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博物馆设计师严迅奇：打造“人的建筑”

严迅奇

广东博物馆效果图

“长城脚下的公社”中严迅奇设计的“怪院子”

　　严迅奇：打造“人的建筑”

　　文/张琦

　　“很多外国朋友常常问我，为什么香港建筑业这样发达、政府这样富有，但连一个‘国际级’的建筑师也培养不了？

　　通常我都会请他看看严迅奇的作品。

　　香港并不是没有‘国际级’的建筑师，只是没有具视野和文化修养的业主，所以要认真地从事建筑设计是一件非常非常痛苦的事。香港政府只把建筑看成管理工具。香港人和香港的发展商只把建筑看成投机工具。所以香港绝大部分的建筑都是‘钱的建筑’，不是培育人类发展的‘人的建筑’。

　　——胡恩威（香港发展策略研究所主席）

　　建筑界的神童

　　严迅奇在建筑界可以说是一个神童式的人物，他在香港长大，在圣保罗中学毕业，中学时喜爱木工课及作历史专题研习报告。严迅奇说自己走上建筑师行业，最初是受一本描写日本建筑大师丹下健三的书影响，那本书令他第一次了解到“建筑设计是种艺术”。

　　丹下健三是世界著名的日本建筑师。他是亚洲第一位普利兹克建筑奖的得主，该奖被称为建筑界的诺贝尔奖。他曾说过：“虽然建筑的形态、空间及外观要符合必要的逻辑性，但建筑还应该蕴涵直指人心的力量。这一时代所谓的创造力就是将科技与人性完美结合。” 丹下曾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客座教授，还在哈佛、耶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名校的建筑系执教。而日本的第二位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稹文彦（1993年得主)，以及目前日本建筑界颇具国际影响力的矶崎新、黑川纪章等人都曾师从丹下。

　　作为一名香港土生土长的建筑师，严迅奇也许不乏成就偶像的机遇。

　　1983年，严迅奇不过20出头，他刚开始独立与友人创业，便在巴黎的一个大型公共建筑设计比赛中报捷，成为“巴黎歌剧院”三个冠军之一。更不可思议的是，当时的他还未正式注册为建筑师。在那之后的20年里，就是这位履历中没有师从过任何一位建筑大师，也没有欧美名校毕业的“亮闪闪”的头衔的建筑师，一直为香港兴建一座又一座地标：湾仔会议展览中心、香港新机场、中环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大厦……如今，他也是国际上最负盛名的香港建筑师。

　　尽管如此，严迅奇还是坦言在香港狭隘的视野和空间中“我仍未能真正做到自己想做的东西，仍未能将建筑提升到艺术的境界。”

　　通常说来，这不是一个诞生建筑大师的年代。

　　太多的因素牵制了建筑师的专业建树。建筑评论语境的愈发苛刻、城市的侵略性扩张以及商业媒体的心浮气躁。甚至，来自“设计名利场”的诱惑也羁绊可能成为“大师”的明星建筑师的脚步。试想一件被冠以“扎哈·哈迪德”签名的家具就能在克里斯蒂拍卖行竞逐天价。谁还能平心静气更多专注于建筑思考？

　　严迅奇却一直秉持着这样的理念：“把城市作为一个集体的成效，不是个人的成效”。也许正是由于深知建筑师肩负着联系人与自然环境的重任，严迅奇才用他众多作品不断揭示了从城市中衍生出建筑的脉络。

　　造型张扬，线条乖张的解构派建筑设计是潮流所在吗？在建筑师严迅奇看来，类似的命题也许忽视了建筑的本质——解决建筑的功能性问题。传统和现代就不存在明确分界。与此同时，建筑应该退居城市之下。

　　1986年接受香港《号外》杂志访问时严迅奇说：“我们只是在兴建传统。风格，不过是结果。”20多年后，这位为香港兴建了几座最重要地标的建筑师，终于踏上了中国内地的土壤，以传统文化为灵感之始，建构出一种当代中国风格──在当代张扬的国际化建筑躯体下，埋藏着内敛的东方精神。

