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党为何不敢与陈水扁切割？

　　张雪忠

　　脱胎于“党外”阵营的民进党自1986年9月28日成立以来，在与国民党的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2000年，陈水扁以微弱的相对多数击败宋楚瑜、连战等竞选对手，赢得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胜利。这标志着民进党的政治力量达到一个新的顶峰。此时，国民党不但痛失政权，而且面临党内分裂的危局，民进党在台湾政坛上一时可谓风头无两。

　　然而，民进党略带侥幸的胜利却成为其新一轮政治衰落的开始。执政8年中，民进党不但在政绩上乏善可陈，而且不断有党内高官涉入贪渎弊案，“第一家庭”成员涉案人数之多，贪腐情状之不雅，更是令人叹为观止。这一切使民进党一直刻意营造的清廉形象荡然无存，并使马英九以压倒性优势为国民党赢回政权。

　　尽管陈水扁及其家人的贪腐行为严重损害了民进党的政党形象，民进党也因此前途灰暗，但党内高层却迟迟不敢与陈水扁彻底切割。陈水扁频频与深绿势力相互取暖，并不时对民进党中央和台湾的检调单位摆出一副强硬姿态。自红衫军倒扁以来，民进党不顾政党形象上的负面影响，对陈水扁的一味姑息与纵容，使不少人感到迷惑不解。其实，这其中的缘由可以追溯至民进党成立之后的台独化过程。

　　从“工具台独”到“目标台独”

　　早在“党外”运动时期和民进党建党初期，“人民自决原则”便已出现在对抗国民党的政治运动中。1978年，台湾当局因美国与中国大陆建交而搁置当年的“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党外”人士于12月25日联名签署《党外人士国民声明》，声称“台湾的命运应由一千七百万人民来决定”。在当时，包含台独萌芽的自决口号更多是作为推动台湾地区政治民主化的手段，台独本身尚未成为党外运动的重要政治目标。

　　党外运动的最早开创者、带头签署《党外人士国民声明》的余登发始终都坚持“中国一定会统一”的观点，并认为“台湾独立，不论是新式的还是旧式的，都是不可能的”。民进党建党发起人之一、第一任党主席江鹏坚曾在解释“人民自决原则”时表示，民进党“必须有一个有别于国民党的自己的主张”，民进党“提‘自决’只是一种手段，经过这样的手段，来达到我们参与政治的目的”。第二任党主席姚嘉文也曾否认民进党的自决主张含有“自外于中华民族的台独分离意识”，并称“民进党是主张民主自决，而不是民族自决”。

　　可见，党外运动和建党初期的民进党，并未将台独作为政治运动的宗旨或建党后为之奋斗的最终目标，或者说，民进党早期的的台独诉求最多只具有“工具性意义”。但是，一项工具性政治主张被提出后，由于后继者的矢志推动，往往可能脱离提出者的初衷，获得自身发展的惯性。民进党后期特别是上台执政后的诸多行动表明，民进党及其支持者的台独诉求，已经完成了从“工具性意义”向“目标性意义”的政治嬗变。

　　如果将革命单纯地定义为对政治现状的激烈改变，那种试图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企图，无疑是一种革命性的诉求。革命性势力的目的就是要推翻现状，并根据自身的价值认同对其加以改造。那些希望保持现状的人们，一开始往往对此熟视无睹或袖手旁观。他们要么因为误解而将革命性势力的诉求视为一种虚张声势的手法，要么自欺欺人地将其视为一种不会造成深刻后果的有限目的。

　　在台独的声音最初出现时，很少有人加以认真对待。人们总是相信两岸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正是这种将主观期望想象为客观趋势的心态，使人们不愿直面台独势力不断壮大的事实。直到台独已经成为一个现实而迫切的威胁时，人们再要消除这种威胁，即使不是为时已晚，也必须付出极高的代价。实际上，民进党发展壮大的过程，同时也是其不断台独化的过程。民进党的台独化不但对其党内政治氛围，而且对台湾岛内的整体政治生态乃至两岸关系，都已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就其对民进党本身的影响而言，台独化使激进的台独派系始终能够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温和势力则不断被边缘化。一般来说，在两党主导的选举政治中，为了赢得选举的胜利，候选人都需要使自己的政见向中间立场靠拢，以便获得尽可能多选民的支持。实际上，在1994年台湾省长及高雄市长选举，1995年台湾第三届“立委”选举和199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及“国代”选举中，民进党都遭受失败，其主要原因便是候选人所持的激进台独主张。台独一时被视为“票房毒药”。

　　不过，这些失败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民进党内激进台独势力的主导地位。实际上，在每次重要的选举中，任何人要想成为民进党的候选人，即使不是得到激进台独派系的积极支持，也必须得到他们的消极认同。在民进党获胜的两次重要选举中（1994年的台北市长选举和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代表民进党参选的陈水扁要么竭力回避台独议题，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全面市长”，要么通过提出“积极的”两岸经贸政策和利用“新中间路线”淡化自身的台独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