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三姐妹”“逼出”《捐赠法》

当年的老报纸

邻居李四贵在破败的东方红老宅前讲述姐妹三个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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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红三姐妹和《捐赠法》的出台

　　当有一天，远在广州的“东方红三姐妹”也开始试着向基金会或民政局捐款时，她们也许不会意识到，让捐款制度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正是由她们经历引发的一场“爱心地震”――12年前，刊登在《华西都市报》上的一篇挥霍爱心的新闻，让善款如何善用第一次进入人们的思考；1999年，由此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更是将捐款管理纳入法治轨道。

　　“东方红三姐妹”和巨额捐款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刚刚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开始寻找人生价值的另一个出口。所以，当1994年四川达县赵家镇杜晓东、杜晓方、杜晓红三胞胎姐妹，“母病、父残、面临辍学或送人”的消息见诸报端后，来自全国各地的捐款，开始像雪花一样飘进其父杜学元的口袋。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曾经用残疾右手夹着粪桶舀粪、把原稿作者邓建国感动得眼泪哗哗的丧妻农民，只学会了三件事：到小镇唯一的邮局取汇款，转存到邮局附近的银行，然后，捏着宝贝似的存折，坐上镇上的麻将馆……三朵正上初中的姐妹花，也在“富裕”起来的父亲的教育下，从穷得要退学的农家娃，变成了时常下馆子的时髦少女。

　　这一切，如果不是因为2年后，华西都市报记者姜锋的再次造访，献爱心的单纯脚步，还将乐此不疲。日前，正在筹划自己新公司的姜锋告诉记者，1996年，当他从麻将馆找到报纸上“身残志坚”的杜学元时，心立刻凉了半截，随后的采访更是让他目瞪口呆：游手好闲的杜学元请来自己的亲戚当保姆，8亩田荒得长了杂草，妻子病死后，一家四口更是当上了“吃商品粮的农民”，每年的猪肉钱都要花1600多元。

　　同时，靠捐款迅速“脱贫致富”的杜学元却日渐“小器”。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尽管巅峰时期杜家每天收到的捐款上万，但不屈不挠的杜学元依然找到女儿学校校长，死活要求退回寄到校方的1.8万元捐款。吴校长原本指望“专款专用、成立个‘东方红基金会’，救助更多失学孩子”的愿望成了泡影；更让患难乡亲耿耿于怀的是，村上一特困村民的住房被风刮垮，全村唯一既不出钱又不出力的，竟是他们认为受捐赠“可能三四十万”的杜学元。

　　从杜家老宅出来后，姜锋想，该写一篇文章来揭露真相了；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篇稿件的问世，竟然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善对善款”风。

　　媒体与一部法律的出台

　　1996年11月，姜锋所作的《冷静看东方红爱心热――捐助“东方红”三姐妹的前前后后》，在《华西都市报》以特稿形式，分两期刊发。此稿的推出，犹如石坠古井，引起巨大反响。据当时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有300余家报纸纷纷转载此文。各大电视台也不甘示弱，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首先与《华西都市报》一起，做了一期节目《善款要用善心待》。随后，上海电视台、浙江卫视、四川卫视、湖南卫视、广东卫视等接踵而来，做专题，搞访谈，“东方红”迅速热遍九州。这篇报道为创办不久、正处于“爬坡”阶段的《华西都市报》赢得了广泛的关注与赞誉。

　　由于《冷静看东方红爱心热》率先提出了如何对待和管理公益事业募捐的问题，引起了高层领导的重视，全国人大办公厅把这篇报道复制了若干份，分发给法学专家。1999年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经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并自1999年9月1日起施行。这篇文章成了这部法律立法的重要依据之一，使中国的公益事业募捐活动步上了一个有法可依的良性轨道。

　　“媒体舆论监督和法治进程的互为促进，在这篇稿子上得到了最好的印证。”已经年过不惑的姜锋于2004年离开《华西都市报》后，开始了自主创业之路，但即便在“东方红事件”尘埃落定的今天，姜锋依然对此文津津乐道,“能促进立法的报纸，在全国也应该是凤毛麟角。”而对于曾经的尖锐批判，姜锋认为，东方红事件在当时，不过是冰山一角，在善款缺乏法律监管的上个世纪末，躺在爱心上吃爱心的人比比皆是，“我们不能去责怪一个残疾农民，更不能去质疑捐助人单纯的愿望……在缺少法律支撑的真空地带，凭良心和道德来衡量一个人显得很脆弱。”

     联合报道：扬子晚报、新安晚报、辽沈晚报、羊城晚报、华西都市报、北京晚报、钱江晚报、新闻晚报、山西晚报、大河报、楚天都市报、今晚报、齐鲁晚报、新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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