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牛一毛话盛成(组图)

盛成

1935年，瓦雷里赠送给盛成的签名照片

1928年的法文首版《我的母亲》封面及后来的中文版《我的母亲》封面

　　九牛一毛话盛成

　　文/唐晓渡

　　再过两个多月，便是国际著名学者、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获得者盛成先生逝世12周年的日子了。盛先生去世前系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一级教授，其事迹这些年来报刊虽曾陆续有过介绍，但相对于他传奇性的一生来说,怕连“初识庐山”都还算不上。其中的曲折原委或非我辈所能置喙；这里只根据有关资料，略陈他与法国的两度因缘，以见其“传奇性”之一斑。

　　盛成先生第一次去法国是1919年底，其时他已是一位风云人物。盛成原名盛延禧，1899年生于江苏仪征的一个书香门第，少小即向往“革命”；1910年出家金山江天寺，师从著名的“革命和尚”黄宗仰，同年与其兄盛白沙（民国烈士、功臣之一，曾任广州革命军政府海军“肇和舰”舰长、汕头海军临时舰队指挥，并协助孙中山平息陈炯明叛乱,系孙所倚重的革命中坚。1923年为叛乱分子杀害）一起秘密加入“同盟会”，结识革命家黄兴，得其大赏识因而更为现名，号成中；次年参加“辛亥革命”光复南京的战斗，年仅12岁，是称誉一时的“辛亥三童子”之一，因有特殊贡献而置身南京方面欢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代表行列，并得到孙本人的亲切嘉奖和勉励；随后先以优异成绩考入临时政府创办的陆军学堂，学堂胎死腹中，旋入铁路学校，再求学于佛、儒学大师欧阳竟无；1914年初转往上海，先入路矿学校，暑期后考入震旦大学预科学法语3年，其间又拜师章太炎，且与徐悲鸿结为莫逆之交；1917年到长辛店京汉铁路车务见习所当车务工人，1919年当选为长辛店京汉铁路工会“救国‘十人团’联合会”会长，积极投身五四运动，曾参与冲击东交民巷、火烧赵家楼，期间结识周恩来、许德珩等，同为志士；运动后期经时任唐山路矿国文教师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推荐、斡旋，筹措去法国勤工俭学事宜，并在作为长辛店工人代表赴上海参加全国各界联合会成立大会期间，由于获黄兴遗孀徐宗汉女士的资助得以落实。

　　罗列这么一堆令人眼花缭乱的履历当不只是为了铺垫。在某种意义上，盛成的传奇性本不待他去法与否；而他抵法后之所以能很快在当时被视为“世界文化之都”的巴黎有所施展，包括几年后因用法文写作《我的母亲》一炮而红，声名鹊起，亦与他的这一段传奇性履历大有关系。

　　“达达狂年”和盛成

　　盛成于1920年1月抵达巴黎，恰逢风靡欧美的“达达主义”运动由苏黎世而纽约，而汇合于洛桑，而潮涌入巴黎之时。达达主义者以巴枯宁“破坏即创造”的著名论断相号召，致力于全面反叛传统价值，这对自幼生活在极权统治之下、满怀革命激情且已有丰富革命履历的盛成立即显示了巨大的吸引力。每当夜幕降临，塞纳河两岸以蒙巴拿斯和蒙马特两个地区为中心的几乎所有咖啡馆和酒吧都是“达达”们的聚会场所。醉心文学的去蒙巴拿斯，钟情艺术的去蒙马特，盛成则是兴之所至，两边穿梭，既大喝蒙巴拿斯的“文学咖啡”，也痛饮蒙马特的“艺术香槟”。他把这每日例行的庆典称为“参加达达文艺晚会”。在那里他第一次听说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和“俄狄浦斯情结”，先后结识了查拉、杜桑、阿尔普等“达达”鼻祖，以及毕加索、阿波里耐尔、布雷东、海明威等正在脱颖而出的世纪大师，而尤与毕氏和海氏交谊深厚。他曾乘兴用中文为毕加索的画题写诗句，使后者大感新奇和开心，只可惜这件中西合璧的墨宝未见流传，或已轶失亦未尝可知。

　　1920年的巴黎“达达”运动后来被称为“巴黎学派”，而这一年则被称作“狂年”。“狂年”及此后一段时间内的亲历“达达”极大地影响了盛成的思想发展和人生道途。他数年后之所以有勇气用法文写作《我的母亲》固如他自己坦言，很大程度上是得了“达达”的一点“灵光”；往大处说，他1920年3月先加入法国社会党，继而与社会党左派加香（Cachia）、弗罗沙德（Frossard）一起创建法国共产党，并担任法共南方地区兰盖道克省（Langnedoc）省委书记一事，亦与他对“达达”的反思，与“达达”内部的分化，以及“达达”置身其间的整个欧洲的革命情势直接相关；至于他后来既未能与旅法的中共支部结合，复因在若干重大问题上与法共乃至第三国际领导人发生根本分歧而又坚执己见，终致被逐，恐怕与“达达”的影响也不无干系——然而却并非共同信奉无政府主义的缘故。

