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牛一毛话盛成(组图)

1928年的法文首版《我的母亲》封面及后来的中文版《我的母亲》封面

1923年盛成于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植物标本

最新出版的《盛成台儿庄纪事》封面

　　暮年重振雄风

　　1966年3月6日，时年67岁的盛成第三次来到法国。

　　上一次是1935年1-4月间，距他1929年功成名就返国报效整整6年。那次是受有关方面委派来欧洲调查故宫盗宝案，虽曾多次出入法国，也趋前一一看望了师友，但严格说来，只能算是路过。转眼又已契阔30余年，法国还是那个他所熟悉的法国，巴黎还是那个对他情有独钟的巴黎吗？

　　30年的风风雨雨，他历任北京大学、广西大学、中山大学、兰州大学教授和中华书局编辑；抗战期间，还担任过十九路军政治部主任、台儿庄战地慰问及调查纪事、上海各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总干事、武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等；抗战胜利后，他先后参与了东北、北平的接收工作，1947年又参与接收台湾大学，不想在台湾一陷就是18年。若不是后来他抓住一个偶然的机会直接疏通了蒋经国，同意他去美国探望女儿，他还得在那里陷下去。

1932年，由徐悲鸿设计封面的《海外十年工读纪实》一书

　　不管经历了怎样的坎坷曲折，法国始终是他心目中的第二故乡。他无法适应美国。在他看来，如果他在美国待下去，其结果只能是步老友海明威的后尘；而在法国，他将东山再起。

　　到巴黎后的第一件事自然是去看望瓦雷里的遗孀。1933年他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就取名保罗，以纪念瓦雷里的知遇之恩，两家因此结为干亲；现瓦雷里虽已去世多年，然恩义并不为之稍减。

1955年他全文译出了瓦氏名作《海滨墓园》，巴黎汉学界曾视为大事；有人甚至提议将他的译本再译回法文，认为这样法国就会拥有两个瓦雷里。

　　瓦雷里遗孀重逢故人，盛情自不待言，但这并没有妨碍她的坦率。席间她对盛成说：“你当时寄给瓦雷里的信是由法兰西学院转来的。转交时，纪德正好在我家里。瓦雷里看后，把信交给纪德。纪德看信后说：‘这个中国人了不起，将来会对我们的文学和文字有贡献。’于是瓦雷里给你回了信。但现在，你的法语已经不行了”。

　　盛成当年的法语堪称无懈可击，他因最早使用短句写作而对法语文学作出的贡献是同行们公认的；然而眼下却连看报纸都发生了困难。在美国时，大女儿针对他的英语也作过类似瓦雷里夫人那样的提醒。战后各国语言都经历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他不无痛苦地承认，自己确实有点落伍了。

　　看来真想“东山再起”，就必须首先舍弃一切虚荣，从头开始回炉法语。他在巴黎稍事停留，便一头扎向南方城市亚威农（Avignon)。南方一直是对艺术家有特殊魅力的地方，凡·高、毕加索、马蒂斯等都曾来此定居，而亚威农又地处战后欧洲新的轴心线上，这有助于强化他从头开始的决心。

　　在亚威农盛成到处跑，到处听，到处看，有时一天要记100个以上的生词。他以做诗的方式练习造句，以南部古建筑为依据推敲章法，用他自己的话说，“莱茵河、地中海、南部的阳光、古建筑的立体感，是我第二次冲击法语文学的重要背景”。

　　两年多过去了，盛成有心检验一下自身的再造之功。他回到巴黎，向瓦雷里夫人呈上他刚写的一首诗。夫人看了点点头，说：“你的法语又可以了”；朋友们则戏言“你又毕业了”。这恢复了他的自信。所谓“昔日刘（盛）郎今又来”，至此方为不虚。

　　而盛郎每来似乎都能赶上个什么当口。初次是“达达狂年”，这次则是“68风暴”。他甫回巴黎没几天，对现行教育制度深恶痛绝的大、中学生们便开始了他们的造反行动。到处是游行的队伍，满眼是翻卷的旗帜。尘封的革命记忆被倏忽唤醒，盛成理所当然地站在了学生一边。在被占领的奥顿大戏院和万神庙，在掘路筑垒和警察紧张对峙的拉丁区，哪里活跃着学生的身影，哪里就回荡着盛成的声音。他采用学生们喜欢的最新词汇写成的诗篇不胫而走；他的名字和另一位同样全身心投入运动的老人的名字——让·保罗·萨特一起，被人们传诵。

