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国企改革要在资本和经营上有重大突破
刘杉:说到国有企业,我记得您是85年提出国有企业资产经营责任制,这个改革对现在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不是有比较深远的影响?
华生:当时大的背景是随着价格改革,实际上我们是同时提出来的,价格改革一展开,双轨制展开以后,我们就提出来所有制改革和微观经济基础的改造,在当时那个情况下,资本市场还没有,私有化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刘杉:当时私有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当时只有个体户,当时我记得个体户雇多少工人,算不算剥削。
华生:对,雇七个人以上就是资本家。当时我们提出来在国有经济大的框架下面所有制经济怎么做改革,就提出来要搞国有资产经营责任制,当时我们提出要建立国有资产管理总局,各级要建立整个国有资产管理系统,国有资产的管理要用资产的增值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
刘杉:应该说这个理论提的还是比较超前的。
华生:对,那是85年。
刘杉:实际上到现在也没有完全解决。
华生:当时提出来要建立国有资产管理总局,从管人转为管资产,把行政和出资职能分开。一个是在考评办法上面要进行资产的评估,要讲究资产经营责任,经营者要用招聘和竞聘的办法来选择经营者,把这几项总结起来叫资产经营责任制。在当时那个环境下,当时讲了,说这跟股份制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的话里面还说了,如果是国家控股的,那么资产经营责任制离股份制只有半步之遥,就是跟它差不多了,你一旦有了其他的多元化的投资者,自然你就是股份制,没有多元化的投资者,国家也要通过资产这个渠道来管理企业,而不是用行政管理的手段。这个提出来以后,当时我们在全国很多城市还做了一些试点,当然是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面,我自己还去了沈阳,在沈阳市做试点,在重庆做试点,当时肖秧当市长,在武汉也做试点。在80年代没有推起来,非常重要的原因确实是有时代的局限性,当时资本市场完全没有。大家对于国有企业要建立国有资产管理系统。产权所有者、出资人这些概念,都不太能够接受,我记得我汇报的时候,在专列上向国务院的几位领导汇报,就是要建立国有资产经营责任制,当时一个领导就问我,我印象很深,他说现在我所有的钱都是在财政部的口袋里,你现在让我再搞一个国有资产管理总局,不是把这个钱装到另外一个口袋,多一个口袋,究竟有什么用呢?你就从这个问题你就能看出来,就是当时大家觉得反正这个钱要交给财政的,为什么要搞出资人呢,都是国家的嘛,多搞一个部门,多搞一个系统有什么意义,当时大家不是很理解。但是后来88年还是成立了一个国有资产管理局,当然这个局跟我们想的总局低了一个格了。
刘杉:是个副部级的。
华生:而且主要是做政策研究的,并不是像我们讲的唯一的对资产经营、增值负责的,实际上是比今天国资委还厉害的这么一个部门,就是他唯一的来掌控国有资产。
刘杉:您当时考虑的就是这个资产管理总局是独立于财政部的。
华生:当时我们也没有完全说他是独立的,但是这个资产管理总局是应该跟公共财政分开来,是掌管着全部的国有资产,他对全部的国有资产的增值、发展负责任。
刘杉:实际上把钱分成两块,一部分是做公共财政,花钱的,一部分就是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
华生:用国有资产来挣钱的。当时在80年代,做了很大的努力,也做了试点,但是并没有发展起来。我们85年提出来,一直到2003年才成立国资委,党的代表大会上才正式提出来要建立国有出资人的制度。这个时候的条件显然就不同了,因为资本市场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当然这个改革,我的观点是并没有完成,当时我提出来资产经营责任制,后来我还写过文章,到90年代以后,我说要从资产管理到资本经营,在今天的情况下就要做国有资本的经营了,是资本经营。因为在资本这个层次上才能够跟多种产权结构,多种资本融合,才适应今天这个时代的要求。当然我们现在的现状,应该说就连我们唯一的对资产负责的这么一个出资人制度,目前还并不完备,或者说还很不完备。现在在这方面,也是我准备要研究的一个课题,实际上不仅是以前提出了一些东西还没有做到,当时提出有历史的局限性,在没有资本市场的情况下有一定的局限性,今天实际上是需要在资本的管理、经营这个方面,应该还要有大的突破,中国的国企改革、所有制的改革才能真正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我觉得这是前30年可能给我们留下的一个重大的课题。
刘杉:您在那个时候,当时的改革,89年之前条件是非常恶劣的,您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当时参与了很多重大的决策,87年就出国了,出国待的时间好象还比较长。
华生:不过我88年回来了大半年。然后一直到93、94年以后,在国外有七、八年,给自己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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