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第四届文代会的召开，曾被视为文艺春天的到来。古诗云“春江水暖鸭先知”，这文艺春天也有最先报春之鸟，就是摆脱“文革”歌曲滥调，以《祝酒歌》、《在希望的田野上》为代表的清新歌曲，最先传递的中国文艺的“春之声”。
在所有的各种文艺形式中，对于时代，对于社会，对于生活，最为敏感的莫过于歌曲。由于创作歌曲迅速、短小，以及易于流传等特点，在每个历史关键时刻，总是最先反映群众心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文坛，同样是歌曲这只鸟报春后，方有花红柳绿的满园春色。
让我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人，正是著名歌词作家晓光。农历戊子年春节前两天，晓光来电话给我拜年，我说：“你当官那么忙，还想着我。”晓光说：“再当官，再忙，你也是老哥啊，哪能忘记。何况咱们共同走过那么多年，经历过多少事情啊……”放下电话掐指一算，可不是，跟晓光相识相交整整30年啦。这30年的中国文艺界，发生过多少事情啊，都让我们这拨儿人赶上了，这不能不说是人生的幸遇。
我年轻时因为政治上倒霉，1958年被发配到边疆劳改，生命中最好的青春年华，完全毁弃在苦难岁月中。本以为从此与文学无缘，最后身死异乡了却一生。谁知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在老朋友王文祥（原《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帮助下，1978年秋天，我被借调到即将复刊的《工人日报》社，在文艺部负责主编“文化宫”副刊。当时《工人日报》有两个文艺副刊，一个是以发表作品为主的“百花”，一个是以文化为内容的“文化宫”，由于我有过报纸副刊编辑经历，领导就指定由我负责主持“文化宫”。“文化宫”副刊组共有4名编辑，除我以外还有两位跟我一样，同属于被借调来的“摘帽右派”，唯一的区别，他们是原《工人日报》编辑。属于《工人日报》社正式编制的编辑，只有后来成了小说家的胡健。我当时四十来岁，胡健不过二十几岁，另外两位老编辑都年逾半百，组里工作特别是跑外的事情，我大都倚重年轻的胡健。胡健父亲是著名剧作家胡可，母亲是著名表演艺术家胡朋，她是真正的艺术名门之后，自然熟悉文艺界的情况和人士。由于副刊需要刊发新创作的歌曲，约稿组稿这件事情，理所当然地交给胡健。她就三天两头往《歌曲》杂志社跑，像红极一时的歌曲《祝酒歌》，能够第一时间在《工人日报》发表，就是得力于晓光的及时推荐。此时的晓光正任职于《歌曲》杂志，他自己时不时也有新歌词写出被谱曲。因为有这样密切的工作关系，一来二去，我和胡健就跟晓光相识，后来又发展为不错的朋友。而让我尤其感到高兴的是，这个时期晓光的创作，简直是情思如泉涌，《在希望的田野上》让他一夜成名，随后又写出《那就是我》、《采蘑菇的小姑娘》等等，由他创作的一大批歌词，经著名作曲家谱曲后久唱不衰。后来通过晓光的介绍，还结识了几位词曲作家，如施光南、任志萍、马骏英、小模等，都是那个时期的实力派人物。
历史的关键时期，总会有不同歌曲，这些歌曲都有明显时代烙印。后来晓光写出《那就是我》歌词，表达了对故乡的悠悠思念，经优秀作曲家谷建芬谱曲后，很快就在广大听众中传开，直到今天仍是国内外演唱会的保留曲目。就在这个时候，《我爱你，中国》、《泉水叮咚响》、《我爱这多情的土地》、《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等一大批优秀的抒情歌曲陆续问世，像一只只报春的鸟儿自由飞翔，使人们感到春天真的来了。
当然，作为一个特定社会的人，谁也无法超越时代局限，特别是中国的文艺家，即使再有才华再有创作力，没有时代提供的宽松环境，无论如何都难以创作出好作品。那时的政治环境宽松到什么程度呢？这样说吧，像我这样一大批“摘帽右派”，都有机会陆续从外地回到北京，或被借调或临时找份工作干，就是最好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明。正是在这样大的政治背景下，当作毒草被查封的图书开禁了，当作反动的电影开始放映了，就连《魂断蓝桥》、《翠堤春晓》等翻译片，都以参考片的名义在内部播放。紧接着跟随而来的是，美国费城交响乐团，由小泽征尔指挥演出；著名小提琴大师施特恩，把优美的古典乐曲送来；还有芭蕾舞剧《天鹅湖》、《吉赛尔》等，重新在首都舞台与观众见面。我这个来自穷乡僻壤的人，一时间大饱了眼福，愉悦了心灵。浓郁的文艺春天气息，几乎令人天天都陶醉。
