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
的话： 大家好，我是小蒋。国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鲜事。你评，我评，众人评，百花齐放任君看。观点各有不同，角度各有侧重，只要我们尊重客观、理性公正。 上有农地“破冰”，下有“以不变应万变”？ 背景： 新华社全文播发《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文件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燕赵都市报发表李季平的文章： 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权，是确定了农民对土地处置的平等地位，对农村的深层次改革具有重大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凡涉及农地流转的法律法规，在利益取向上，农民总是处于劣势地位。例如：1990年5月19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12条规定：土地使用权最高年限：居住用地70年，工业、教育、文化、卫生用地50年；2003年3月1日实施的《土地承包法》第20条规定：农民耕地承包期为30年；而1999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17条明确：征地补偿费为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安置补助费为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这种不平等表现在：一，既然法律规定农民土地承包期为30年，为什么承包地转移时的补偿不能同等的按照30倍年产值计算？虽然法律也有诸如“达不到农民原生活水平的补偿标准……可以提高到30倍”的规定，但由于各方利益纠葛，规定很难落实；二，补偿标准“按照前三年平均年产值计算”也缺乏客观性，“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由于技术进步等因素所致，不能体现现实价值，很显然，这样的思维和实践，难以体现公平公正；三，开发商用十几倍年产值的付出，换取70年的土地使用权，是国家以法律的形式对农民利益的最大剥夺。如果说由于长期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在法制建设方面，农民与其他强势阶层相比总是处于不平等地位的话，那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应当改变过去长期形成的无视农民群体利益的惯性思维，尤其在农民土地流转过程中，国家应依法确立农民的平等地位，维护合法权益，这一点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小蒋随想： 中央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但是，这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二是不得改变土地用途。前者的意义在于，坚持土地国有、集体属性，避免触发土地“私有化”歧解。后者的意义在于，既要给农民更大的土地处置空间，又要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不动摇，避免耕地大规模“农转非”。换言之，耕地还是耕地，但农民可以聚零为整，可以用耕地换取农业性股份、租金等收益，富余出来的农村劳动力选择其他营生则是在土地收益之外搞“增收”，而农业规模经营显然具有更大的降低成本、提高效益潜质。既然中央出台了新的土地改革方针，各地现有的行政思维与一系列政策条款显然无法“以不变应万变”。比如，地方政府强制、乱占征地是近年农民反映最强的问题之一；较低的征地补偿安置费、“低买高卖”的卖地财政更是农民上访的重要导火索。确保农民的平等地位、合法权益，必须赋予农民应有的选择权、博弈权、议价权。如果某些地方依然打着“顾全大局”旗号强占农民耕地，倘若农民还是不得不接受“明文规定”的低廉的占地补偿金，那么新的土地流转改革的良好初衷将大打折扣。这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与警惕。
买不起房与地产暴利，地方政府究竟救谁？ 背景： 住房与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日前参加“中国市长论坛”时表示：“应该给各城市政府一定的自由度，各地的政府应该说有能力、也有责任，作出一些政策上的选择。”这也是高层首次对各地刺激楼市政策作正式表态。
