是有人认为这首诗是新现实主义的开篇。为什么说是新现实主义？因为这首诗最早地就现实事件作出批判与反思，对社会问题提出了质疑。

　　记者：旧现实主义那时沦为了一种歌颂的、传声筒式的写作。

　　雷抒雁：旧现实主义还有匍匐现实主义的意思，即匍匐在现实之下。新现实主义是一种站立着的、清醒地审视现实的现实主义，有一种猛烈地对现实中错误现象的抨击。就像在《小草在歌唱》中质疑了良心、法律、人性等等，质疑了很多东西。

　　在艺术上，为什么《小草在歌唱》能挣脱当时老的写实方式？因为这首诗主要靠形象表现情感。诗的开篇写道：“风说：忘记她吧！我已用尘土，把罪恶埋葬！雨说：忘记她吧！我已用泪水，把耻辱洗光！”一开始就把读者引进一种诗意的反思中去，不是过去那种直接的、简单的、直白的表现，写得比较饱满。后来郁风还根据这首诗的诗意画过一幅画——《大地的女儿》。这首诗在当时对文学，尤其是诗歌应该怎样去表现生活、去反映诗人的情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新鲜的东西。

　　除了思想的深刻、艺术的饱满，这首诗也是当时思想解放的产物，它不可能出现在这之前。1979年我同时写了很多诗，不少是对原来生活的质疑，是为改革开放呼唤呐喊。

　　记者：可以说是一种长时间积蓄的压抑的爆发。

　　雷抒雁：我曾想过，什么时候会产生诗？有两种观点我很认可。一个是法国18世纪启蒙主义思想家狄德罗说的：“什么时代产生诗，那是在经历了大灾难和大忧患之后，当困乏的人们开始喘息的时候。那时，想象力被伤心惨目的景象所激动，就会描绘出那些后世未曾亲身经历的人们所不认识的事物。”另一个是英国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雪莱说的：“在一个伟大民族觉醒起来为实现思想上或制度上的有益改革的斗争中，诗人就是一个最可靠的先驱、伙伴和追随者。在这个时代，人们积累了许多力量，能够去传达和接受关于人和自然强烈而使人激动的概念。”

　　记者：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两点都符合了。

　　雷抒雁：对。我1979年写过一首《空气》：“快把窗户打开，快把门打开！让新鲜的空气进来！海上的风，请进来！高原的风，请进来！吹我们的草，让草绿；吹我们的花，让花开！窒息的空气，对健康有害，快把窗户打开，快把门打开！”当时的诗就是直接对保守和禁锢的猛烈抨击。另外，同一个时期写的还有《种子啊，醒醒》、《希望之歌》等，都是在呼唤，兴奋地呼唤。说的是种子，实际上是呼唤一种希望，呼唤一种思想，呼唤一种能够改变坚硬土层，改变这种禁锢的、落后的、封锁的、专制的状况的革命。那个时期我们的激情像狂飙一样，都是围着新的人生、新的社会、新的理念在呼喊斗争。我们把自己作为启蒙者，对着昏睡的耳朵喊：醒醒，醒醒！我们认为一个新的制度的建立，是需要文学家去呼喊、去呐喊、去催促的。现在提起来，有人常常说那些诗是政治，其实是错误的。那是一个狂飙突进的年代，社会处在重大改革发展过程中，当然需要呐喊。它不是在谈情说爱，只给一个人的耳朵说话，是需要警醒，需要大家顿悟、明白。也就是孔子讲的，要“群”、要“怨”。“群”，就是把大家组织起来；“怨”，就是把情绪、怨愤宣泄出来。

　　我们现在对诗歌认识有一点矛盾，以为从个人经验出来的诗是真正的诗，其它的就不是。其实我认为，一个好的诗人，除了关注自己，还应该关注大家，关注千百万的人民。这里边涉及到我提出的一个概念，即人类的情感疆界：自身－父母－血亲－配偶－子女－亲朋－部落－种族－全人类－动物界……情感疆界的大小及远近，正是一个人心胸和精神境界宽窄的证明。现在我们的诗人，能写情歌的很多，能写国歌的找不到，我们现在就缺少大胸怀的大诗人。一个诗人应该是有思想的，好的诗人也应该是个哲人，他提供给我们的，不仅是审美的，同时也应该是启迪的、思考的，这些是促进人类进步的东西。我这话不单包括年轻人，也包括老作家，这里边除了情感问题，除了理念问题，还有驾驭能力的问题。把社会经验、社会情绪给概括起来，不是说想做就能做到的。

　　当然诗歌除了“群”、“怨”，还要有“兴”，要符合诗歌本身的规律。我早期的诗歌《种子啊，醒醒》、《希望之歌》都是按照诗的方式写的，里边都有形象。我在1979年的另一首诗歌《路旁的核桃树》是写当时知识分子的状况的：“谁给你浇过水？谁给你施过肥……秋天，人们突然发现宝贝，一根根棍子，却为你留下悲伤。”当时知识分子群体基本都是这样，在你的成长过程中很少有人关注你的成长，当你有了成果，批判的力量就来了。在诗中我把一种意象和人生的经验结合在了一起。从我写第一首诗到我诗集的最后一首写地震的诗歌，始终按照诗歌的规律去写，有形象和情感，同时又有一种思想在里边。

