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是为了更好前行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
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以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亲自做出的恢复高考、对外派遣留学生的重大决策为起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踏上了日新月异的新征程，中国教育也迈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步伐。
30年来，中国教育经历了大变革、大发展、大跨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但是，中国教育的现实与理想的教育、与人民满意的教育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刻，我们有必要在纪念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放思想，用科学发展观的理性光芒来审视当今教育的现状，并在世界知识经济、经济全球化以及全球教育发展的大背景下、在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深刻变革中去思考中国教育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近日，卫生部新一轮医改方案亮相，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据悉，将对未来12年教育改革和发展作出全面规划和部署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制定过程中，这意味着教育体制的深化改革与创新将要继续推进。
纪念是为了更好的前行。从今天开始，本版开辟一个新栏目——“教育的期待”，欢迎教育改革的实践者、教育工作者和青年读者以随笔的形式来这里发表你的看法，说出你的期待。
——编者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作为一个直接参与、经历和见证了这一全过程的教育工作者，我的感受是深刻而复杂的。其间，既有成功也有失败，有收获，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回忆过去是必要的，但我更愿意展望未来，思考在新形势下，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思路、方向、目标、过程和方式。
我认为，中国的教育需要一场真正的变革。其原因有三：
首先，我国高等教育与世界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至今还没有一所大学进入世界前200名；其次，虽然我国大学生和研究生数量居世界第一，但是我们又培养出了多少高质量、杰出的、世界顶尖级的人才呢？包括诺贝尔奖在内的几乎所有基础科学领域里的世界大奖，我国都还是空白；而诺贝尔奖总数的70%(约600名)都分布在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里。第三，高等教育问题丛生，群众议论纷纷，强烈要求改革。
在我看来，中国迄今为止所进行的一些教育改革，还不能说是涉及教育本质问题的改革。联合国教科卫组织在《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这本书中指出，“像今天这样零星地进行一些改革，而没有一个关于教育过程、目标与方式的整体观念，这已不再是可取的了。”
戊戌变法是中国学步民主的开端，可惜它以失败而告终，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梁启超先生是戊戌变法的先锋人物之一，110年前他在总结变法失败的原因时痛切地说：“变法不变本源，而变枝叶，不变全体，而变一端，非徒无效，只增弊耳。”对照起来看我国30年来教育改革走过的路，我觉得是很相似的，其原因是由于我们忽视了教育本源的改革。
那么，什么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本源问题呢？
所谓本源，是事物产生的根本原因，而教育的本源是指影响教育质量和科学水平的根本原因。我认为大学教育的本源问题有三个：
首先是大学的理念问题。世界第一个回答大学是什么的是德国哲学家康德。他认为，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它的品性是独立、追求真理与学术自由。纽曼是19世纪倡导自由教育的第一人。他在《大学理念》中提出，“大学应该为自由教育而设，大学应该提供普遍性和完整的知识教育，而不是狭隘的专门化的教育。”
涉及大学理念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如何培养人才？中国与西方人才培养理念的一个根本区别是，西方讲成长，中国讲塑造。成长的理念是以自然主义教育为基础，尊重受教育者的志趣和选择权，全面发展他们的兴趣、个性、知识和智力。所谓塑造，就是把受教育者当做原材料，放到统一的生产流水线上，按照一个标准的模具和加工程序，生产出来规格毫厘不差的产品。其结果就导致我们学校没有特色，学生没有个性和创造性。
其次，是关于大学的体制问题。
中国大学的体制是高度集权制，也可称作大一统体制，它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思想根源。1985年颁布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必须从教育体制入手，有系统地进行改革。改革管理体制，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20多年过去了，实际情况怎样呢？不仅没有放权，而且统管得越来越严重了。大家都看到，教育部直属大学由23所扩大到76所，每年推出的各类教育工程越来越多，教育工程就是计划，教育工程越多，教育的计划性越强，这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思维在教育战线上的表现，是以计划经济和工程思维指导全国的教育工作。这样一种大一统的教育体制，几乎垄断了一切教育资源，把持着一切教育的决策与管理权，严重地挫伤了大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三是关于大学培养人才的模式。
2005年7月29日，温家宝总理到医院探望“两弹一星”的元勋钱学森先生，征求他对“十一五”规划的意见。可是钱老却谈到他对教育的思考和忧虑。他说，中国还没有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的人才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一年以后，钱学森先生又感言，中国长远发展上我最忧虑的就是这一点。这几年来，我一直关注国家和大学对此做何反应。几年过去，我彻底失望了，因为没有人谈人才培养模式的问题，而是在探讨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完全理解偏了。
因此可以说，在大学理念、大学体制和培养人才的模式上，我国至今仍然处于误区。如何进行改革？我提两点建议：
第一要进行教育改革的启蒙，为深化改革打下思想基础。康德说：“启蒙就是使人们脱离幼稚状态。”我痛切地感到，我国绝大多数人还不知道什么叫教育改革？为什么要进行教育改革？应当从哪里改革，由谁来改革？甚至对教育改革存在误解。
第二在中央的领导下，成立一个教育改革指导小组，邀请国内外开明的、思想前卫的教育专家和有志于教育改革的人士参加，制定改革方案指导和切实推动全国教育系统的改革。
30年的改革实践证明，教育需要发展，但发展不能替代改革，必须借助外力，改革的主题和突破口就是教育体制。
作者小传 刘道玉，上世纪80年代著名的教育改革风云人物。1977年，出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为高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和恢复统一高考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1981年8月，48岁的他被国务院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他倡导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从教学内容到管理体制率先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学分制、主辅修制、转学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等等，拉开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其改革举措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武汉大学成为全国青年学子向往的地方。1988年3月，刘道玉被免去武汉大学校长职务，但他痴心不改，一直在思考中国教育的改革问题和人才培养问题，先后出版了《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和实践》、《知识·智力·创造力》等10多部著作和150多篇文章。2005年9月,72岁高龄时出版了他的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 (来源：中国青年报)
(责任编辑：马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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