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贪婪
资本主义再次处于危机之中。现在媒体疯狂地宣传金融的恐怖，重新谈及资本主义危机的旧理论，许多左派思想家早已预测将发生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索罗斯、世界各个角落的经济学家早已指出，这将是资本主义经历的最严重的危机之一。
重要的是尽可能理解这类使全球振荡的事件的规模、原因和实际后果。但我们应当先重新提出资本主义制度的概念、它的本质和对它的责难。许多人把它理解为私营企业或私有制，人剥削人或右派统治，亚当·斯密或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理论，供求规律或“看不见的手”。虽然所有这些特性都有部分真理，但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核心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寻求支持所有资本的得到最大化的利润。也就是说获得高于投资的利润，拥有利润中的利润，对财富的过分贪婪。如今世界秩序比任何时代更是建立在这类行为的基础之上，不是必须来自人的整个道德，而是来自其反面。史密斯或弗里德曼的理论可能威信扫地，私有制、市场经济和右派的统治可能消失，但是如果利润继续是人类社会的动因，资本主义将继续占统治地位，将找到实施这一制度的适当机构。归根到底，利润是当前危机的真正原因。
现在，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说，资本赚取利润有两大领域：实体经济和/或金融经济。也就是说，可以在一座奶厂、一个铜矿、一家运输公司或任何生产活动投资，在虽然不生产物质但是可以提供服务和利润的运输服务或会计公司投资。这些投资成熟的速度取决于活动的类型，不会立即成熟。金融界是选择，可以很快获利，如下金蛋的母鸡，幻想更容易的生活。现在由于全球金融系统的特点，可以在更短的时间比在实际活动中赚取更多的钱。在任何情况下，如果贪婪是资本主义社会人的最高价值，现在的金融市场就具有这些特点，我们就会更好地理解当前危机的原因：如果你可以赚500，为什么要去赚100呢？如果你能够买提供更多利润的金融工具，为什么要去生产牛奶呢？第一个问题是金融工具不能吃，西红柿可以吃，交易所的股票不具有牛奶的营养，世界的孩子们需要食品;第二个问题是当你把钱投到股票或金融工具时，就不再投入牛奶或小麦的生产，因此经济活动减少了，牛奶更少了，饥饿增加了，更多的失业，更多贫困。从1980年到1990年，资本家通过加紧剥削工人增加了他们的利润，但是资本的投资降到历史最低水平。即没有为创造资本货对现实的生产进行投资，却获得过多的利润，这就是投入到金融界的主要财源之一。这就是最近几十年发生的事情。
不少专家认为，今天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只不过是一个大赌场，在这里世界上的富人用地球上的财富和储蓄进行赌博，一些人输了，但另一些人赚了，赚得很多。与此同时，劳动者存在保险机构的退休金在金融市场上面临风险，一部分利润留给保险机构，另一部分支付金融操作者的佣金，用于股票交易或保险机构购买的金融工具，一部分用于支付运营的成本：水、电、午餐、旅行、办公室的豪华器材等，支付操控这些金融工具的银行和投资基金行政人员的工资。这些用的都是劳动者未来的退休金。
大量的数据表明金融部门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部门。80年代初金融资产（股票、债券、贷款、抵押贷款）的总量大约相当于世界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说与地球上的财富总量相等。2005年底，金融资产是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3.7倍，这就意味着世界上没有足够的飞机、西红柿、鞋、小麦和牛奶使所有的金融资产变现。少数商人手中握有今天和今后4年地球上生产的财富。在同一时期金融衍生品的名义价值是金融资产总值的3倍，是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10倍。
