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锋般的先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费洛伊德

达利以其天才的创作推动弗洛伊德思想的传播

　　刀锋般的先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文/王立彬

　　思想界的汉尼拔

　　在流亡伦敦的人生最后时日，当下颚癌已经使整个口腔溃烂而无法进食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还能清醒地回忆起父亲带自己在维也纳熙熙攘攘的大道上散步时那个遥远的下午。

　　大约是在10岁或12岁的时候，移居维也纳的弗洛伊德的父亲开始带小西格蒙德去散步，并在闲谈中表达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他对儿子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星期六，我在你的出生地的大街上散步；我穿得很讲究，头上还戴一顶新的皮帽。一位基督徒冲到我跟前打了我一顿，还把我的帽子打在地上，并大声喊道：‘犹太鬼！滚出人行道！’”

　　西格蒙德问道：“您当时怎么办？”老弗洛伊德平静地回答说：“我走到马路上，捡起了我的帽子。”这使小弗洛伊德没齿难忘。“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没想到这位高大而健壮的、牵着小孩子的男人竟作出这样毫无骨气的行为。我把这种状况同很合我的口味的另一件事加以对照——那就是汉尼拔的父亲在祭坛前让儿子发誓要对罗马人复仇的动人场面。自那以后，汉尼拔……在我的幻想中占据了一个应有的位置。”

　　因为汉尼拔的存在，罗马人用3次战争，100年时间才毁灭了迦太基。然后就像西班牙人为屠杀美洲印第安人寻找的借口一样，欧洲在为自己编织花环的同时，为迦太基人编造的历史是：“迦太基喜欢活人祭。”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没有军队，但他粉碎了罗马人以来欧洲文明的神圣面具，颠覆了被罗马人颠覆的地中海文明史，以几乎难以驳倒的逻辑性论证了从古希腊罗马以来的欧洲文明不折不扣的“食人族”的一面。在现代欧洲史上，德国和奥地利给犹太人留下了惨痛的记忆。德国和奥地利养育并驱逐过19、20世纪最伟大的几位犹太人：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以及胡塞尔。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奥地利精神科、神经科医生，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1856年5月6日，弗洛伊德出生于摩拉维亚地区，4岁时举家迁居思想与艺术之城维也纳。在中学时代，弗洛伊德各科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他17岁考入维也纳大学医学院。

　　弗洛伊德承认，自己选择医学院并不是出于济世情怀，而是出于对生物体的好奇心和对达尔文理论的着迷——然而，他根本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从达尔文做梦都想不到的地方（恰恰就是从梦的分析开始），摧毁了进化论的乐观主义。

　　从1876年到1881年，弗洛伊德在著名生理学家艾内斯特·布吕克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1881年私人开业，担任临床神经专科医生，1886年与马莎·伯莱斯结婚，育有3男3女，女儿小弗洛伊德后来也成为著名心理学家。

　　弗洛伊德一生都热爱维也纳。在弗洛伊德完成了《伊尔玛注射的梦》并以此开始梦的研究工作时，在给他的朋友威廉·弗里茨的一封信中写道：“你相信吗？有朝一日，在这间房子旁的一块大理石板上会写着：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博士1895年6月24日在这里揭示了梦的秘密！”

　　弗洛伊德博士故居，今天已经成为维也纳文化旅游的最重要景点之一，而且知名度和“客流量”并不逊于莫扎特或贝多芬这样的巨人故居。然而，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在奥地利纳粹分子的欢呼下，纳粹德国1938年并吞奥地利使之成为第三帝国东方行省，弗洛伊德以80高龄被迫流亡伦敦。

　　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的兴趣是在1884年与布洛伊尔合作期间产生的，他们合作治疗一名叫安娜欧的21岁癔症患者。他从布洛伊尔那里学习到宣泄疗法，又师从沙可学习催眠术，继而提出自由联想疗法，1897年创立了自我分析法。

　　“梦是被压抑的或者说被抑制着的愿望乔装打扮之实现。”这是弗洛伊德对梦的定义，也是对心理学和精神科学的最重大贡献。梦是指向过往的，也就是人们早期生活经验的挫折；梦是指向未来的，也是这被成功压抑的愿望乔装打扮地要求自我实现。围绕梦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我们被压抑的生活愿望顽强地自我表现，而这一切处于无意识之中，心理分析可以将其意识化。从《歇斯底里研究》、《梦的解析》、《性欲三论》、《论无意识》、《自我与本我》到《焦虑问题》、《自我和防御机制》等等，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性本能理论及群众理论等，无不以此为基础。

　　1925年，弗洛伊德在《自传》中，对自己的基本思想作了一个精辟概括：“我让自己由来已久的思维方式任意驰骋，并且对本能问题的解决方案作了一番整顿。我把个人的自卫本能和种族保存的本能结合起来，而形成‘爱洛斯’观念（EROS，即爱欲），并同默默地运行着的死亡或破坏本能相对观……生命所呈现于我们面前的图像，正是爱洛斯本能和死本能之间相合又相斥作用的结果。”

