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特约评论员李华芳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发布《关于加快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决定在中部六省和东北三省选择粮食主产区或县域经济发展有扎实基础的部分县、市，开展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试点。
刚刚闭幕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有关农村改革发展的相关决定，政府在未来一段时间将把农村发展作为一个工作重点所在。而之所以需要启动农村，一来固然是“三农问题”本来就是历届政府工作的重点；二来是因为，就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而言，出口不旺而内需不足，整个经济下行的风险较大，如果能启动农村发展，进而调动农民的消费，将促成中国经济新一轮发展，同时也可以缓解由于“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多种问题。
十七届三中全会就土地使用权流转和扩大农村公共品供给两大议题有重要部署，而这两方面的改进都需要配以相关金融服务。事实上，如果农村金融服务跟不上，农村发展的步伐必然受到限制。从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中不难发现金融服务的巨大作用：物物交换由于时空限制，其规模不会太大；但货币的出现可以使买卖在时空上分离，从而令经济活动迅速得到扩展。可以想见，如果农村金融迟迟不启动，土地使用权流转的速度和规模都将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到整个农村的发展。另外，启动农村需求，若没有相关的农村金融服务配套，无疑也是句空话。
因此，《意见》的出台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不过，在发展农村金融这样一个目标确定之后，采用怎样的手段才能有效达到目标呢？《意见》决定在中部六省和东北三省选择粮食主产区和有一定基础的县市进行试点，试点先行而后推广，这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逻辑的一贯延伸。问题在于，启动农村金融，应该将资源配置到边际收益最高的地方去。这不仅应该包括试点的县市，也包括试点的农户。目前选择试点县市仍旧有一定的要求，要么是粮食主产区要么是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县市，这些地区尽管也需要农村金融服务，但并不是最迫切的，因为这些县市已经有一定基础，而事实上，更为贫困的地方更需要金融服务。
有一种误解认为，一穷二白的地方根本无法搞金融，但2006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孟加拉国人穆罕默德·尤努斯和他的格莱珉银行的实践则表明，越是贫困的地方，最底层的人就越知道商业机会所在，因为他们要生存下去，必须付出比其他地方的人更多的努力，生存的压力迫使他们抓住维系生计的机遇，而要获得进一步发展就需要小额贷款服务。格莱珉银行适时提供了这一服务。与《意见》不同的是，格莱珉银行提供的贷款并不要求担保。《意见》中则提到：创新贷款担保方式，扩大有效担保品范围；要按照因地制宜、灵活多样的原则，探索发展大型农用生产设备、林权、水域滩涂使用权等抵押贷款。总体而言就是“无担保无贷款”，这一门槛就将最贫困但又能发掘机会的底层农户排除在外了。事实上，凡有可抵押资产的农户，其境遇还不是最差的，对于金融服务的需求，其迫切程度不如最底层的农民。而如果农村金融未能惠及最底层的农民，那么农村发展的进度就可能减缓。甚或因已经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农民获得贷款而最贫困的农民无法享有金融服务，导致农村贫富差距拉大，进而出现新的问题。
此外，农村金融机构包括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等，其资金来源不仅可以包括国资和外资，也应该吸引民间资本进入。目前的问题在于，农村金融机构的设立门槛动辄上千万，无形之中也对民营资本设限，使之无法在小额贷款领域发挥应有的作用。如果能降低设立农村金融服务机构的资金门槛，并且允许各个机构自行去探索金融服务的方式方法，将会为农村增加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供给者，也能更好满足农村多层次的金融服务需求。
总而言之，《意见》的出台对于新农村建设、扩大内需而言有正面的意义。如果能更进一步，在投资者准入限制方面进一步放宽，在试点选择上关注更为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民，使农村金融也能惠及最底层的农民，或能加速农村发展的步伐。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孟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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