最近几年我们清楚地看到，资本的主人不仅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财富，而且通过金融投机和减少现实的生产寻求更多的利润。因为在非金融经济中交易周期已经缩短和受到扼制，财富日益集中限制了需求的扩大，自然生态系统开发的生产率下降了。所有这些使得实体经济的利润率下降，推动资本家走向金融投机。投资减少使实体经济丧失活力，因为资本转向了金融市场。
我们清楚地看到世界上出现没有限制的贪婪，它如何将现实的和有用的生产（可感知的和不可感知的）的巨额财富转向邪路，去支撑无节制的纵欲和残酷的利润积累，同时失业、贫困、饥饿和不平等加剧。为了克服影响8亿多人的饥饿，世界上的一些国家筹集了160亿美元，而为了克服华尔街的金融危机让其继续放纵，美国政府拨款7000亿美元，其他国家也提供类似的数额，两者相差44倍！
危机的导火索：次级抵押贷款
人们不厌其烦地说，这次危机被称为次贷危机，与美国银行提供给没有能力应对自己的义务的人的贷款有关。我们知道2001年有过另一场被称为“因特网泡沫”的金融危机，是因为因特网企业成功进入交易所而发生的，如美国的雅虎和亚马逊，西班牙的特拉等，对将吸引的用户数量计划过于乐观，期望值很高。但这并没有实现，导致资金垮台，造成另一个结算危机。美国联邦储备（中央银行）为该系统的结算在两年内使贷款的价格从6.5%下降到1%，强有力地刺激贷款的扩张，联邦储备向银行和投资基金收取的贷款成本很低。这对房地产市场有利，有助于在10年内住宅的实际价格增长两倍，因为需求大于贷款的供给。
考虑多年来到国际金融市场上现行的利率很低，就可以理解银行需要增加贷款的供给，以补偿利率下降后减少的利润。为没有还贷能力的人提供贷款的合理逻辑很简单：由于风险更大，就收取更多利息，如果支付就好，如不能支付就收回房子，其更高的价格有助于收回贷款和赚取剩余部分。错误是明显的，房子的价格被推向上涨，质量差的抵押贷款增加使需求上升，结果是价格和未来的供房增加。也就是说，房地产热是人为造成的。这些抵押贷款被称为次级贷抵押款，而优级贷款偿还风险很低，借贷者有工作、资产和稳定的收入。
银行营业额的增加，它不能用自己的资金偿付，由于全球化使世界上所有的金融市场联网，它可以求助于国际银行而得到必要的资金。由于有银行间市场，银行可以相互拆借。但这削弱了履行巴西莱亚要求银行的资本不低于其资产包括贷款的一定比例的准则。现在发生的事情是高风险的抵押贷款增加破坏了这些准则。为了挽救这种情况，银行采取两个相互联接的行动，首先是建立所谓“大水管”(cunduits)，即根据现行的准则以法律的方式动用银行分行的资金，它们没有义务与建立它的银行表明有牢固的结算，它们属于同一个老板。其次是建立所谓“授予称号”（Titulacion）,即创造一种新的金融工具，那只不过是一揽子抵押债务，将次级贷款和优级贷款混在一起。结果现在银行有一整套新的金融工具，称为“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就是一整套房地产抵押保障义务，把不同种类的贷款装在一个篮子里，减少次级贷款的风险。靠这些金融创造，银行用投资基金购买新的MBS，这样做到魔术般地减少贷款的脆弱性，增加其资本与提供的贷款的联系。荒谬的是银行与投资基金属于同一个老板，这样做既然履行了巴西莱亚准则，又通过银行间借贷得到资金购买MBS，并将MBS卖给其他的投资基金、风险资本公司、保险公司、金融机构、管理退休金的公司。这些都需要风险评估公司的支持，进行良好的评估，认定这些金融工具具有支付能力。这些高风险的资本追求更高的利润，有关人员根据更高的利润率收到更多的佣金。银行从风险评定公司重新得到金融工具的认证，评级提高，风险降低，更有支付的能力。所有这些运作的前提或假设是次贷抵押贷款是可以支付的，在美国房地产热是永远不会停止的，不动产的价格将持续上涨。但是2007年初美国住房的价格开始下跌，借抵押贷款的人发现他们的付费比原来高了，他们不能或不想继续支付债务。自然没有任何人想买那些新创造的金融工具，持有者不能卖出，全面亏损。信誉危机立即出现，银行再一次求助银行间贷款，但是搞不到贷款或者是利率很高。结果产生了结算的危机，没有资金，不能再提供抵押贷款，建筑企业的需求下降，它们在交易所的股票价格下滑，利率开始上升。借贷者开始支付更多的债务，支付能力差的企业借不到贷款，银行没有资金，开始出售其股票、债券、楼房，这一切开始缓慢地影响到价格和全球的需求，失业开始增加，通货膨胀上升，整个现实经济活动下滑。这就是衰退。
危机的深刻原因
很多人认为，当前的金融危机是次级抵押贷款泡沫。但这只是危机的导火索。它的深刻原因与解除金融市场的调控进程、风险评定公司的行为和世界各中央银行的引导有关系。