华商报发表宣华华的文章： 仇保兴对于各地政府“有能力、也有责任”的表态，不免令人怀疑：一些地方政府肯定是“有责任”，却未必“有能力”作出良好的政策选择。某种意义上，“救市”意味着“买不起房”的民生问题被搁置，这促使民众油然产生了一种挫折感和失落感。特别是，如今积极主动的“救市”，更反衬出此前在解决“买不起房”问题上的缩手缩脚。如果我们谈论地方政府的“责任”，首先就要谈论解决民生问题的责任，其次才可以谈论“救市”的责任。因而，对于纷纷展开“救市”行动的地方政府，首先要追问是否已妥善解决住房问题。事实上，在房产价格扶摇直上几年之后，住房问题已成为最棘手的民生问题之一。谈论地方政府的“能力”，也要先谈论解决民生问题的能力。“买不起房”作为一个民生问题，地方政府何曾表现出应有的“能力”？恰恰相反，一些地方政府的表现令人十分失望。这种“有能力”从何而来？仅就房地产产业界来说，完全可以列举一个详尽的“责任清单”，以考察地方政府的“能力”：是否遏止了土地、建设等领域的官商勾结？是否已建成足够的经济适用房、政府廉租房？是否已脱离“卖地财政”的恶性循环？是否为应对新的房产泡沫做好准备？……
小蒋随想： 从年初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到近期的降息、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增强货币流动性，中国经济政策的调整是随着全球经济形势做出的协同变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地方政府由此就“没有责任”破解群众买不起房困境，更不意味着政府“有能力”拿纳税人的钱去替地产暴利集团托市。相对于前几年房价恨不得年年翻番的既定事实，如今楼市究竟有没有降价、到底降幅几何一直是个“悬疑”，从统计部门的数据来看，不少城市的房价还在环比上涨。中国楼市到底有没有泡沫不是一些所谓的“专家”说了算的，看看老百姓的平均工资，看看几个月薪水买不了一平方米的楼价，再看看中国富豪榜上哪些人是“主力”，许多事已一目了然。更重要的是，市场永远是正确的，市场从来不是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山姆大叔”面对美国楼市暴跌尚且怀有“螳臂当车”之感，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我们的地方政府面对“楼市财政”蕴含的巨大风险，难道还要“不撞南墙不回头”？所谓的“高层回应”又真的高明吗？
郭敬明再陷“抄袭门”，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背景： 郭敬明新书一出版，就遭遇了新一轮抄袭指责，郭敬明则呼吁大家别带着偏见去看待他，请大家关注他的新作品。
长江日报发表张天潘的文章： 这些新生代的商业出版业宠儿，巧妙地利用了文学这个还有点利用价值的名号，作为文化资本进行资本原始积累之后，再依靠商业运作以多次方增长的速度成名，从而获得了高收入，于是他们就应该承受商业的规则，那就是失去诚信后的不信任惩罚，就像三鹿事件带来的整个行业崩溃，这就是不信任的巨大力量的证明。于是给他贴上一个抄袭的标签，也是合情合理的。商业领域的诚信问题，正如俗语说的，无信不立，这其中包含一种潜在的契约关系，当你产品投放到市场后，或者消费者(读者)在消费你的产品(作品)时，他们的正当权益是享受货真价实的产品，而一旦这个产品发生致命的缺陷，或者产家出现不良记录之时，公众的质疑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而郭敬明近日的喊冤，希望大家别用偏见看待他，别给他贴上标签，实则是为自己当年破坏商业诚信遗留下来的苦果，他的喊冤，反映了他对自己曾经行为甚至不排除这次被指责的责任毫无意识，也未能承受起作为一个有“不良信用”记录商业个体理当的责罚。对产品质量的把关，虽然难以脱离中间环节，如出版社编辑、出版商等等的干预，但作为源头的产家，他的责任是最主要的，也是责任追究、问责的源头。当然我们也不是就说，从此应该一棒子打死这样有不诚信记录的商业分子，总是会有无数的机会自我救赎的，那就是要花费更多的心思，投入到产品(作品)的生产当中，重新赢得大家的尊重。
小蒋随想： 谈及商业口碑，我们常听说，一块金字招牌的树立可能需要几代人。但是，如今凭借炒作包装，催化效应就像吹泡泡，“草鸡变凤凰”也可能只在转瞬之间。事实上，快餐式阅读的主要表现就是盲从浏览，只要“好玩”，不求甚解。这也使得一些作者越来越急功近利，一些本来有才气者也开始琢磨走捷径，渐渐开始“萝卜快了不洗泥”。或许是受到数字时代“电脑攒装业”快捷、大批量的启发，一些人发现“攒书”也是个事半功倍的好买卖。一不用自身阅历积累，二不用死太多脑细胞，只要把别人的经典拿来，梗概轮廓不变，时间、地点、人名、书名一换，一本“新书”就闪亮登场，一个人攒已是“小儿科”，写作班子、创作团队更开始“量产”……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常在河边走湿鞋终归不是干的，泡沫必然是要破灭的，世上更还有认真者，是会去追问“英雄出处”的。所以，“借他人衣钵镀自己的金身”最终被揭露、遭唾弃一点都不值得奇怪。奇怪的倒是，某些人对抄袭根本就不脸红，要么大言不惭说这不过是“借鉴”，要么干脆以“瑕疵”偷换概念。狡辩犹在耳畔，炒作炒不回垮掉的口碑，这也怪不得别人多些浮想联翩。 (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责任编辑：王雪)
《变形金刚2》送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