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30年 折射中国农村公有制有效实现形式

　　小岗30年

　　本刊记者 田 磊 发自安徽凤阳

　　从凤阳县城到小岗村不足一个小时车程，如果沿着老路走，30多公里路仿佛走过了两个农村世界，一个依旧停留在20多年前的模样，崎岖不平的乡村小道、污水横流的农贸市场，矮旧的平房，一切都寂寞地躲在皖北的丘陵地里，无人关注；一个则已经具备了新型农村的雏形，宽阔的水泥路，显眼的绿化带和广场，精心粉刷过的二层小楼，迎接着各路官员和记者。

　　两种景象清晰地揭示着中国农村的一体两面。10年前也就是1998年，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探索和完善农村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对于中国农村来说，这种“有效实现形式”到底是什么，10年来，人们一直争论不休。

　　10年来的探索有喜有忧，却始终没有定论，10年后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终于拉开了新一轮农村革命的序幕，小岗村已经不再是先行者了，可是她却依然具有代表广袤乡村世界的标志性作用。

　　9月30日，执政党总书记胡锦涛再次来到小岗，要看的显然不仅仅是那条修起来的水泥路，更重要的是在与村民们的闲聊中，审慎地表达了执政党未来农村方略的核心，希望能够既坚持分田制，又鼓励合作化。

　　因为总书记的到来，在一轮又一轮的媒体报道下，小岗村再一次被赋予“改革再出发”的象征意味。

　　选择的红利

　　跟大多数明星村一样，小岗也在村里建有一个纪念馆，不同的是，其他的村落，大多是将各个时代国家领导人视察时留下的痕迹放大展览，而小岗的纪念馆，正中央陈列的是18个农民的巨幅照片。村民们都戏称，那是小岗的18尊菩萨，保佑着小岗“旱涝保收”。

　　这18个村民就是当年摁下手印分田到户的带头人，如今健在的也大都年逾花甲，在村里承担起历史解读人的角色。当年小岗为什么会第一个分田到户？这个问题被记者们问了无数次，村民们的解释并不像历史教科书里那般清晰。

　　在农业为纲的年代，小岗是十里八乡最穷的村庄，在1978年以前，虽然是农业集体化，但村里人对种庄稼并没有多大兴趣，泥水匠、棉花匠、剃头匠等乡村世界的小手工艺者占据了小岗村的主体，他们工于手艺，精于算计，却无法打到足够的粮食来填饱肚子，当时分田，一是因为实在活不下去了，二则是没有办法合作。

　　事实上，在整个皖北农村，分田的行动早就开始了，只是大多数村庄还都保有着最起码的宗族联系，父子兄弟这样的血缘关系还能维持最小单位的合作，可是，小岗不一样，小手工业者天生的精于算计以及村里错综复杂的宗族矛盾，让他们干脆把田彻底分到户，却正是这次选择，为小岗迎来了巨大的转折。

　　在1970年代末期，国家的决策者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人民公社必须进行改革。有时候，农民的行动，多数只是基于生存的考虑，却因偶然契合了国家转型的轨迹而被赋予了鲜艳的色彩，当年的大寨如此，后来的小岗同样如此。革命的标记也确实在改变着这些村庄的生存状况，至少对于身处其中的村民来说，革命的红利是巨大的。

　　具体到小岗，可以清晰历数的红利包括：1984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到小岗村视察，给小岗村带来了第一批瓦房，共计7间，都是政府免费盖的；1991年，作为“现代化”的显著标志——电话，开始出现在小岗村民的家中，是凤阳县电信局给18个当年摁手印的农民免费装的；1997年，由上海一家报社记者牵线，“先富起来的”江苏省张家港市长江村资助小岗120万元人民币，铺了一条“友谊大道”，后来，还给村里赠送了106台25英寸的大彩电。

　　还有就是1998年，大包干20周年纪念的时候，因为江泽民总书记的到来，在3个月的时间内，小岗有了水塔，村民用上了自来水，有了小学校和纪念馆，友谊大道两边栽上了花木，各家的墙面上刷了涂料，各户改建了茅房，用上了卫生厕所。一直到现在，小岗村民刚刚盖起的两层小楼，还都能得到政府每家2万块钱的补助，这些都让田地相连的周边村落可望而不可及。