在金融部门有一批不受规范的自由投资的基金，其赌注下在高风险的金融产品上面，有一批投资银行被授权在资本市场运作。这两者如今占全部贷款的一半以上，而传统的银行日益投入不受调控的投机活动，没有义务通报其结算情况。这些运作得到政治当局的合谋，当局授权改变理论依据立法，即所谓“解除金融调控”，投资银行和自由投资的基金的主要活动是在它们之间买卖债务，从中获取利润。信息和电信的发展有助于金融的在线运作，在全世界24小时营业。但是最重要的因素是是它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特性。“解除金融调控”改变了上个世纪最后30年意识形态的变化，放弃了凯恩斯自由特色的经济政策，采纳了弗里德曼的芝加哥学派的建议，回到了20世纪初的自由政策。同时这也是在西方世界的大多数国家支持资本主义的政治力量不对称地强加于人的结果，是大部分非资本主义政治力量向资本的逻辑让步的结果。“解除金融调控”是这些超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的产物，造成了最近30年世界上不同的危机，特别是正在发生的次贷危机。199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认为，危机在全球产生后果，说明了解除金融调控和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也说明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资本市场的革新。
希隆和科雷亚认为最近30年来发生的最重要的金融结构最重要的变化是存款和金融工具期限的缩短，发展了二级市场，这就大缩短了实现利润的期限;贷款的证券化的做法增加;银行“结算外”的营业额大幅度增加，特别是使用衍生工具、债券的管理和交易;投资基金高度集中于由一些管理人员控制的金融资产，他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调动大量的资金。
所有这些变革导致国际金融体系非常令人担心，其特点之一是缺乏透明度，因为没有任何人切实了解与投资有联系的风险是什么。另一个可怕的特点是破坏了银行制度关键的基础：承诺的诚实，也就是说确信债务的支付，债权者与仲载者是分离的，收钱的机构（银行）与以这些债务为基础在二级市场上进行债券交易的机构是分离的，当一种债务有担保时，可以出售，原来的借债人是受过培训的，或者是不支付这些债务。
豪弗莱认为，美国金融制度解除调控主导世界的金融市场，导致保护主义的法律措施被系统地逐步取消，这是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反对30年代国际银行家的政治斗争的结果。1993年负责调控期货市场的政府机构期货交易委员会决定在证券市场外进行交易的期货完全不受调控。这包括任何种类的期货交易，其中包括与能源有联系的期货。2000年通过了期货现代化议定书决定对某些金融期货由政府控制，但是期货交易委员会不进行检查。
另一个对金融活动解除调控的重要修改是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的委婉词句，1999年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议定书，对1930年以来的美国金融制度进行更多的修改。这项法律创造了一个新的金融机构的类型，名为金融支持公司，被授权进行证券、银行、保险和任何被界定为金融的活动。这样1933年银行议定书规定的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分离被打破了，因为在大萧条的时代大多数银行的破产是由于银行在证券市场上进行投机活动。
经济学家奥坎波认为，2004年强迫投资银行如摩根士丹利、雷曼兄弟等投资银行有义务在债务与资产之间保持最起码的比例的准则放松了。这使得2003年至2007年这段时期摩根士丹利投行债务与资产的比例从23倍增加到32倍，其他银行的情况相似。相反，到2007年底商业银行的债务总额不超过其资产的12倍。根据国际支持银行的一份报告，“不可否认的是多年来改变金融制度极大地促成了事件的结局。具体地说，很多革新与建立在引起分散风险的基础上的金融模式的宣传有关系，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最近的革新如结构化的金融产品开始时被认为是分配承担风险的一个好办法。但是采用它的方式在许多市场上严重破坏了贷款质量的认证，明显地缺乏透明度，造成实际亏损额及其分配很不确定。