有天中午，躺在办公室拼凑的椅子上午休，朦朦胧胧中飘来一阵柔美歌声，“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还是少年时期在天津听过，此后再未欣赏过这天籁之声，愣怔片刻，腾地从椅子上跃起，我向正播放乐曲的录音机走去。只见胡健托着脸在痴迷地欣赏，我还从未见过胡健如此投入，可见这美妙的曲调在她心目中，有着怎样勾魂摄魄的魅力。她见我走过去就问：“怎么样？好听吧。”我不敢声张，只是点点头。然后，看了看放在一旁的盒带说明，纸盒上清楚地标明：（台湾）邓丽君，以及歌曲名字《绿岛小夜曲》、《甜蜜蜜》、《小城故事》、《采槟榔》、《夜来香》等等。这是我第一次听邓丽君的歌。从此以后更多港台歌星的磁带，陆续出现在内地歌迷的录放机里，接着就是歌星本人登临内地舞台。
就是在这个时候，其他的文艺形式，如同绿草鲜花，渐渐吐露芳菲。其中最吸引人眼球的，就是蒋子龙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宗福先的话剧《于无声处》，它们不仅轰动了整个文艺界，而且引起普通读者极大关注。由于这两位作者都是工人出身，我所在的《工人日报》社，拿出相当大的版面刊出。这个时期的《工人日报》副刊，成为当时文学艺术界的一景。《工人日报》刊登的许多言论，此时都产生不小的社会影响。
当然，比这更令我兴奋的是，相隔半年之久，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四届文代会召开，我以记者身份参加大会采访。那些我敬重的文学泰斗，那些我钦佩的艺术大师，经过长期磨难和漫长等待，此刻相聚北京西苑宾馆。尽管开心的日子来得迟了，但是毕竟还是真的来了，怎么能不让人们高兴呢。有的人合影留念，有的人对盏言欢，多年的思想隔膜，在一时的欢乐中，仿佛都不复存在，共同迎来的美好春天，让人们的心胸变得豁达。
我的所谓“右派”问题“改正”后，经老作家秦兆阳的推荐，我正式调到《新观察》杂志社。这家杂志社隶属中国作家协会。我在这家杂志社负责杂文版面，这样就使我有机会接触一大批国内极富影响力的杂文大家，以及艺术造诣深厚的大漫画家，他们敏锐的文思和犀利的笔锋，无一不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由于作品内容切中时弊，难免招来一些人不满，作为编者少不了检查，我却反而觉得无比欣喜，这说明作品起到社会作用。不过此事也说明，时代到底进步了，检查而不再治罪，这在过去根本不可能。正是由于有这样的进步，后来才会有一大批优秀作品，不时出现在国家级报刊上。每次出席中国作协优秀作品颁奖会，在为作家们的成就高兴的同时，更为他们赶上较为宽松时代感到庆幸。
当然，跟其他历史时期一样，在这个社会大变革中，同样会有些不协调音。比如，这个时期流行穿喇叭裤，思想前卫的青年人非常喜欢购买穿着。在思想守旧的领导人眼里，就被视为奇装异服，听说有的单位就禁穿。记得当时有幅漫画《全家福》，画一家老小几世同堂，穿着黑蓝两色中山装，严肃正经地端坐合影，就是嘲讽这种千篇一律的服装文化。现在回过头来看，改革开放清新的风，吹开的首先是观念铁门，而后才是催生优秀作品。说这个时期是文艺新时期，正是新在观念上。
总之，充满激情和忧患的文艺春天，让我们这拨儿人完整地走过，留下的记忆自然也就极为深刻。详尽地记述这段历史，那是历史学家的事情，我作为一个普通目击者，只想在这里记上一笔说明，这30年酸甜苦辣滋味，总算都一个不落地尝过，从丰富自己人生来说，这又何尝不是好事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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