　　此外还有那些无法用具体实物体现的红利，比如办各种企业，只要挂着小岗的名头，总能得到包括税收、审批等各方面的优惠；比如，农忙的时候，有时柴油紧缺，其他村总是很难从县里的加油站买到油，小岗村就没有这个困难。

　　此后的20年，县里、省里给了小岗诸多支持，与周围的村庄比，小岗可以说是提前过上了小康生活，但是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地处内陆的小岗村依然是中国社会相对贫弱的地方。尽管可以享受到令周围村民羡慕的红利，可是这些蝇头小利无法扭转大时代的趋势，小岗依然在时代的转型中，一步一步远离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即使是在大包干20周年时，都没有为她带来一条直接通往县城的水泥路。

　　2008年9月30日上午，在小岗村民关友江家里，总书记胡锦涛第一次明确地表达了党中央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如果这个当年因为分田单干而载入史册的村庄，能够在新的方向上开始试验并有所成功，无疑是具有标杆意义的，也因此，小岗再次被赋予了革命的色彩，尽管她的土地流转无论从规模和性质上来说，早已不具备典型意义。

　　国家的意志

　　沈浩是2004年从安徽省财政厅下派到小岗村当党委第一书记的，如今，已经过了第一个任期的他又被村民们选为下一任书记。能赢得村民们的拥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确实为小岗村带来了诸多实惠，省财政厅补助村民修房子的2万块钱是最让大伙高兴的事。

　　“刚来的时候，这里的路坑坑洼洼，村里房子都很破，还有茅草房，自来水、电视、电话这些也都不能用，村集体的财产本来就不多，还都被个人霸占着。”沈浩并不回避之前的20多年，小岗并没有在国家的扶持下取得大发展，他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组织没有得到加强，没有一个好的领军人物来领导村民。

　　在9月30日，给胡锦涛的工作汇报中，沈浩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应该加强党在农村的组织建设。“这比给农民多少钱，修多少路更加重要。”沈浩说，大家都在强调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这不错，但一定要是组织起来的农民，而不是以前那种单家单户的农民。

　　沈浩所说的问题，在学界和决策层几乎已是共识，以单个家庭为单位的经营方式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农业的发展。但是，在中国，改变农民的耕作方式以及对土地的权利具有着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敏感性，在小岗村尤其如此。

　　沈浩刚刚来小岗村时，曾经带村民们到南街村考察，回来之后，便把村里的土地集中起来，引进了一个企业搞养殖。有媒体报道，小岗村这是要走集体化的老路，很快上级就派下调查组进村，他极力辩解，自己不是在搞集体化。人民公社酿成的历史灾难、30年的改革开放，这些都让人们将集体化视为洪水猛兽。

　　如今，总书记关于鼓励规模经营的讲话，给了沈浩些许底气，在面对记者的时候，他已经不像几年前那样讳谈集体经营了：“集体经济一定要发展，这是党在农村的基石，没有集体经济收入，怎么给农民办实事，办好事呢？”

　　对于小岗村过去30年为什么没有富起来，当年的带头人之一、今天的小岗村村委会副主任关友江有着自己的看法：1978到1988年，是恢复生产的10年，那时候大家就想着多打粮食、交够公粮、吃饱肚子，1988年到1998年，攒点钱就开始盖房子、买家电，给儿女办婚事，再后来这10年，就又开始小孩子上学了，每家每户挣点钱都投入到这些事情里了，哪还有钱搞发展呢。“农村嘛，几千年不都是这样慢慢发展的吗？现在这些都有了，已经很好了。”不管是纵向比以前，还是横向比周围的村庄，关友江对自己如今的生活颇感满足。

　　但是，对于一直致力于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执政党来说，已经不能满足于农村世界的自然演进了。不管将面临怎样的风险，执政党都将推进将农村世界纳入更为开放的经济发展循环体的宏大试验，小岗村则像一个微观的实验室。

