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代化追赶路上的中国而言,8亿农民是一个巨大的存在,维护农民利益将是长期执政课题。如果化用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中的名言,则"农民智则国智,农民富则国富,农民强则国强"可以非常贴切地反映当下现实,并由此合乎逻辑地勾勒出发展前景。
维护农民利益诉求难度"升级" 30年前,中国农民最大的愿望和政府为农民谋利的目标,都指向吃饱肚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目标。今天,中国农民开始平等地享受国民待遇、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享受人的全面权利--这一巨大的历史性转变得以形成,既得益于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财富保障,更离不开亿万农民在粮食生产、土地征用、劳动力提供等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
对30年农村改革开放的成果,既不能低估,也不能盲目乐观。
"2007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5%,为1985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同期,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至3.33∶1,绝对差距达9646元,为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不久前,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专项报告中两个"最",印证了中国农民利益增长"既快又慢"的尴尬现状。
"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消费水平大幅提升,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村民自治制度更加完善,农民民主权利得到切实保障;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明显推进……"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提到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任务的一段中,绝大部分表述都与农民利益直接相关。与30年前相比,新一轮农村改革的历史任务无疑更加艰巨。30年前,政府所需要的是打破"姓社姓资"的思想禁锢,解决温饱问题,而现在,政府所需要的是以强大的国家财富作为后盾,调整各个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使8亿农民共享发展成果。
中国的农民群体太大,中国农民利益维护的欠账还很多。对执政者而言,这无疑是巨大的历史挑战!
防止打着农村改革发展旗号坑农 十七届三中全会部署新一轮农村改革发展时强调的重大原则之一是:"必须切实保障农民权益,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展望新一轮农村改革发展,维护农民利益有两个问题要特别值得注意、解决:一是要通过改革财政资金的拨付手段,防止国家财政支农资金被截流、挪用、贪污;二是要防止打着改革旗号损害农民利益现象出现。
当前,一些地方热衷于讨论农村土地问题。有的经济学家统计,国内农民宅基地、房子按照市场价值估计,"高估有20万亿元,少估一点也有15万亿至18万亿元"。让农民退出宅基地、耕地,置换城市住房与社保身份成为流行的改革思路,有的地方已经开展试点。但据半月谈记者了解,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的动机并不是从农民出发,而是想从中换取农村的土地用于工业、城区以及房地产开发,收取巨额土地出让金。他们想要"改革"的,只是城郊地带、土地潜在商业价值高的地方。
人们不应该忘记,在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发展浪潮中,正是征地拆迁给农民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害。国内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为国有土地后,增值收益分配格局大致是:地方政府占20%至30%,企业占40%至50%,村级组织占近30%,农民仅获得5%至10%。据国土资源部调查,近年查处的土地违法案件中,地方政府和涉及政府为违法主体的占80%。
国家对农民利益的维护,最直接体现在财力的支付上。尽管近年财政出了很大的财力用于"三农",但其效用并不令人满意。目前政府对农业的投入渠道大约涉及26条之多。很多资金分散在各个部委手里,通过部、省、市、县、乡拨付,最终像河水沿途分流到下游一样几近干涸。与此同时,许多本应用于改善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的资金,却被"过手"的单位用于购车、建宿舍。
维护农民利益要走"多赢"之路 "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时农民这句浅显的话,点明了改革受到农民欢迎的实质正是合理调节了利益分配关系,从而使农民的利益得以维护。今天讨论如何维护农民利益,同样离不开与其他利益主体的关系问题。所不同的是,关乎农民的各种利益关系远比"国家、集体、自己"这三方复杂多了。
改革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关系的调整。展望新一轮农村改革,城乡之间的利益关系需要平衡。以粮价猪价为例,上涨施惠于农民,但可能使城市居民利益受损。近年,政府并没有简单地压制物价,而是改变操作思路,对城区最低收入居民采取了定向发放粮食、猪肉补贴等方式进行弥补。
工农之间的利益关系需要平衡。低廉的工价牺牲了农民工利益,却给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提供了举世少有的廉价劳动力。从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农民工权利、启动内需的角度,政府提高农民工工资还有空间,但又可能使一批劳动密集型企业经营困难,反而减少就业机会,导致农民工返乡潮。
摆在当前最核心具体的问题,是如何改革协调国家、地方政府与农民的利益关系,解决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及与之形影相随的耕地保护问题。
近年来,国家加大农业投入确保粮食安全,获得了连年丰收,但是"上热下冷"的现象还普遍存在。在南方水稻产区,除了一些稻田抛荒休耕,很多适合种双季稻的粮田只种了一季。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抽样调查显示,有75.3%的农户表示目前不适合多种粮。一些地方政府认为抓粮食安全是国家的事,抱怨国家保护耕地的政策太严。中部一粮食主产县引进一大型水泥厂,县里提供了1000亩土地,如今年税收达1个亿,地方财政可从中分成不少。当地官员直言,如果支持农民种植1000亩地,不仅不能获得1分钱的财政收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还要补贴10多万元。
中国的粮食和耕地保护问题正成为考验农村改革能否协调多方利益的一块试金石。一些官员、专家提出,让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腾出部分耕地发展工业,中西部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严格保护耕地种粮,除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外,经济发达地区应给予合理的粮食转移补偿。
有识之士认为,国家应该把稳定农业与维护农民利益区分开来。因为事实上,大量的农民已经成为产业工人。政府在为转入城市、城镇的农民工做好社会保障的同时,可培养一批专业粮农,种粮补贴政策不搞"普惠制"而是专门针对"大户",这样能够提高土地利用率、稳定粮食产量。半月谈记者段羡菊 (来源:半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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