　　通过爱欲表现出来的性本能或生存繁衍本能，通过破坏性表现出的死本能，这就是弗洛伊德理论的全部。我们将看到，与大多数人的理解相反，弗洛伊德理论的革命性力量，是他揭示的人类对死亡非理性追逐的死本能，而不是性本能。

　　从1923起，弗洛伊德的下颚癌开始恶化，承受着巨大的痛苦。1926年弗洛伊德迎来了自己的70大寿，维也纳各大报纸和德国的报刊纷纷刊发专文庆祝弗洛伊德的成就。这一年的圣诞节，弗洛伊德最后一次到柏林并第一次见到了爱因斯坦。

　　这一对忘年交谈了两个多小时。这是非常有趣的会见，正如爱因斯坦以相对论终结了牛顿经典力学的统治地位一样，弗洛伊德以其无意识本能理论，事实上终结了达尔文进化论的统治地位，从一定意义上讲，弗洛伊德雄辩地证明了“退化”和“死亡意志”丝毫不逊于“进化”和“求生意志”对人类历史的统治。犹太人科学家爱因斯坦非常崇拜犹太人思想家弗洛伊德，年轻的物理学家尚未意识到，在他的科学成果之中，在由他决定性地推动的原子弹的研究中，蕴藏着弗洛伊德对人类进步背后自我毁灭本能的深刻洞察。

　　业已步入古稀之年的弗洛伊德，身处于其中的欧洲文明正被危机所笼罩。经济萧条、军备竞赛、物价飞涨，而且弗洛伊德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但是疾病的折磨，总是能够激起这位思想界的汉尼拔罕见的精力，大量经典著作持续产生，而且皆以其双关的书名预示着西方的大危机：《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弑父者》、《文明及其不满》、《摩西与一神教》等等。

　　1930年，一个动荡不安而悲怆的丰产之年。《文明及其不满》获得歌德文学奖。但母亲去世了，垂垂老矣的弗洛伊德病情迅速恶化。沉痛是无可比拟的，但同以往一样，人生的打击，给了这位知识的复仇者以反击命运的新力量。

　　1933年，希特勒上台，开始疯狂迫害犹太人。弗洛伊德说：“人们担心德国种族主义狂热会波及我们这个小小的国家，有人劝我逃往瑞士，但那是毫无意义的。我不相信这里有危险。如果他们把我杀了，那也好。这不过和平凡死去一样，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认为这很可能仅仅是一种夸大其词。”然而，事实证明这位人类文明危机的预言家，未能预见到迫在家门的危机。

　　1936年5月，弗洛伊德80岁大寿时，连续6个星期收到了世界各地的贺信、贺电。托马斯·曼、罗曼·罗兰、弗吉尼亚·伍尔夫、茨威格等文化巨人都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已经流亡美国的爱因斯坦，4月21日自普林斯顿发来贺信，并要求大师不要浪费时间给自己回信：“迄今为止，我只能崇奉您深刻思想的思辨力量，以及这一思想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巨大影响……”

　　1938年3月11日，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弗洛伊德流亡英国。他为我们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录音，只有一句话：“我，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由于纳粹占领了我的故乡，被迫在80高龄流亡海外。”弗洛伊德同妻子、女儿安娜及两个女佣人离开居住了79年的维也纳，一去不返。

　　1939年，下颚癌已经发展到无可挽救的阶段。英国医学界尽全力给予医治，巴黎居里研究院的放射线专家用放射性物质进行治疗，但已无济于事。死期临近之际，弗洛伊德急切地期望能在去世前见到《摩西与一神教》英文版。3月，该书英文版出版。8月，弗洛伊德病情迅速恶化，已经不能进食。

　　这位老人最后阅读的书是巴尔扎克的《驴皮记》。他说：“这本书正好适合于我，它所谈的主题就是饥饿。”

　　9月19日，下颚已经全部烂掉。在痛苦万分之中，医生给他注射了吗啡。22日，弗洛伊德在沉睡中告别了浩劫临头的欧洲。

　　弗洛伊德坚持对人类进行外科手术般精密无情的探索，拒绝为真实的人性提供任何虚假的安慰。当他最欣赏的弟子荣格背弃导师，转而挖掘人类无意识中的英雄主义时，弗洛伊德说：“荣格当初说过并不想佯装圣徒。”即使撇开荣格与纳粹的牵连，英雄崇拜而不是原罪分析也暗合了那个国家社会主义对金发碧眼英雄人物的迷恋。

　　弗洛伊德对英雄崇拜的警惕，对任何光环的拒绝，来源于他对人性弱点的领悟。这种顽强冷静的性格，在其漫长的一生中，由单纯的生活习惯发展成一种思想方法和世界观。在本质上，他对牛顿时代井然有序的世界充满怀念，但他大理石般冷静的头脑，手术刀一般锋利的洞察力，使之成为粉碎启蒙运动以来乐观主义和欧洲中心论的第一位真正的现代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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