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员要补“交流学”新闻官员交流意识欠缺

　　《瞭望》文章：吴建民：中国官员要补“交流学”这一课

　　中国的形象为什么会被扭曲？这和新闻媒体的报道有关，也和中国官员尤其是新闻官员交流意识和能力的欠缺有关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聂晓阳

　　“一个人来到世界上，总要做点事情”。

对吴建民来说，如果说退休前是在履行使命而做自己必须做的事情的话，那么退休对他来说意味着终于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他想做的事情其实仍然与其在位时必须做的事情有关：教育，尤其是人际交流方面的教育。今年，69岁的吴建民从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和外交学院院长的位置退休。此前，他还相继告别了中国驻法大使和国际展览局主席的职位。

　　相当多的官员把时间浪费在套话、废话和空话上

　　“现在我最想做的，就是为培养人做点事。人是事情成败的关键。今天，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的变化，而能够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懂得和世界交流的人才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在他看来，中国人尤其是相当多的中国官员不该把大量时间浪费在充满套话、废话和空话的无效交流上。因为缺乏交流学的素养，不少官员在领导能力上大打折扣，甚至酿成群体事件等难以弥补的后果。

　　“很多中国官员不大懂得交流。他们万里迢迢到国外招商，请了很多人，介绍自己的省份或者城市，结果一上台先说天气，‘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我来到美丽的巴黎，巴黎人民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好不容易到正题了，又是一大堆让人云里雾里的话语，比如‘我们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的开放’之类。这些代表团在给国内的报告中，无一不说‘获得了圆满成功’，但我作为一个大使，坐在旁边却感到很不自在。”他说。

　　让吴建民感到尴尬的还不止这些。他在任驻法大使的时候，每年光副部以上的代表团就要接待两百多个。很多代表团在介绍他们的投资环境时，都喜欢使用一个外国人感到莫名其妙的词：热土（hotland）。还有，有不少国内去的官员讲话喜欢大嗓门，念稿子念得满面通红，还喜欢长篇大论。

　　此外，一些官员喜欢一上来就称请来的外国记者为“新闻界的朋友”、“记者朋友”，听得下面的记者直皱眉头，因为在法国的文化里，“朋友”两个字是很重的，绝对不能滥用；一些官员喜欢沿用国内的习气，一上台就是“尊敬的××、尊敬的××”，八个“尊敬的”下来，三分钟就没有了；还有的官员讲话喜欢“穿靴戴帽”，滥用“世界领先”、“国际水平”等形容词和主观判断，而不是用数字和事实说话，而且只讲成绩，不讲不足……

　　“我在国外常听国内来的官员对外国听众讲话，动不动就是世界先进、世界第一，听得我心里有些发毛。很多官员喜欢告诉外国人全世界每四个人戴的领带就有一条我们生产的，自己人听了也许很高兴，但外国人听了会不会有一天对你进行反倾销啊？”

　　在吴建民看来，中国不少官员在对外交往中存在误区，总以为自己讲的别人就一定懂，总以为自己的好意别人一定领情，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吴建民举例说，有一次一位领导同志会见西欧一个国家知名人士代表团。会见完后，该代表团团长对他发牢骚说，我不知道你们这位领导是接见我，还是接见你们的翻译。原来在整个会见过程中，这位领导一直朝右边对着翻译说话。实际上领导同志对这个团很重视，讲话的内容也很友好，但是一个小小的无心之失造成了不必要的误解。

　　让吴建民感到困惑的是，他接触过的一些国人即使当了很大的官，但依然“不会吃饭、不会穿衣”，一露面就让人觉得不得体。还有一些人，本来工作也做出了一些成绩，但在对外交往中，一见面一握手一说话就把人得罪了。

　　“我们中国人怎么搞的，好像茶壶里面装了饺子，倒不出来，倒出来的全是水？为什么我们的官员到了国外，几句话能把别人的兴趣调动起来的人这么少？为什么中国官员的讲话里那么多大话套话和空话？这里面，不懂交流学是重要的原因。”他说。

　　新闻官员交流意识和能力欠缺

　　作为官员，对交流能力要求最高的也许就是各级新闻官员。有人评价有着多年外交部和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经历的吴建民说，他主持的记者招待会，总是能想记者所想、急记者所需，“吴建民从来不提供白开水”。吴建民在介绍自己的经验时说，新闻官员要学会寻找有新闻价值的信息，然后用人家听得懂、能够打动人心的方式传递出去。

　　“我在外交部当新闻司司长的时候，一些地方负责宣传的同志对我说，请境外记者到他们那里去，好吃好喝，再送些礼品，让他们多给我们报道一些。这样能行得通吗？恐怕弄不好会适得其反。你不研究记者的兴趣，不提供记者感兴趣的信息，他才不报道呢。”

　　吴建民在工作中也碰到过一些新闻官员“怒斥”记者的事，有的甚至酿成媒体事件。他记得，10年前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访问法国的时候，在一次活动中一个法国的当地组织混了进去，把传单都撒到这位领导同志头上去了。后来一名香港记者问这位领导：你对此有何评论？这位领导淡淡地说了一句：没看。这是个很妙的回答。但我驻法使馆一位管新闻的同志批评这位香港记者说：中国人不帮着中国人，你这个香港记者为什么这个时候问这个问题？结果这名香港记者把中国官员对提问发火的事当消息报道了。这位官员又斥责香港记者说，以后再这样就不安排你们来了。结果这句话又变成了次日报纸上的消息。

