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成宇：死也不会拿钱闭嘴

    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

　　周成宇：死也不会拿钱闭嘴

　　在有些人看来，周成宇是个牺牲自己替被蒙在鼓里的消费者维权的英雄；在有些人看来，他是个借媒体炒作的跳梁小丑。

　　周成宇因黄静、黄静因他，一台华硕笔记本使他们遭遇牢狱之灾。他说，如果他哪天拿钱放弃维权闭嘴了，除非是他死了。

　　□ 本报记者 袁 婷

　　样本版CPU测试消费者

　　2006年，周成宇遇到了第一个使其命运出现拐点的人物黄静。此前周成宇并不认识这个大学生。后来，黄静买了一台华硕笔记本，在使用时出现故障，拿去修理之后，她发现开机半小时，笔记本下面的塑料垫板就被烤得变形。黄静不懂电脑，她通过妈妈找到懂电脑的周成宇。由此，周成宇发现了一个被他称为业界黑洞的秘密。

　　这个黑洞直指英特尔和华硕两家世界500强企业，涉及中国市场巨额利益。计算机上的CPU（中央处理器）是计算机中最核心部分，英特尔公司是世界知名的CPU生产商，每年向包括华硕在内的各大名牌计算机生产商提供这种核心零件。

　　英特尔公司每年按照一定比例向各个计算机生产商免费提供工程样本版的CPU。简单讲，这是一种处于研发阶段、尚不成熟的测试版CPU，其目的在于通过计算机生产商的内部测试使用向英特尔公司反馈信息，以促进技术改造。因为性能不稳定，英特尔公司严禁这种工程版CPU流向市场。为此，英特尔公司制定了严格的规定，包括对计算机生产商的罚款、重新审核其资质以及永久性取消工程版CPU供应。

　　但是，周成宇在黄静的笔记本上发现了这种不该出现在消费者计算机上的工程版CPU。2006年2月，周成宇在亲自检测之外，也在替黄静维修电脑的华硕皇家俱乐部服务行为报告单上得到印证，报告单上有“上午升级原2.0G CPU为2.13G CPU”的字样。

　　周成宇这样描述事情潜在的影响力：如果华硕公司承认违反惯例使用了工程版CPU，它将面临英特尔公司的罚则；如果英特尔公司启动了严厉的处罚程序，那么在供应链上唇齿相依的两家公司都将蒙受巨额损失。他们越知名，市场份额越大，损失也越严重。

　　2月14日起，周成宇、黄静和受其委托的律师正式与华硕公司接洽。此时至3月7日，事态分成三部分发展。第一部分，周成宇等人与华硕公司中国业务群总经理、品牌总监多位高层谈判，华硕方面派工程师检测后，承认更换工程样品CPU一事属实，并详细说明更换过程。双方为保留证据，都进行了录音和摄像。

　　第二部分，为防止数量众多的工程测试版CPU流向市场，黄静与周成宇前往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向公关经理介绍华硕公司在服务过程中使用工程样品处理器CPU的情况。据周成宇留下的此行影音材料记录，英特尔公司非常重视此事，并且表示愿意督促华硕公司尽快妥善解决。

　　第三部分，黄静和周成宇等人以向华硕公司索赔500万美金作为和解条件。周成宇方提出该款用于成立中国反消费欺诈基金会。但双方没有达成协议。

　　因索赔500万美金遭批捕

　　2006年3月7日之后，促成周成宇命运逆转的第二个关键人物出现。在此之前，他与黄静虽然与华硕的谈判并不愉快，但双方一直处于法律上的民事争端范畴。3月之后，素有“中国消费者协会维权律师团团长”之称的一位知名律师，作为华硕公司的法律代表参与谈判。

　　3月7日，华硕公司向北京市公安机关报警，控告黄静与周成宇以500万美元对其进行敲诈勒索。第二天，两人被海淀公安分局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刑事拘留。2006年4月14日，黄静及其代理人周成宇，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敲诈勒索罪批捕。

　　周成宇认为，华硕公司精心设计了控告用语，因故意隐去华硕公司服务部门更换CPU的关键行为，因此误导了检察机关。

　　绝望中的周成宇以为翻案无望时，两位法学专家接受访谈时的一段录像成为他命运再次转折的契机。国内刑法和民法领域两位知名法学家在接受一档法治节目访谈时分析了黄静事件，他们认为黄静与周成宇的索赔是一种维权行为，至多属于“维权不当”，但绝不属于刑事犯罪。

　　另一方面，海淀区检察院随着调查深入，逐渐发现疑点。到2006年12月26日，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由，批准黄静取保候审。第2年11月9日，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由，对黄静作出不起诉决定。今年6月5日，北京市义方律师事务所张平律师，代理黄静向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申请刑事案件错案国家赔偿。最终，检察院于9月22日向黄静发出《刑事赔偿确认决定书》。

　　与黄静比起来，周成宇案情更复杂一些。由于此前周成宇曾因另一起案子被指控诈骗罪，虽在此案发生前已得到检察院“取保候审”批准，但黄静事件后，周成宇涉嫌诈骗罪被作为另案处理，最终获刑两年。

　　周成宇的叙述和他存在笔记本里的所有视频证据，记者均无从向华硕公司一方求证。连日来，华硕公司没有对此事件作出公开回应，公关部门负责人的手机始终无人接听。

　　誓将维权进行到底

　　10月30日，周成宇在接受本报采访的3个小时里，每隔10分钟就接到采访或要求采访的电话——他成为各大媒体追逐的对象。而一个月前，他和媒体的这种关系还是倒置的。

　　9月，黄静收到国家赔偿确认书后，周成宇将黄静事件的整个过程以及他所有证据备份制成1500余张光盘，通过各种力量找媒体希望被报道，但是鲜有回应。周成宇的人生就是这般戏剧性，就在这时候，京城某报记者联系了他，成为他的故事再受关注的又一个转折点。