　　而运动的尘埃刚刚落定，他又写了一篇题为《果熟因除》的万字长文寄给老友戴高乐。在文章中，他以一个学生运动过来人的丰富阅历和经验，联系半个世纪前中国的五四运动和欧美的达达运动，详细剖析了这次“风暴”的由来，其用意当属“仅供参考”之类。这两种在他人看来多少有点悖谬的行为，在盛成却是统一的。这个“一”就是他始终坚持的世纪文化立场：自由、公正、人类福祉至上。在此前提下，公是公，私是私，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正像他从来没有试图利用和总统或其他“大人物”的私交谋取一己之利一样，他也从来不是一个狂热的意识形态分子，因此支持矛头直指戴高乐政权的“风暴”和珍视与戴高乐本人之间的友情并无根本冲突。戴高乐显然也十分理解和欣赏这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人生境界。他不仅马上指示在内部刊发了盛成的文章，而且次年在拟定访问中国、会见毛泽东的未遂计划时，还准备请盛成当他的顾问。授予盛成以法兰西荣誉军团骑士勋章，最初也是出于他的动议，只是因当时盛成坚辞不受（怕受了将来无法落叶归根），才不得不延至1985年由密特朗落实。

　　从1965年8月1日逸出台湾到1978年10月10日归返大陆，13年间的绝大部分盛成是在法国，主要是在巴黎度过的。他虽然未能再现20年代末的辉煌，但仍显示了巨大的活力。他的寓所只不过是十四区的一间小屋，然而影响却辐射到整个欧洲。为了自食其力，也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他自1968年起，不间断地开办了9年中国式的“私塾”讲授《易经》，每期均有10余位各国学人登门听讲或选学。

　　40余年前的一段文脉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得以延续，其深度自也大大不同。相应的，他的崇拜者、追随者和研究者也组织了一个叫“盛成之友会”的文艺沙龙，每周六中午聚餐一次，由盛成主讲各种感兴趣的题目，并回答大家的提问。有时他也会即兴吟诗题词，当场出售。即便是在他回国定居后，“盛成之友会”的活动也照行不辍；而他也不时寄去短简、小诗之类，供朋友们诵读欣赏。一个中国作家的文泽至此，在现当代应该说是极为罕见的。

　　盛成的受惠者当然不止于文人小圈子。1975年，法国文化电台曾特邀他作中国五四运动的专题广播，分6次播出，每次半小时，获得广泛好评；两年后，该台再次约请他播讲“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分10次播出，每次仍是半小时，又一次大获成功。该节目后由法国文人协会授予特别奖。

　　盛成的童心和活力也常常给他的生活带来一些戏剧性的因素，其中最不可思议的是1974年应法国电视台之邀拍了一部推销香料的商业广告片。9分钟的片子拍完后，导演惊讶地说：“你是个职业演员啊！”他哪里知道，1927年盛成最穷困潦倒时，确曾和一位叫阿山伽瓦的日本演员搭档，一连拍过好几部电影，而那时他还没有出生呢！

　　但这一时期盛成最主要的兴趣还是在语言学研究方面。早在台湾时，他就试图从马来语入手，集中解决古汉语研究中的几个难题。此本是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1935年托付给他的课题，1966年他再度会见高本汉时谈及了进展情况，得到了后者的高度首肯。此后他开始为深入研究做进一步的准备，为此他甚至不顾已年逾古稀，自学了匈牙利文和土耳其文。他在这方面的工作归国后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完成了《马来语系与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关系》、《中国人名、地名与马来语义的关系》等系列专著——尽管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些都形如“天书”。

　　不用说盛成同时还是一位优秀的诗人和诗歌学者（像他那样致力诗化人生的人，若不与诗如切如磋、相濡以沫才是咄咄怪事），但由于他的主要诗歌作品（包括早期出版的诗集《秋心美人》和后来的诗歌结集《狂年吼》）都是用法语创作的，而他的诗学著作则多成于海外，他在这方面的成就甚至较之他的传奇经历更罕为人知。好在这一局面已有根本改观——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和安徽文艺出版社曾先后推出四卷本《盛成文集》。笔者因人利之便于几年前便读到他写于1927的《嬗变——致保尔·瓦雷里》一诗的译本，堪为一时快事。在笔者看来，这首境界宏阔、意象精密、转换轻灵、浑然一体，汹涌着青春期的激情、活力、冥思和向往的作品，即便在今天也可归于上乘。我不知道这样的沉雄之作在诗集中还有多少，唯盼有关人士能尽早克竟全功。将译作视为现代汉语诗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近年来正逐渐成为某种共识，按照这一逻辑，像《嬗变》这样最初用非母语初创，复又被转译成母语的诗，更有理由被纳入现代汉诗的谱系。果然如此，则盛成的诗最终将导致新诗史的改写也未尝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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