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中国的经济模式已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刻

陈志武认为，我国的经济模式已经到了不得不改变的时刻 图/受访者提供

　　金融海啸 中国可能是最大赢家

　　——专访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

　　这个时候，中国可以用外汇储备做很多事，包括到欧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如亚非和拉美，去购置很多战略性资源。特别是对这次受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打击比较大的国家，中国政府可以向他们提供援助，去买资产或者证券，同时，要像巴菲特那样跟这些国家的政府进行巧妙的谈判，要求它们对中国的商品、对中国的企业进一步开放

　　本刊记者 徐琳玲 实习记者 谢文思

　　救市，救市！还是救市！

　　这是全球经济连续几周内惟一的关键词。

当这场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进入一个危急时期，美国和欧洲各国政府开始频频重磅出手，以挽救本国脆弱的银行机构和脆弱的市场信用。动用资金的力度，近乎一个国家大部分的GDP收入。资本主义莫非要走上国有化的社会主义道路了？这背后有什么样的根源？孕育着怎么样的风险？

　　当全世界眼巴巴望着中国来充当他们的“救市”主时 ，这对中国是天降大任呢，还是一个可怕的、更大的金融陷阱？在这个内忧外患的时期，面临出口下降、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中国又将如何自救？

　　“长远地说，这场危机对中国是个好事。”在回答本刊记者提出的这些问题时，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表示了乐观的态度。“如果中国政府处理得好、做出非常有远见的决策的话，中国会是这次金融危机中的最大赢家。”

　　政府救市，

　　不是要把民间力量从行业中挤掉

　　人物周刊：现在，美国、英国等国政府纷纷出手救自己国内银行等金融机构，动用巨额资金。这可能会引发什么样的新问题？

　　陈志武：一定会出新问题。譬如，美国政府的公债约为GDP的71%，西欧国家的公债也都在60%左右。这些国家的政府给银行提供全方面的担保，注资使之成为国有持股银行，银行存在的呆坏账将转变为国家财政赤字，最后有可能转变为国家的财政危机。一旦财政危机出现，政府就没有太多选择了，或者大规模加税，或者牺牲未来的经济建设机会去供养财政赤字和国债。最后，这又反过来决定这些国家的经济到底能不能继续增长，失业率能不能够降低等等这些经济问题，会阻碍这些国家的进一步发展。

　　只是现在到处都是火，先救火再说。

　　人物周刊：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政策重新抬头，金融等产业的国有化趋势，会对欧美发达国家未来的经济体制产生怎样的后果?

　　陈志武：对美国来说，入股银行、救市只是过渡性的安排。美国历史上也多次这样做过，最近的一次是1984年，当时美国的第7大银行——“大陆伊力诺依银行”（Continental Illinois Bank）在德州等地呆坏账太多，出现潜在的挤兑危机，结果，联邦政府接手其80%的股份；30年代大萧条时期，美国政府也接管过很多银行，其中规模最大的要数1932年由联邦政府成立的“国家再建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它不仅给处于危机中的金融公司提供贷款，而且花了13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2000亿美元）买了近6000家私人银行的股份。

　　但是，美国的救市或者由国家控股私人企业，有两个特点：其一，只是在危机出现并且其他补救方式都无效时，政府才出面，目的不是要由政府接手并由政府经营企业、银行，不是与民争利，也不是通过政府经营来实现“均贫富”，只是解决危机；其二，一旦危机过去，市场信心恢复并进入正常运行后，美国政府就从那些国家持股的银行、金融机构或企业中淡出，将股份转售给私人或私营企业。这种救市所引起的国家持股，跟当年中国和苏联进行国有化的出发点是完全不一样的，不是由国家把民间力量从行业中挤掉，而是在危机时为民间市场力量提供援助。

　　我们今天看到美国、欧洲所尽力做的，只是3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重现，没有其他方面的调整。