结果是将金融风险打包和重新分配的金融技术的革新使风险的成本更高，更不可行，至少是在一个时期内。实际上，这意味着与新的贷款没有关联的风险似乎消失，由此提高了评级直到突然重现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损失”。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今年1月份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在布什就任总统的2000年共和党人在国会两院占多数，布什“有同情心的强硬保守主义”导致对财阀提供“有同情心的”税务礼品，对企业的会计实行新的解除调控，允许它们通过操纵结算掩盖亏损和夸大利润，违反布什上台以前规定的严格的会计准则。今天美国在世界上遭受的宏观经济破产和泥潭与金融工程的非法手段有直接的关系，在布什时代官方的机构通过和以至鼓励这种非法手段。
中央银行的作用同样是重要的。在这场危机中它们所起的作用也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因为利用非正常低的利率机制为大的操纵者提供活钱，降低他们运营的成本低。中央银行向银行和金融系统提供贷款，为此规定了经营贷款的参考利率。特别是美国联邦储备（中央银行）每当遇到不稳定的威胁，就以注入新的资金作为回答。格林斯潘长期执行这项政策，今天伯南克仍在继续该政策。另一方面，政府的债务是金融资产增加最重要的基础之一。一些人认为，2001-2007年这个时期格林斯潘的巨额财政赤字使金融系统的证券升值，债务大量增加。为了让银行有钱，欧洲中央银行也同样向银行注入资金。
佩雷斯认为，中央银行对危机有部分责任，首先是因为它们的工作是监管银行交易的状况，对风险发出警告和预防它的后果。为执行上述任务它们拥有的工具很少，它们掌握正在发生现实金融情况信息，但是面对日益增加的波动性表现为高兴与沉默，正在酝酿着世界衰退的某种风险。其次，因为中央银行利用货币政策-经济政策的一个工具-专门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忘记了其他的目标，如经济活动的增加或就业，它们作为金融制度的支撑，为其投机交易注资。最近几年在普遍对风险不适当评估的框架下，资金和贷款迅速增加。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全世界货币和贷款高速增长，其原因是近年来建立在官方利率与战后的水平相比特别低的基础上的货币政策的结果，之所以可行是因为近年来中央银行的信誉更高了。
另一方面，在这场危机中风险评定机构明显无能，或是陷入严重的利益冲突。债务保险机构作为所有发行的债务的担保开始为美国官方机构的公共债务提供保险，几年前决定扩大它的交易，发行私人债务，对任何类型的债券或金融工具实行担保，失去了信誉和对交易所的定价。它还深深卷入交易，对说明债券和金融工具真正危险的性质没有兴趣。对这些风险评定机构的不满扩大到全世界，因这它们不能预测风险，对受到垃圾抵押贷款污染的金融工具继续评为AA级（低风险）。一些风险评定机构如标准普尔等将支持著名的次级贷款的金融工具评定为最高的AAA级。最近倒台的雷曼兄弟公司在轰然垮台的前几天还被评为低风险的AA级。美国的议员认为世界上最大美国风险保险公司对这场危机和它的后果负有责任。《华尔街日报》指出，这些保险公司不仅推动危机，而且从被次级贷款污染的证券中赚了很多钱。这些风险评定机构对金融工具的最高评级允许它们出售和发行那些“垃圾工具”给投资银行，收取市场的巨额费用。
危机持续的时间
拉莫内特说，估计危机将持续20年之间，如果当局坚定地采取行动的话，至少持续10年。事实是问题的规模还没有充分估计，还有许多不确定性，这反映在交易所的疯狂上涨和下跌上。还不清楚谁受到影响，有多少银行、退休金管理公司和投资基金受到影响。
显然，危机的持续时间取决于现在这场危机造成损失的数额。有学者估计次级抵押贷款造成的损失可能达到4500亿美元，现在知道根据美国政府为支持金融市场投入的数额，这一估计是偏低的。对于企业的潜在损失估计高于3450亿美元;信用卡的损失将达到2510亿美元。总计危机造成的损失或蒸发的财富达到1万亿美元。如果加上很难估计的并行债务的潜在损失，人们就不大想继续计算了，因为任何冒险的数字都不能不考虑基名义价值可能达到45万亿美元。如果这些债务垮台信贷制度将会完全“形成血栓”，因为其损失的规模难以估计。一场混乱的痉挛性危机，一场破坏性的金融体制的停滞，可能造成的损失将达到3万亿美元。