　　1975年盛成整理出版了法文诗集《狂年吼》，以缅怀那一段狂飙突进的岁月。两年后，他作为唯一在世的“达达”元老，应邀出席了西德政府在西柏林举办的纪念“达达运动”艺术大展，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又过十年，他写了一篇相当简约的追忆文字，概括表述了他所认识的“达达”，包括“达达”的发生和自身演变，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作用、影响和意义，以及他个人与“达达”的关系，其中的一段话颇能说明问题：

　　我们同布雷东分手，我们是积极的，主张艺术为人生。我们也是有组织核心的，同布雷东消极的无组织的各自为政形成鲜明对照。而且我们同社会联系紧密，倾听民众之声，我们将法国的古典精神“正确（PRECISION）、光明（CLARTE）、和谐（HARMONIE）”增改为四个词：VIGUEUR，自强不息（此词本义是生动、强有活力）。LIMPIDITE，通体致用（此词指内在的，而原来的CLARTE是外表的）。HARMONIE，全面协调（跟过去不同的是，以前“和谐”中的正反是绝对的、局部的，而现在的正反是相对的辩证的全面的。因此，科学、艺术、文学是综合的，没有纯艺术和纯文学，没有文即没有艺，没有科学就没有文艺，没有文艺也没有科技。一切是综合的，二十世纪就是综合的世代。）PAIX（PEACE），和平大同。和平的目的，是天下为公的大同之道。以上四词，就是我们的信约，也是我们行动的灯塔。

　　《我的母亲》和瓦雷里

　　第一次留法时的盛成当然首先是一个革命者，但看来也确实从一开始就没有准备当一个职业革命家。他先后就读于法国蒙白里埃农业专门学校、蒙白里埃大学和意大利巴都大学。无论社会活动多么密集繁忙，似乎都没有影响他的学业，没有影响他最终以优异成绩获高等理学硕士，其精力之充沛，意志之坚韧，协调平衡能力之强，当真出类拔萃。

　　而革命和学业又都没有影响他谈恋爱。盛成16岁时在上海经历了他纯洁的初恋。他出国后之所以选修蚕桑这一与其志趣、经历似乎大相径庭的专业，就是为了了却他那英年早夭的恋人未竟的心愿。仅此一端，即可见其性情。在法国和意大利，盛成又先后与6位分别来自亚美尼亚、意大利、俄罗斯和罗马尼亚的异国佳丽共坠情网，每一次都爱得刻骨铭心乃至神魂颠倒，而每一次又都因为种种阴错阳差不得不挥泪分手，唯一贯穿始终的是但丁《神曲》中贝亚特丽契的身影和贝多芬《第九交响曲》那感人肺腑的旋律。这两种不朽的人类情感原型正是他1928年写作《我的母亲》的动机。他希望“这本书要有《神曲》底精神，要有《第九交响曲》的音调”；它应当成为“饿肚子底朋友，痛苦者的知音”。在这个意义上，它将是一首“人曲”。

　　这位爱情上的国际主义者之所以选中母亲作他“人曲”的向导，自然是出于他对母亲的一份特殊感情。事实上，早在长辛店实习期间他就已写出了雏稿《盛世母范》，现在只不过基于因身在异国他乡而更深切、更复杂的感受，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进一步扩充改写而已。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我心中老觉得别人爱我，是一时的，我的母亲爱我，是一世的。别人的爱情是有条件的，有目的的。我母亲爱我是无条件又无目的的……我的母亲，儿时失恃，少年守寡，五十后又丧长子受尽社会苦辣酸咸，好多年不曾餐过一饱，终日在债里度日子，她不是我的圣人，谁是我的圣人？我爱她，她爱我，这种母子的爱，苦人与苦人相爱，饥者与饥者携手，我何必去找爱人来做我的响导，我自然要找这位爱我一生一世的母亲来做‘人曲’的主宰”。

　　在盛成看来，这种神圣的母爱又是“天下殊途而同归”至理的体现。母亲是人人有的，母教是人人受的，母爱是人人赞的，孔孟耶稣，概莫能外。人类于此拥有的共同语言，恰与贝多芬《欢乐颂》在人们心中所能激起的那种普遍情感一脉相通。1927年他在巴黎大学主讲《易经》，开篇第一课“引言”的主题就是“天下殊途同归”。当时巴黎各界的名流雅士纷纷到场，而莫不折服于这位年轻人的雄辩滔滔。《我的母亲》将再一次印证这世道人心中的荦荦大者。

　　但出书和开课毕竟不是一码事。《我的母亲》成书后分投好几家出版社，除一家外，均如泥牛入海。退稿的这家话说得很客气，但并没有因此留下任何余地：“你先生的稿子非常之好，我们十分钦佩，可是我们不能承印。”出版商有出版商的逻辑，谁都没脾气。

　　没脾气的盛成一筹莫展之余，经友人点拨给当时正如日中天的大诗人保罗·瓦雷里写了一封类《上韩荆州书》求助。他在巴黎大学讲《易经》时，瓦雷里就和科学家班乐卫一起坐在台下前排，课后还曾和他热烈拥抱，感谢他揭示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如果这位被称为“二十世纪的维克多·雨果”的大文豪肯出面援手，出版《我的母亲》当不愁柳暗花明。