　　为什么会如此呢？这是不是否定市场经济的理念呢？肯定不是。没有了解人之本性的人会认为这证明计划经济、国有经济是人类的重新选择，我们以前的教训、前苏联的教训都告诉了我们这一点。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没有人会天真到以为今天还能像100年、200年前那样能有一个没有政府影子的绝对自由市场。在传统社会以村、以局部地区为核心的市场中，由于各地市场相互影响小，一地市场出了问题，即使没有政府干预市场，后果再严重也危害不到全社会。现在，不管是一国之内，还是跨越国界，各地区市场都已被整合到一起，特别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化，金融市场已不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分割市场，而是真正国际化了的市场。在这种时候，如果一个市场因信息过多地不对称而引发信心危机，并全面崩盘的话，它将对整个世界经济和社会形成前所未有的震荡，这涉及到太多的公众利益。

　　国家在市场中必须承担维护产权和契约权益的责任，必须建立和维护市场所需要的制度架构，此外，当意外市场事件威胁到太多公众利益时，政府有责任出面保护公众利益。相比过去，政府介入恢复信心的必要性确实高了很多。

　　当然，如果政府干预救市，会带来很大的道德风险，这也是代价，也会很大。这就是为什么现代社会里政府的作用和角色大了很多，但权力增加很多的同时，对权力进行监督制约的必要性也大大增加，因此，就出现了现代宪政民主制度，这些同步发展不是偶然的。我们必须看到，在关键时候，政府不救市会有很大社会成本，但救市有好处、也有道德风险，两害相权究竟谁重、谁轻？由谁来判断？做出判断的人是否公正客观？是否有可靠的制度架构保证其公正客观？所以，政府可以在市场关键时候起重要作用，但是必须在问责架构下干预市场。

　　为何亚洲不能靠本国内需发展？

　　人物周刊：这次波及全球的金融风波对亚洲有多大影响？亚洲最大的受害者是谁？中、印等新兴市场国家呢？对那些实行开放式金融市场的国家如日本、韩国呢？

　　陈志武：这次金融风暴对亚洲地区的金融体系总体影响有限，只有少数银行受到冲击，包括日本受到的直接影响到目前还有限，香港金融市场是受影响最大的。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亚洲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是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银行之外的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都不发达，像企业债券、金融公司发行的债券，不管是在香港地区还是在日本，在中国还是在新加坡，都不是很发达。企业融资仍然以银行贷款为主，再就是股市。

　　正因为如此，不管是亚洲商业银行还是其他金融机构，总体上很难获得很高的借贷杠杆率，其金融交易结构也很简单，金融交易复杂度非常有限。比如，中国的银行业收入近90%是靠放、存款的利息差而得到，说明它们还基本停留在传统的银行存贷业务上。

　　人物周刊：这些年来，亚洲的新兴市场国家一直在努力纳入全球金融市场。这次危机的发生，是不是使得“金融开放”再次成为一个值得怀疑的命题？

　　陈志武：我不这么认为。首先，为什么亚洲国家都只能够以制造业为主并且都靠出口市场，而不是靠本国的内需发展？这和金融行业不发达关系非常大。到目前为止，虽然日本、韩国的制造业上非常出色，但在制造业带动经济增长之后，都没能实现从生产带动型到消费带动型经济模式的转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的金融体系都是以相对传统的银行业为主体，而不是更广泛地涉及到个人消费借贷、个人住房借贷、企业借贷的债券市场，融资能力和金融交易的深度都没有上升到足够高的层面。

　　其结果之一是亚洲国家普遍储蓄率很高。个人和企业无法通过不同的金融交易把未来的不确定性、把未来的风险规避好，因此，个人、家庭和企业无法放心大胆地消费，而是更想到储蓄。

　　在金融市场、各种债券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是依赖非常高的储蓄率从事制造业，为西方发达国家提供大量便宜的制造品和消费品，而自己本国的消费难以上去，这种靠出口、靠制造、靠生产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是亚洲最普遍的模式。

　　如果要降低对出口的依赖度，就必须鼓励金融创新，包括金融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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