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从1993年创办至今，中国体育的职业化之路已经走了15年。如今,除了足球之外,中国在篮球、乒乓球、排球项目上都有职业联赛，但显而易见的是，中国还没有哪个职业联赛或是那家职业俱乐部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标准。
与中国职业化体育同期或更晚起步的日本、韩国，其足球职业联赛早已办得名副其实。是什么原因让中国的体育职业化进程如此缓慢？中国体育的职业化之路又该如何走向成功？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的专家。
吉林体育学院院长宋继新教授认为，政府部门应从一些具体的职业联赛活动中脱离出来。
在中国，足球联赛办得最早，影响最大，但很多矛盾、问题也集中体现在足球联赛中。中国足球联赛之所以频频发生罢赛、退赛等在国外职业联赛中极其罕见的现象，是因为我们的政府部门直接参与了联赛运行的具体活动，而实际上，联赛的主体是俱乐部，联赛怎样运作是俱乐部的事，政府部门不应参与其中，也参与不好。
这次武汉光谷退赛，表面看是一场联赛风波，说到底却是政府的信任危机。武汉光谷为什么要退赛，是因为他们真不想参加联赛了吗？不是，是因为他们对足协丧失了信任。
中国的足协、篮协等体育协会，都是体育主管部门的相关单位，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既然这些协会本身实际上就是政府部门，就应该把制定大政方针、进行宏观调控作为自己的职责，至于像球员判罚、裁判选择等具体问题，应由各俱乐部自己来解决。
中国职业联赛的一个典型特征是相关政府部门的“管制”，但这个时代提倡的却是“善治”。“善治”的做法是政府部门应大力培育社会组织和体育市场，职业联赛由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共同管理，一个管宏观，一个管微观，联赛的具体运行则应根据市场来调节。
宋继新认为，在中国的现行的体育体制下，“善治”是有官有民的新型管理方式，这是最理想的举国体制。
北京体育大学足球专业教授麻雪田认为，由于中国的体育体制很难在短期内改变，因此，想在中国完全复制西方国家那样的职业联赛发展模式是不现实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职业联赛就无法得到很好的发展。
中国要想搞好职业联赛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协会管理水平的进步，另一个就是职业俱乐部应努力向“职业”标准看齐。
麻雪田给中国足协提出了一个24字准则：“宏观决策、统筹规划、政策指导、协调服务、调查研究、监督检查。”他表示，中国足球联赛这么多年来已经遇到过多次大的风波，足协应反思自己的过失。
现在大家都说，足协应是宏观政策的制定者，不应干预联赛的细节，但就是在一些政策的制定上，足协也没有做到科学化、民主化和有预见性。管理上不科学、不民主，就容易引发矛盾。而没有预见性，就会在处理新问题时措手不及。
麻雪田说，在“24字准则”里，最关键的是4个字：宏观、服务。如果足协没有宏观的眼光和服务联赛、服务俱乐部的意识，联赛水平的提高显然会很困难。
说到职业联赛，还必须说到职业俱乐部。
中国现在没有哪家俱乐部能算得上真正的职业化，看一看国际足联对职业俱乐部的定义就能明白中国俱乐部的差距。
国际足联对职业俱乐部的定义包括4个必要条件：第一是拥有独立的场地，而中国的足球俱乐部绝大多数都是租场地比赛；第二是拥有18个职业球员和“梯队”，这一点中国的足球俱乐部还能达到；第三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这个条件中国几乎没有一家俱乐部能够达到；第四是职业球员能够自由转会，中国的俱乐部也很难做到，有些俱乐部宁可让球员天天坐冷板凳也不让他们转会，这种事情在中国并不少见。
应该看到，中国职业联赛的发展迟缓有政府主管部门的责任，也有俱乐部自身存在严重缺陷的问题。中国很多职业俱乐部的大股东是抱着获得短期效益或是换取某些利益的目的来创建俱乐部加入联赛的，而这样的心态根本就办不出像职业联赛发达的国家那样的百年俱乐部。
本报北京10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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