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民主主要来源于并持续发展于民间力量的主动需求和实际探索，从中央政府的合法性认可和宏观指导，到地方政府的推动和支持，它始终是民间、中央和地方三方力量互动、交汇和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从应对紧迫性公共矛盾问题到涵具规范价值的制度的渐进、积累的民主发展过程。
浙江基层民主遵循着内在需求触动、政府有效规范的轨迹，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基层民主的发展路径。其启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现实性和本土化：基层民主实践的重要资源 任何一项制度的创新都源于现实的需要，一些学者称为“不得不”的现实压力。在浙江，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民营经济的蓬勃兴起，使得原来的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新情况，诱发了制度变迁，一套新的制度随即应势而生。以义乌市为例，义乌拥有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非公企业占八成以上，外来人口超过本地人口，达70多万。前几年，该市每年发生的劳动纠纷、劳动争议约在1万起左右，有相当一部分得不到及时处理。在一项对于义乌外来务工人员的调查中，有24.27％的被调查者认为“没有组织替自己说话，心理缺乏归属感”。此外，由于“收费高，程序繁杂，请不起律师，不知道到哪里找律师，难以公共受理，或者处理时间太长”等等原因，许多外来务工人员在遇到纠纷时，往往不走法律渠道而选择沉默或采取非常规手段。针对这些现实问题，义乌工会开始了“维权模式”的创新和探索。与此类似，温岭市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就是在劳资矛盾紧张状态下创设的一项新制度。
由此不难发现，浙江的基层民主创新往往是在发展态势驱动下，为解决具体难题而产生的，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也正因为如此，浙江的基层民主坚持了本土化的路线，将各类制度创新扎根到本地的土壤里，地方特色鲜明。“讲求实效，不强求一律，不搞一刀切”。以村民自治为例，余杭区建立了“双述”、“双评”制度，金华有了“五个由民”，衢州产生了“一会制”等，各具特色。
一言以蔽之，只有一切从实际出发，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求真务实，因地制宜地进行基层民主创新，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才能有针对性和富有成效，从而避免走形式主义、搞“政治秀”，这正是浙江基层民主实践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
（二）包容性与规制型：基层民主运作的核心策略 政府管理科学有为，是浙江政府行政管理改革的重要经验。在实践中具体体现为“无为而治”、“制度有为”。所谓的“无为而治”指的是，政府注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不干预、不争论、不张扬”，低调进行着体制和机制创新，从而奠定先发优势。浙江省一直强调“群众满意、务求实效”的工作态度，对于一时不好定性的新现象，采取允许试、允许看、允许改的做法，等成熟之后，及时总结，予以推广。例如，2005年余杭区的“自荐海选”是在相关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之下创立的一种选举形式。经过在余杭的试点，2008年，浙江省委组织部和民政厅联合下发的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的意见中将“自荐海选”作为一种选举方式加以推广。对于基层群众创新的这种开放和包容精神，体现了高超的领导艺术和政治水平。相反，如果面对各地的民主创新不是包容，而是横加干涉，许多新思想和新模式可能会胎死腹中，被扼杀在萌芽状态。
此外，对于复杂的基层问题，政府需“该出手时就出手”，科学地引导基层民主良性发展。这一方面，浙江省也积累了不少好的经验。以温州商会为例，为了弥补行业组织发展的制度不足问题，温州地方政府于1999年出台了《温州市行业协会管理办法》，这个办法是全国最早的以政府令的形式发布的行业管理办法。这表明了温州市政府对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发展的积极态度。
政府的规制还表现在将一些群众的创新之举科学有序地纳入体制的框架中，并加以规范；同时坚持渐行推进，逐步完善推广。例如，温岭市的民主恳谈会起步于1999年，当时是为了农村教育的需要，之后引入到农村公共事务的决策中。经过8年的实践，民主恳谈已经渗透到了温岭市政府的部门预算、决策，镇政府的公共预算等领域。2008年2月，温岭市泽国镇开展了公共预算的民众恳谈和人大代表恳谈的工作，将“民主恳谈”与人大预算审查监督结合起来，采取科学抽样、问卷调查、现场辩论等方式，进一步完善了民主恳谈制度。
简言之，正是因为政府以包容和开放的态度来对待基层民主的实践与探索，才使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得以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这样做，一方面为基层民主的创新提供了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使得浙江基层民主有效地规避了“冒进”和无序的风险。
（三）人本性与社会化：基层民主发展的根本目标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党的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浙江省基层民主创新虽然强调自治基础上的制度建设，但更加注重的是人的因素。一切为了人，激发人的活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例如，温岭泽国的预算恳谈，通过科学抽样，被抽中的民众无差异地拥有与官员对话的权利；“自荐海选”保障了选民平等的被选举权；义乌的外来务工人员选举权的保障等等，都体现了“人人平等”的人权意识。
此外，在注重培育社会组织，有效发挥社会组织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的功能方面，浙江走在前列，拓展了基层民主的发展路径。温州商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民间组织，作为政府和私营部门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在协调个人和政府部门之间关系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从而进一步激发了社会的活力，发展基层民主的社会基础得以夯实。
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省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它的价值。有评价称，浙江的成功并非仅仅由于市场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其一大奥秘还在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用于经济领域，为社会注入了活力又使其规范有序。浙江基层民主的探索还在进行，尽管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遇到的困境和难题不容忽视，在防范贿选、反腐败、消除民主政治发展不平衡等方面，显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宋建勋洪开开王宏旭 林 龙 (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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