　　“向西，或者向东 并不是刻意为之”

　　严迅奇身形瘦弱，一年四季都是一身灰色的西装。虽然成就非凡，但在旁人眼中他还是一个非常谦虚、内秀的人。

　　对于香港的建筑严迅奇有自己的评判立场。他在一片鼓吹“创意产业”的口号声中，很冷静地认为香港的建筑未能真正成为创意工业，原因是时间不够。他说：“在香港谈建筑，大家只会联想到买楼、建筑面积等，视建筑为地产的一部分。建筑当然有创意成分，但这仍不是社会的普遍看法……建筑师要走创意的路，很难走，限制太多，创意空间很小。建筑是商品，盖一幢楼宇涉及的银码实在太大，令社会对建筑的看法，顿时变得保守起来。”

　　严迅奇对“创意”的局限和遗憾，在他涉足内地的建筑设计后得到了充分的弥补，而长城脚下的“怪院子”则是其中最好的代表。

　　“长城脚下的公社”是由12名亚洲杰出建筑师设计建造的私人收藏的当代建筑艺术作品。2002年应邀在威尼斯双年展第八届国际建筑展上展出。同时，那些用木材和硬纸板制作的参展模型也被法国巴黎的蓬皮杜艺术中心收藏，成为蓬皮杜艺术中心收藏的第一件来自中国的永久性收藏艺术作品。严迅奇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怪院子”的设计作品也位列其中。

　　严迅奇设计的“怪院子”，其实是“变形的庭院”，把握院落建筑的特点，摈弃外部景观，只关注内部结构，通过把院子扭曲，切合地形来建构房子，使建筑物与外在地貌融合起来，试图把建筑物嵌在山坡上。

　　错落有致的三层空间、两层露天庭院与院子中的小露台彼此呼应。共有4间卧室，其中三层的主卧无墙无门，像一个独立升起的舞台，与户外风景紧紧相连，视野极为通透。房间内部装饰简洁素雅，在小露台上栽花插柳，呼吸新鲜空气，晒晒太阳，将是都市中少有的惬意感受。

　　“怪院子”的装饰则以最单纯的元素，白色刷漆的墙面、木质地板与石材铺面传达了宁静的乡村式家居生活的感觉。遮挡外露西南向立面的竹子屏栅表现了空灵的气质，与中庭散发的强烈互动感觉相映成趣。

　　“庭院”在这里仅仅是一个“风格”上的符号。这位来自香港大都市的建筑师是将这个设计作为一种城市形态的“缩微体”来处理，探讨一个关于“私密性”和“公开性”的问题，这也是现代城市形态学中一个比较时髦的话题。在这个设计中，空间具有不同的等级结构：亲近的（与浴厕、更衣有关），私密的（与睡觉有关），社区的（与起居和进餐有关）和公共的（与外部环境有关）。这种等级结构由在建筑中活动的人的互动性来加以限定，并与各种空间发生关系（如浴厕与天井式的后院发生关系、起居与相对封闭的前院发生关系、客厅则通过巨大的玻璃墙与外部环境发生关系），同时，它的内部也通过可以移动的活动隔墙，调节出各种空间关系。

　　现代建筑强调的是人与周遭环境的融洽关系，所以特别爱用上玻璃这种很开放的物料，但怎样应用到比较内敛的中国文化传统上？严迅奇回忆起他在加拿大居住时的日子。那时他住在那些有大落地玻璃窗的房子，到了晚上窗外黑漆漆一片，所以很多居民都装上了防盗铃。“其实居住在太开放的空间是有种心理上的威胁的，特别对于是中国人来说，私隐和保护性都十分重要。”“传统中国民居很讲究内向性，我想一部分是心理上的安全感。周边的乱世，很想有墙保护着，像四合院，向街只有很小的窗，这心理现代人也有。所以我设计‘长城脚下的公社’时，就考虑到这点。接待客人的大厅，有看到长城的大玻璃窗，但长城始终有点荒山野岭的感觉，所以睡房得有围墙保护着。既内向又想开放是中国当下的心态，这种设计就很有安全感了。