　　有一次吴建民与基辛格的一个合作者聊天，问对方中国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对方回答说：最大的障碍是中国在世界上被扭曲的形象。吴建民很认同这句话。他认为，中国的形象为什么会被扭曲？这和新闻媒体的报道有关，也和中国官员尤其是新闻官员交流意识和能力的欠缺有关。

　　中国官员对交流意识和能力的不重视，甚至反映在各级外宣部门的英文翻译上。吴建民说，过去外宣部门的英文直接翻译为“宣传(propaganda)”，而在西方，“宣传”简直就是“说谎”的代名词。后来改为publicity，又容易让人误会为“广告部”。一次一位国家领导人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吴建民也在场。这位领导人请教卡特，宣传一词应该怎样翻译比较好？卡特建议用“信息(information)”或者“交流(communication)”一词。吴建民说，交流这一词汇在国外使用非常普遍，白宫新闻官员就用交流这个词（directorofcommunication）。

　　为国家利益当好发言人

　　有人评价中国官场文化说，一些中国官员至今习惯把自己“藏”起来，认为“说真话、说人话”容易言多必失、祸从口出。对此，吴建民评论说，公共人物说话是要考虑各种关系，但这种考虑应该从国家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利益出发。

　　2006年春天，外界对久未露面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黄菊的传言颇多。这年3月初，受命担任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新闻发言人的吴建民在筹备首场新闻发布会时，主动提出为了国家利益，应该对黄菊副总理的健康状况有所披露。果然，在后来的新闻发布会上，日本共同社记者提出了“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先生的工作是否会有什么变化”的问题。

　　“关于黄菊副总理的问题，”吴建民顿了一下，在这个时候，之前并未完全安静下来的发布会现场仿佛凝固了一般，全体记者都在屏息等待吴建民接下来的表态。吴建民接着说：“前不久黄菊同志因身体不适住院治疗，目前正在康复中。”

　　这场新闻发布会后，吴建民曾在回答本刊记者的电话采访时说，黄菊副总理最近在很多场合都缺席，外界很关心。在“两会”前记者就此提问反映了这种关心，我们发布这一信息，“我看反映了中国政治透明度的上升，有助于消除外界对有关问题的没有依据的猜测”。事隔两年后，吴建民再次披露，实际上“直到招待会前一个小时，经过最高层审定的有关这一问题的口径才到我手里。”

　　吴建民坦陈：作为发言人，他履行的是国家职责，不能随便发表个人的意见。如果没有高层的认可，任何重要信息都不能随便发布，更不能信口开河。“很多事情出于各种考虑，我可以不说，但我自己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就是绝对不能说假话，因为那样损害的不仅是我吴某人的声誉，更会损害国家利益。”

　　他说，在一定的情况下，领导人的身体状况可能被列为国家机密，这在国外也不例外。如果发言人没有得到授权，就不能想当然地就自己可能并不完全知情的事情发表议论。“有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某国有一位发言人在评论其国家领导人健康状况时话说得太满，不料当天晚上该国家领导人就因病去世了”。

　　和赵启正联合写《交流改变人生》的书

　　在众多的关于交流能力的话题中，很多人对官员念稿子很有看法。有一次吴建民曾建议国家领导人不要念稿子，结果那次效果很好。但是吴建民纠正说，并不是所有官员在所有场合都不要念稿子，有时候念稿子作为一种职务行为，更能体现所发布事实的权威性和准确性。

　　多次陪同国家领导人出访，也让吴建民看到领导人个人交流能力对国家形象的贡献。很多外国记者都对吴建民说，他们在亲眼看到中国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后，都改变了对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的看法，产生了好感。一位国家领导人一次对吴建民说，“西方世界对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有一个公式化的概念，老态龙钟、严肃、僵化，没有人情味，我就是想改变这样的形象。”

　　吴建民认为，自古中国人的哲学是“敏于行，讷于言”，“能说会道”的人容易被批评为夸夸其谈，而不善表达的“老黄牛”倒是人们表扬的对象。另外，我们的学校和家庭教育都过分重视考试成绩，而忽略了交流能力这一基本的素质，如北京一个名校的学生走丢了竟然连问路都不会。加上长期计划经济等原因，中国人的交流能力普遍落后，如果把交流当作一种生产力或者对生产力的解放，那么交流力的缺失是中国社会的一大浪费。

　　“我几年前率先在外交学院开设了交流学这门课，现在我仍然要利用各种场合呼吁人们重视交流学。我和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赵启正同志已经商量好，要联合写一本《交流改变人生》的书。”他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

　　吴建民解释说，交流之所以能够改变人生，因为善于交流的人更容易展示自己的才华，从而也更有机会脱颖而出。他举例说，改革开放初期，国内急需人才。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到二汽视察，当时二汽的一位负责人汇报工作，讲得很清楚，答问也很好。事后那位中央领导同志觉得这个人不错，向有关单位进行了推荐。

　　吴建民特别强调“交流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需要，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需要，也是促进个人发展、实现人生价值的需要”。他解释说，靠个人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美国的一项调查发现，85%的杰出人士把自己的成功归因于良好的人际关系。

　　吴建民在巴黎官邸旁边的一条街上，有一块小铜牌，上面说1944年7月17日，纳粹在这里抓走了17位犹太儿童，列出他们的名字，最小的两岁，最大的十五岁。他说，这块牌子上没有一句“万恶的德国法西斯”之类的话，但看了之后给人的心灵震撼很大。这个故事，应该给国内的官员以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