解决危机的措施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框架内，金融危机是难以避免的，更何况是在拥有一个肥大的金融系统的资本主义范畴之内。过去所说的“雄心打破口袋”从数学上适用于这个金融化的资本主义，尽管这里说的是交易所，而不是口袋。过分的没有控制的雄心是酿成这场纪念碑式的危机的调味汁，在这里投机活动不仅是家常便饭，而且表现为是最合法的、技术的、政治的和道德的活动。但是存在经济政策的工具和机构的、法律的机制，可以纠正和阻止上述危机。这是在30年代对付大萧条的结果采取的办法：动用整个机构制度和经济调控的制度，这些制度的瓦解造成了当前的金融危机。在其他的措施中，必须考虑到对国际资本的流动征税、实行准备金制度（迫使短期的飞燕资本在投资的目的国保留资本的一定比例），这将提高成本，惩罚投机性投资;取消有名的“财务天堂”，强迫银行将“结算外”的交易透明化，银行用这种办法掩盖危险的交易;建立国家的风险评定机构，阻止利益的冲突。总之，由公共机构进行更多的控制和调节，保护公民的利益，不论其政治目标如何。反垄断法光荣和庄严地回归的日子不远了，那是永远不应当放弃的。
米歇尔认为所有的调控都应当恢复，用法令宣告“里根革命”的死亡，里根将解除调控作为他的政策框架，认为“问题不是国家，国家才是问题”。米歇尔建议美国废除克林顿颁布的1999年的金融服务现代化议定书，这项建议受到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的欢迎。
眼前，可以发挥主权投资基金积累的权力，这是由各国建立的，中央银行拥有主要来自石油和天然气的资金。俄罗斯、挪威，一些亚洲国家和阿联酋都建立了这类基金，其规模估计达到3万亿美元。它起源于50年代，其想法是建立一个“为了后代的基金”，其性质、目标和运作的模式不同于那些引导造成当前危机的投机基金的基金。它的金融实力使其发挥政治-战略的目标，远离金融化的经济没有节制的投机。事实上，在最近3个月拯救那些经历次贷危机不幸垮台的银行的政策中它们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07年瓦德指出，阿联酋的主权投资基金，购买了世界第一大银行花旗集团4.9%的股份，两周以后，新加坡的同类基金向世界第10大银行瑞士的GIC注入100亿美元。去年12月中国的主权基金购买了摩根士丹利9.9%的资本。在金融市场现在没有能力解决解除调控造成的问题的情况下，这些基金可能是灵活的，从政治上用于安排国际投资资金的流动。
另一项应当进行的重要改革与高管人员的工资政策有关。奥坎波认为，公司和银行应当改变它们的文化、补偿和证券结构，因为这些机构不可能继续将它们50%的收入支付给管理人员和职员，任何高管人员的收入不应当超过职员平均收入的40倍以上。1980年一个公司总裁的平均收入是职员收入的45倍，2003年增加到254倍，在布什执政以后又上升到400倍。而在英国一个公司总裁的平均收入是职员收入的28倍，在日本是17倍。
结论
拉莫斯在一篇题为“吃饭的权利，反叛的权利”的文章中说，2003年3月当炸弹落在伊拉克时国际上的交易所主要是欧洲和华尔街的交易所高兴地做出反应。追求过多的利润在证券的结构上把世界引向非常严重的倒退，使得世界上的不平等、贫困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增加，让数十亿人遭受过多的苦难。当人类再次找到她的中心，恢复最近30年受到惩罚的某些价值和人的道德时，今天在华尔街发生的事情很可能列入人类历史上大的灾难，如同纳粹的集中营，广岛和长崎的核爆炸，艾滋病，非洲的饥饿，拉丁美洲的独裁，等等。
虽然这场危机不是传统左派的思想那么期待的危机，如同是“结束资本主义的危机”，至少我们希望法国《外交世界》的社长之一拉莫内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在金融领域华尔街的垮台是可比较的，而在地缘政治领域它代表着柏林墙的垮台，它将结束1981年罗纳德·里根开始的时代，结束华尔街的“金色的岁月”。如果此事发生，那将完全是一个成绩，是人类的一个进步，但是正如萨缪尔森所说的，每个人都知道如今钱可以用来合法地收买选票。因此现实主义者在表示乐观时持有某种谨慎。（作者是智利瓦尔帕莱索社会科学艺术大学政治学、舆论平台部主任）
（《环球视野》摘译自2008年10月7日西班牙《起义报》）
(责任编辑：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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