　　两年前黄静事件的报道中，周成宇并不是主角，黄静因其大学生的身份而备受媒体关注。但现在，事件的主角由黄静转成周成宇。如今，周成宇和黄静已经洗刷了罪名，但他觉得远远不够。他还要进一步揭开自己为之遭受牢狱之灾的黑洞。

　　此时的黄静已经回到河北家乡休养，周成宇对黄静怀有愧疚，他决定在接下来持久和更艰难的维权斗争中，孤军奋战。

　　两年前，当黄静和周成宇发现那台笔记本上神秘的CPU时，他们就像被强力吸入高速运转的轮轴里，越卷越深，难以自拔。在轮轴转了700多个日夜终于戛然而止时，两个人的人生已被切碎，再也找不回断裂的从前。

　　戳穿业界的黑洞肯定遇麻烦

　　——对话周成宇

　　民主与法制时报（下称时报）：那件事情对你和黄静改变了什么？

　　周成宇（下称周）：这件事完全改变了黄静的人生。她现在都不能接受自己曾是中国最大敲诈勒索案的“主犯”。她现在状态很差，腿都不能完全站直。

　　时报：你从1月出狱到现在，找过工作吗？你曾经在IT业界工作了10年，你还想再进IT界吗？今后有什么打算？

　　周：没有找过工作。我出狱以来只想一个问题，怎么做能让官司更有胜算。我是被IT业界妖魔化的人，不可能再回到那个圈子了。现在唯一的规划是，把维权这件事一直做下去！

　　时报：维权也需要钱，包括你请的律师团，你现在的经济来源是什么？你是自己在支撑着，还是有一个团队？

　　周：我有几个相当坚定地支持我的朋友，维权的钱都是大家凑的。我们为维权花了具体多少钱，没计算过。

　　时报：9月之后，你们与华硕公司和英特尔公司有过交涉吗？

　　周：我的律师向他们发过律师函，他们没有任何答复。媒体报道这么多天了，但他们始终没回应。

　　时报：现在回过头反思这件事，你认为你和黄静在整件事的处理中有过错吗？

　　周：我现在闭上眼睛，脑子里都是这事。我想，如果说华硕没有错，黄静是消费者，她买电脑有错吗？她去维修有错吗？她的电脑修不好去索赔有错吗？她没错！那么，错的人就只有我，害得她人生变成这副惨状的人是我。

　　时报：你错在哪里？错在“维权过度”？提出巨额赔偿金？

　　周：不！错不在钱上。即使我提出的是50元钱赔偿，我和她的确不至于去坐牢，但我们还是一样会陷入麻烦中。因为我揭露了一个业界的黑洞。要说错，只能说因为我懂得CPU这个黑幕，我知道问题在哪儿，我还要把它戳穿。

　　时报：你下一步将怎么维权？

　　周：北京市义方律师事务所张平、付占平律师和大成律师事务所张斓律师组成了我的代理律师团。我们会对华硕和英特尔两家公司提起名誉权诉讼和涉嫌销售伪劣产品等诉讼，还有可能会起诉事发时作不实报道的网站。

　　时报：因为“500万美元”你们遭遇牢狱之灾，现在你的诉求还包括这500万美元吗？现在的诉求到底是什么？

　　周：我不再提这个要求，500万美元我们要来有什么用！我们当初说得很明白，是要建立中国反消费欺诈基金会。但我现在发现，建立基金会也没有意义。

　　我就是要华硕和英特尔公司认错！要华硕公司承认，维修黄静的电脑时为其更换了工程样品版的CPU。要英特尔公司站出来履行承诺，严厉惩罚华硕擅自外流工程样品版CPU的行为。

　　时报：你预期这个诉求会实现吗，或者将用多长时间实现？

　　周：老实说，我觉得不一定会实现。华硕和英特尔公司面对巨额经济利益，不可能站出来认错。目标虽然不乐观，但我绝对要一直做下去！

　　时报：服刑两年对你的性格、人生观有影响吗？

　　周：我在外面时每天接收大量信息，不能集中思考。在里面，我反而能平静下来重新分析自己，把这个事情都想明白了。我必须要等到对方承认错误。我以前是不爱“出头”的人，现在我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都不用化名，面对镜头不遮挡。

　　时报：你现在把自己推到最前面来，有没有同样用过你所说的工程版CPU的消费者来找过你？

　　周：我建立了一个专门的网站，中文域名是华硕维权315，有大量的受到同样侵害的消费者在论坛上给我留言。

　　时报：你没有尝试进行过专门的登记，或者和他们联络，组成一个团队进行集体维权吗？

　　周：没有，这没有用。很多消费者维权组织联络过我，但都仅限于精神层面的支持，他们都是NGO，经费很紧张。我们对华硕和英特尔的维权会耗时耗力，几年几十年都可能，他们承受不了。官方色彩的维权组织没有回应，我们在事发当时就给中消协发过函，但没回音。

　　时报：你怎么评价你和“打假”名人王海？

　　周：我和他不一样。王海在我事发后主动联系过我，但我没和他一起来做这个事。我们的想法不一样，我现在要的不是赔偿，我要对方承认一些事情。

　　时报：有没有可能在数年的维权过程中，你会和对方协商和解？

　　周：除非我死了！我现在的态度很明确：如果让我拿一笔钱封口，让这件事不了了之，除非我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