　　如何组织？

　　为了加强组织建设，小岗村将原来的党支部升格成立了党委，党委的主要成员也都是外来干部担任，而不再是小岗村村民。为了吸引外来的大学生到村里创业，改造农民们落后的农业种植观念，村党委想了不少办法，把民兵这个在农村闲散多年的组织也利用了起来，这个原本为对付阶级敌人而成立的组织，如今，在小岗被转换成大学生创业组织。

　　2008年3月20日，小岗村所在的滁州市军分区在小岗村民兵连建制内成立小岗村大学生民兵班，这也是中国农村第一个民兵班，如今已经有了12名大学生民兵，其中5个人是来村里种植双孢菇，其余7人则作为大学生村官参与村里公共事务管理。

　　这些“80后”的年轻学生全部是外地人，来这之前，他们对于小岗村的历史、对于中国农村的过去和未来没有什么特殊的兴趣，“我来这里说到底是为了创业和赚钱。”26岁的于志腾是河北人，毕业于湘潭大学，之所以来小岗村，一是政府的贷款和补贴解决了他在村里建蘑菇大棚的启动资金，另外就是民兵班里都是外来的同龄人，这个组织不仅给了他们固定的办公场所，还有一份归属感。

　　在这个组织的保护下，12名外来的大学生拥有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很多问题都由组织出面跟当地村民协调。在租用土地等事务上，作为外来者的大学生们不用直接跟村民们谈判。

　　安徽大学农村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远行教授长期在小岗村做社会学研究课题，对于大学生们在小岗村搞双孢菇种植的前景，他并不十分看好。“但是，这种利用民兵组织引入大学生创业的探索值得鼓励，对此，不能进行意识形态化的理解，只要是能把农村世界有效组织起来的探索，都是有益的。”李远行说。

　　李远行在小岗多年的研究课题是农民合作行为与新农村建设。“可是，说实话，小岗的现实是村民之间非常难以合作，合作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多年以来，外部来的各种扶植物资和金钱，在村内分配不公平，村民之间的信任感已经荡然无存。”

　　尽管如此，对于小岗村从成立党委到大学生民兵班的建设，试图通过党组织来直接领导一切事务的做法，李远行仍然认为，这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在中国历史上，农民自组织的资源、能力和形式都是不缺乏的。宗族是最典型的，其他还有比如大西南农村的市场共同体模式，都广泛存在过。”

　　改革开放30年，家庭联产承包的生产模式，一方面使农民原子化了，另一方面也使人民公社时期被彻底磨灭的农民自我组织的意识复苏。“国家的领导权到乡镇一级就可以了，绝不能深入到村里去，村庄是一个社区，自古以来，社区都是个自治单位，社区事务的处理非常繁杂，国家权力的插手不一定能够带来好的结果。”李远行说。

　　“对于一个村子的具体事务来说，党只能是指导，而不能直接领导。”严岗村（小岗原本只是严岗村的一个生产队，后来几度调整，现在两村合并统称小岗）原支部书记崔志林说，自己是个老党员，当了多年的乡镇干部，在中国农村推行任何政策，要想落到实处都需要付出很大心血。比如土地流转，不能说国家要推动流转，下边就根据文件来让村民们流转，而是需要熟悉当地的村干部去了解每户农民的特长和情况，适合种地的种地，适合经商的经商，只有做到对每户人家了如指掌，才不会把政策搞歪掉。

　　在崔志林看来，国家需要做的事是想办法调动乡村干部的服务意识，“现在农村矛盾确实没有以前大了，可是干部和群众之间，还是见了互相头疼，干部都认为，现在提留、统筹、农业税都不收你的了，你有事没事还来找我，我才不管呢，动不动还去告我，我不收拾你收拾谁呢，可是，农村还是有很多事情是要干部来做的，农民们往往认为，我解决不了的问题不去找你干部找谁？”

　　在新一轮的农村土地改革中，怎样使执政者放弃对社区事务的直接干预，同时调动乡镇干部对于公共事务的服务意识，远比想象的要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