　　瓦雷里果然急公好义，不仅立即给盛成回信同意推荐《我的母亲》，而且答应为其作序；不仅马上动手写了序，而且一写就是16页洋洋万言。这种介入方式也当真是立竿见影，书商们立马来了个180度大转弯，纷纷表示要承印此书。最后由盛成择定亚丁阶印书局于1928年6月印行了第一版。这下他可成了个“爆炸性”人物。圈中人闻讯纷纷致贺，传为盛事，其中海明威的来信最俏皮，也最有代表性。在信中他劈头就恭喜盛成成了“千万富翁”，然后解释说，瓦雷里素来惜墨如金，平时若想得到他寥寥数语的回信也属万难，故朋友们都戏说他“一字千金”；现在你盛成一下得到了他一万多字，不是“千万富翁”又是什么？最后他表示，他一点也不准备掩饰他的艳羡乃至嫉妒之情。

　　《我的母亲》出版后好评如潮，当与瓦雷里的始作先声大有干系。但若将之仅仅归功于瓦雷里，那也有欠公正。事实上，瓦雷里之所以有此绝无仅有之举，也是首先受了这本书的深深感动。他在序中写道：“我读了盛成先生的《我的母亲》一书之后，在最柔和彩色之中，与最优雅外貌之下，发现出至大新奇之事的初生，令我梦见天将破晓，玫瑰一色底万象，无穷纤细的光华，暗示着公布着新世代诞生中无量地事变......是一位最可爱与最柔和的母亲，来在全人类底面前，做全民族的代表，可称极奇特且极有正谊的理想。既奇特而极有正谊，如何使人不神魂颠倒，心摇情动若山崩呢？”他还坦陈这本书有力地改变了他先前对中国的偏见和误解，从而改变了他内心的世界图像。

　　法国《世界报》1928年8月11日的一篇评论文章就此写道：“盛成打了个大胜仗，使瓦雷里能听他的话，不再把东方人当作一个‘怪物’来看待，这可真是了不得，简直开了一个新纪元……《我的母亲》替瓦雷里开了谦卑赦佑之门，他要对自己过去的著作及社会对他的醉心的赞美之词来一番重新检阅了。瓦雷里这篇长序的重要性，表明在他那冰寒的建筑物里，有几件东西被破坏了，一口人气钻进了这太古的顽石，他要到另一方向去下工夫了。”

　　关于《我的母亲》和瓦雷里，或许还是法国《东方报》1928年7月18日的评论文章说得最为中肯：“如说受瓦雷里序言之荣幸甚大，然而盛成之才也可与之相比。……他的忆念，他追述起来的时候，完全是诗态。笔法之纯熟，文章之窈窕，伶俐而又直率。”

　　盛成因《我的母亲》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其程度甚至连他本人都始料不及。出版当年盛成即被吸收加入了法国文人协会，这本书亦被视为法国文学的典范作品之一，其部分章节被收进法国中小学课本，还灌录发行了他本人用标准的法语朗读的有关章节的录音带。在法国大学文科必读书的“世界名著”一栏中，《我的母亲》迄今赫然在列。这本书出版不久，即被译成英、德、荷、西班牙及希伯来等多种文字，有关的报道和评论更是遍及各国报刊。罗曼·罗兰、萧伯纳、罗素、居里夫人、梅特林克、纪德、巴比塞等读到此书后或致函盛成，或发表评论予以高度评价。当时的英国首相鲍德文因此书特别安排与他会见；土耳其国父兼总统凯马尔、埃及国王因此书而专门邀请他访问讲学。在埃及，素有“诗王”美称的邵基（Ahmad Shauqi）因此书把他引为兄弟；在印度，泰戈尔因此书和他结为至交；至于戴高乐和他历时数十年而不衰的友情，其最初的契机也是因为《我的母亲》。

　　北京图书馆现藏有一册该书的法文初版，是作者本人赠送的。书的封面写着：“献给世界上的妇女、慈母及儿童”。扉页是盛母的像，像下是她的一句话“救苦人”；旁页空白处有作者的毛笔题词：“精版一百五十卷，其中赠埃及国王一卷，土耳其总统凯马尔一卷，中国方面赠给马相伯先生一卷，法国方面赠给瓦雷里先生一卷。自留三卷，一赠母亲，一赠武弟，一自赠。今自赠之书已丧失，此乃丧失之赔偿，并非精本。特赠。盛成（印）。民国二十三年二月八日”。两年后，即民国二十五年，该书中文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上，以一部作品而名动全球的，盛成大概是第一人。其后亦不乏暴得大名者，且路数大致相近，如前些年张蓉的《鸿》所引起的轰动，然皆不得重现当年《我的母亲》出版后的盛况。究其缘由，除了时代风云际会和作品题旨格调上的差异外，有无像瓦雷里那样既权威又恳切的引荐，恐怕终还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