　　记者：30年来，您在诗歌道路上不断探索，不断地使用各种方式和手段逼近诗，在这个过程中，您的诗歌风格发生变化了吗？

　　雷抒雁：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外国诗歌涌了进来，各种风格都进来了。对外国诗歌的大量翻译是非常好的，开阔了我们的眼界，对我们的诗从写作方式上，从情感扩展上起到很大的作用。但这时候我觉得有选择地借鉴就很重要了。我在1979年写过一篇文章，呼吁把外国的诗歌引进来供我们借鉴，因为我们封闭太久了。我里边也说到一个问题，就是模仿，怎么样的模仿都是不好的。借鉴就是要再创造。所以，你看过我的诗就会发现，从前到后，我前期对形象的使用比较多，后来将它变成意象的使用。这就受到了西方诗歌的影响。但我始终不放弃意境。当我们只是注意意象，不注意全诗的意境的时候，写诗就会发生困难。

　　记者：关于诗歌的形象、意象、意境，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理解。您是怎样看待这三者的？

　　雷抒雁：形象是拿一个事物直接来做比喻，70年代我的诗歌里大部分是形象。《小草在歌唱》中小草也是选择的一种形象。但后来我的诗中更多的是意象。比如《瓶花》：“把笑容给你/我的伤痛在瓶里//把芳香给你/我的伤口在瓶里//断根的哀痛/你不会理//短暂的青春/换你短暂的欢愉//害怕落寞给你伤愁/我以水延续生命//我的无奈凋落/可是你难释的寂寞”。把整首诗的意思和形象糅合在一起，变成了统一体，这时候瓶花就成了一种意象。像这样的诗还有《假牙》、《每道伤痕都是诗》等很多。意境则是指整首诗的语言环境，让读者走进诗中的东西。

　　在引进、借鉴西方诗歌的同时，我还注意从我们深厚的旧体诗传统中汲取营养。现在看来，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忽略了自己的传统。为什么近些年我写了很多有古典意境的诗？我就是想把我们民歌里、古典诗词里的元素都吸收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去。我们过去的诗歌写作，说到继承古典诗歌传统，总喜欢在形式上下功夫，不善于将其中有益的元素活化，注入新诗写作中。

　　记者：如果没有30年来改革的变化，会有现在的这些尝试吗？

　　雷抒雁：那是不可能的。诗歌的变化给了你思考。为什么要做还原《诗经》的尝试呢？我就想回到我们诗歌的源头去看看，用我们现在的思维去读《诗经》。其实，中国最早的诗歌集《诗经》，就是可爱的自由诗，并不受所谓格律的束缚。尤其是《国风》部分，所表现出的形式自由与心灵自由比起旧体诗来都离我们现在的诗歌距离更近。古人在表达感情的时候很多地方和我们现在是很一致的。我们需要不断地去效法中国诗歌所建立的传统，不能让它们尘封了，认为新诗是外来的品种，只重视西方的写作理论和经验，轻视和放弃中国的诗歌传统，这种观点是不对的。

　　记者：30年来，诗歌运动出现了不少，诗歌逐渐由书写大我转向关注小我；另外，诗歌从社会普遍关注相对中心的位置退缩到一个相对边缘的位置，这些变化对您的创作是否也发生了一些影响？

　　雷抒雁：人是一代代成长起来的，接受的教育、阅读的范围、经历的生活是不一样的。一代代对文学的理解也是有差异的。但有一个最根本的东西，诗的东西，就是要使读者接受。我欣赏高尔基的观点，他说：我不懂诗歌这派那派，只知道诗歌有两种：好的和不好的。我觉得诗是很博大、很飘忽的东西，没有任何人能说他已经得到了诗，我们只能说我们在逼近诗，只要你写得感染了人，打动了人，就是好诗。

　　我们在写诗的过程中，是我们不断和自己的狭隘性做斗争的过程。一个好的诗人能够接受各种风格的诗。要善于宽容和容纳，我认为这是写诗人必备的一种精神。既要向外国学习，又要向古典学习，同时要向民歌学习，向各种流派学习，这样才能壮大自己。挑食的孩子长不大。稍微成熟的诗人就应该冷静地、清醒地去学习，并坚持自己。不是说潮流来了就跟着潮流走。好的诗能从中看出各种传统。风格即人，如果你这个人是飘忽变化拿不准的，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人是执着的，对生活的理解是深刻的，诗不管怎么变化，里边都会有一种沉重的东西。评论杜甫，人们用“沉郁顿挫”四个字就概括了他的一生。杜甫也有写欢乐的，但他的主要风格、代表他这个人的是“沉郁顿挫”。

　　记者：那您的主要风格是什么？

　　雷抒雁：我发现自己的诗里边有很多抑郁，就是比较沉重的东西。这是可能的。因为我觉得从写张志新开始，到地震中的逝者，到对屈原这样历史人物的把握，都有一种沉重在诗里。新世纪的前10年并没有让我的忧郁消失。在人类时空的坐标上，去者熙熙，来者攘攘，但我们精神上的孤独，大约是永恒的。然而我们还是要前进的，正如我的一首诗所写，《前方，前方，依然是太阳》。我觉得生活给我们的东西是很多的，关键是我们怎么去理解生活。我还是笃信孔子所说的微言大义，诗是需要微言大义的，如果没有大义，那个诗还是很轻的。要在诗里边赋予一些丰满凝重的东西，让诗凝练，有分量、有启迪。（金涛） (来源：中国艺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