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格曼：左翼旗帜人物 诺奖新科得主

　　文/郭凯

　　克鲁格曼：左翼旗帜人物 诺奖新科得主

　　在白宫，你必须做到能把最复杂的事情用一页纸说清楚，因为总统不会看第二页，而克鲁格曼发现自己得心应手，他几乎一个人操刀完成了1983年的《总统经济报告》

　　大概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学家会怀疑克鲁格曼总有一天能得诺贝尔奖，但是大概也很少有人能猜到，刚刚55岁的克鲁格曼今年就能得奖。

　　尽管在媒体上，克鲁格曼更多地被描绘成是亚洲金融危机的预言者、次贷危机的警告者和布什政府的严厉批评者，但这些都不是其获奖的真正原因。在预言危机和批评布什这些事情上，克鲁格曼还远没有达到他在自己真正的领域——国际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那么卓然不群。

　　凭什么获奖

　　和很多诺奖得主一样，最终让克鲁格曼获得诺奖并开启了新贸易理论的那篇论文，其实也遭遇到被拒绝的命运。稿件投到最好的经济学杂志之——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季刊》之后，很快被对方“枪毙”了。克鲁格曼对此很释怀地说了一句，任何革命性的想法总是很难让人一下接受的。

　　的确，在克鲁格曼之前，贸易理论仍然还停留在经典理论的范式之中，认为驱动国际贸易的根源是比较优势。这个理论的一个预言是，国家之间越不相同，贸易反而会越多。但事实上直到今天，世界最大宗的贸易仍然集中在发达国家之间，集中在一些很相近的产业之中。显然这和经典理论的预言大相径庭。

　　是克鲁格曼，跳出了这个经典范式，看到了规模效应对于产业布局和贸易的影响。他用“具有欺骗性”（著名经济学家Obstfeld语）的简单模型——这大概也是克鲁格曼稿件被拒的另一个原因，因为他本人也说自己的模型非常简单，在当时看起来很幼稚和愚蠢——向人们展示了在具有规模效应的情况下，即便完全相同的国家间也有动力进行贸易。贸易使得每个国家可以大量地生产某些商品，充分利用规模效应，从而将成本降得更低。这个道理看起来显然易见。确实如此，真理一旦被道破，就完全不那么神秘了。

　　“欺骗性简单”的理论和模型，几乎是克鲁格曼旗帜性的标识，但简单的背后是长时间深刻的思考和去芜存菁。还是那位Obstfeld说，“如果要选经济学家中的莫扎特，我们这一代人中就是克鲁格曼。”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克鲁格曼非常自然地把规模效应用于解释城市的崛起和产业的聚集——不同的企业可以分享基础设施，技术，人才和信息，正是如此，产业才特别容易发生聚集。也就是说，从事相近领域的企业会“扎堆”。事情还不仅于此。克鲁格曼的理论同时解释了城市崛起的偶然性和历史依赖。两个看上去很相似的地方，很可能因为最初的一点点不同，一个成为了某个产业的聚集地从而变成了都市，而另一个却始终发展不起来。

　　积极的政策评论者

　　就是上面的这两项工作，为克鲁格曼赢得了诺贝尔奖，虽然他的贡献还远不止于此。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他最重要的工作也许是他关于货币危机的理论。这是他博士期间写下的一篇“简单”论文，用寥寥几个方程预言了固定汇率为什么容易受到投机者的攻击，并且在政府的外汇储备看上去还很多的时候这样的攻击就会发生。他的那几个方程，在1997年的东亚变成了现实。在这个意义上，他的确预言了东亚金融危机。

　　说来有趣，克鲁格曼自己回忆说，幸好自己的这篇论文在研究生期间投稿失败了，让他暂时放下了关于汇率的研究而转向贸易，否则他也许就不会有前面那些让他获得诺奖的贸易理论了。

　　仅仅只是上面这些，还完全不足以让克鲁格曼的获奖显得那么具有戏剧性。和很多诺奖得主不同，克鲁格曼从出道起，就身兼多职，是一个积极的政策评论人、专栏作家和后来的公共知识分子。

　　克鲁格曼真正接触政策制定，是他在里根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里担任负责国际经济的经济学家。在华盛顿的那一年，让克鲁格曼看到了政策制定的过程，并意识到自己桀骜不驯的性格也许不适合在政策圈里谋生。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个政策会议上，克鲁格曼毫无保留地嘲笑了一个名叫里奇的人的政策论文，让这位里奇记恨在心。9年后，克林顿当选为总统，这位里奇开始负责掌管克林顿的过渡性经济团队。虽然克鲁格曼有很高的呼声成为新政府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但9年前里奇埋下的怨恨，让克鲁格曼没有任何机会。

　　对克鲁格曼来说，这也许是好事。他可以用自己更擅长的武器——笔，来参与政策讨论。和他的学术模型一样，克鲁格曼非常擅长用简练直观的语言把复杂的事情说清楚，使得他的专栏也好，政论也好，犀利而又思路清晰。克鲁格曼对自己写作才能的发现是他在华盛顿的日子。在白宫，你必须做到能把最复杂的事情用一页纸说清楚，因为总统不会看第二页，而克鲁格曼发现自己得心应手，他几乎一个人操刀完成了1983年的《总统经济报告》。

　　经济学家中的“另类”

　　作为专栏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克鲁格曼，和作为国际经济学家的克鲁格曼非常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克鲁格曼的政治观点越来越左倾。

　　这几年，他已经成为美国左翼的一个旗帜性人物。他关心收入分配不均，他不再以无干预的自由市场为荣，他觉得劳动力不能像普通商品那样买卖，他甚至觉得市场本身是“不道德的”和“无情的”。他成为了最激烈的布什政府政策的抨击者。尽管语言依旧犀利，思路依旧清晰，但他的专栏开始留下了严重的党派烙印。

　　他每周两篇《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几乎永远都在重复一个相同的主题：错的都是共和党的政策，对的都是民主党的政策。也许聪明如克鲁格曼，确实掌握着普通人不能看明白的真理，但他的党派倾向性却严重影响了他在学界的可信度。

　　当他开始怀疑市场本身的时候，他就选择了让自己成为经济学家中的“另类”。他自己也承认，虽然得了诺贝尔奖，也未必能让他在经济学家中更受欢迎。

　　也正是因为他的“另类”，使得今年的诺贝尔奖显得很有戏剧性。也许诺贝尔奖委员会故意想把克鲁格曼和那些仍然坚定相信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区别开。与克鲁格曼同时代的好几位同样对新贸易理论有着开创性贡献的经济学家，特别是克鲁格曼早期的合作者、哈佛大学的赫尔普曼教授，这次并没有一起获奖。

　　也许这是诺奖委员会的本意：成就克鲁格曼，让他另类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