　　审视严迅奇的建筑设计，几乎每件作品都透露着对建筑本体的尊崇与执著。

　　他习惯于着重使用简明线条来显露建筑轮廓，也精于处理外形结构和操控空间的开放及视觉连续性。从巴黎巴士底的歌剧院、半岛酒店扩建工程和“长城脚下的公社”，再到“九间堂”；从花旗银行大厦到即将落成的中国广东博物馆。每每都是用简练的空间融入复杂多元的地域环境，表现手法又非常现代。无怪乎有人这样评价严迅奇的设计风格，“这种现代派的风格他是专卖店”。当然，严迅奇是深得西方现代建筑精神的建筑师，与此同时他又远不同于同时代的很多倾向于“西化”的亚洲建筑师。在严迅奇看来“西方，或者东方，并不是刻意为之，主要是看一个建筑本身的性质，在于你希望建筑以怎样的一个形象面对世人，而出发点上如果能有东方的立场，也就是文化传统的含蓄感，会更能赋予一个现代建筑以精神底蕴。”

　　缺少沉着就缺乏自信

　　当库哈斯、哈迪德、赫尔佐格和德梅隆（鸟巢建筑师）的奇特造型地标开始在中国升起时，却没有哪位世界级建筑大师真的能够以西方现代技术把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体现出来。由严迅奇设计，一年前落成的“广东博物馆”，被喻为真正融会现代建筑艺术与中国思想的地标。“广东博物馆用的全是铝板和玻璃，但博物馆的意念是沿自传统中国宝盒。现代高科技物料，同样可以表现中国的空间意念层次，营造出空间的神秘感。”

　　在设计“广东博物馆”时，严迅奇已经知道自己的设计将会与当今世界最著名的女建筑师哈迪德的“广州歌剧院”为邻。一圆润一方正，严迅奇将它视作东西方建筑师一次启发性的对话。“哈迪德的设计是由黑白两颗石子组成，很流动感很雕塑性的作品，考虑到这关系，我特别设计一个甚为中国想法的对象，既工整又方正。通过强烈的对比，大家的特色更能表现出来，两座建筑保持一定的距离，即使不同形态也不会有不舒服感觉。看似分庭抗礼，其实是一问一答。”

　　早年，在严迅奇的心中也会有一位偶像建筑师，但随着对于建筑理解的变化，每个时期的偶像都不尽相同。如今再问他“谁是你的偶像”，他的回答是：“没有定式。”

　　北京的房地产界曾经发生过这样一则新闻：“SOHO现代城”的部分业主联名投诉到“现代城”的房产开发商潘石屹那里，要求拆除这个建筑小区广场中的一个被他们视为“丑陋”的水泥物件。而这个被部分业主视为“丑陋”的水泥物件正是红石公司聘请的著名前卫艺术家的作品“砼”（意为混凝土）。虽然我们经常会说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钢筋水泥的时代”，但是，我们又极其不愿意看到它暴露在建筑的外表。“砼”就是用钢筋水泥建了一个圆形的纪念碑，在现代城这个按白领们的趣味用各种现代装潢材料包裹起来的“高尚社区”里，向人们的惯常逻辑提出一个诘问。

　　大量西方建筑师的涌入和现代艺术标志的出现，面对北京当代建筑的语境彷徨，严迅奇有着难以言说的遗憾。当年CCTV大厦设计方案竞标时，严迅奇作为评委会委员起初对库哈斯呈递上来的“极其疯狂的设计方案”持相当保留的态度，但到后来，却因这个设计能代表“某种中国新时期的精神”而投了赞成票。在严迅奇的记忆中上世纪70年代的北京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府井的建筑物、道路，地面都给人很厚重的感觉。而今日北京的建筑大都很大胆，很追求新的尝试，但是似乎缺少一个比较沉着的调性。这样会不容易表达一个城市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