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要吸取新内容保持生命力

　　改革要吸取新内容保持生命力 才有（来自各个）社会阶层的动力

　　赵晖：谢谢王安老师从另外一个角度给我们补充的。袁剑跟我年龄差不多，我也请你谈一谈你在当时从1978年的时候，应该还是在读小学，读初中、读大学，你印象中改革开放的过程跟你观念的影响会是怎样的？

　　袁剑：今天这个题目出得很好。

刚才几位老师谈了，他们的年龄长我一点，我觉得在三十年观念的变化，不同观念出现，民主、市场经济这些东西的出现。我以一个亲历者的角度。1978年我13岁。我想谈一下，我经历的改革30年。我觉得最大的观念就是改革两个字，这是最重要的观念。

　　我13岁的时候不懂改革是什么东西，只是大人在喊，标语在提。我上大学以后对改革有模糊的认识以后，我们对改革的最初印象，我觉得是很激动、很神圣的东西。因为我们当时很年轻、是大学生，就觉得一改革就要开天辟地了，是很能够创造激情的词。后来，到1989年以后，我们听到改革这个词的时候，第一反应就不一样了，变得比较疑惑。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的时候。2000年以后，听到改革这个词，我们觉得特别的空洞，甚至有点反感。我后来也非常疑惑，我们为什么会对改革从激动、神圣，到最后演变成这样一种状态？比较反感，甚至比较烦躁，听到这个词就觉得非常的空洞。我觉得我们对自己的变化很疑惑。

　　我们会反思。这跟我们改革进行的几个阶段是有关系的。很多人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有一个大致的划分。1978年到1992年，这时候的改革，内涵是比较清楚的，我们当时对改革是比较有明确的指向，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思想观念的变革，有多维的取向。1978到1992年，中国整个的改革也是按照这条路走的。我们可以列举出来，当时已经感觉得很清晰了，我们毕竟经过文化大革命，政治也宽松了，当时思想启蒙，可以读的书很多了，争论也很多，经济上从没有肉吃到有肉吃。当时这样一个阶段，我觉得是吻合改革的最早的取向。当时我们觉得改革可以开天辟地，是有这样一种经验基础的。第一个阶段对改革的心态，有一个历史的镜头，我们这一代人记得很清楚，25周年大庆的时候游行，北京的大学生打了一个横幅，小平你好。那是很著名的横幅，那个横幅表达了人们对改革的最基本的心态。

　　到了第二个阶段，1992年以后，这样一个改革给我们带来心灵的感受很不一样。改革有几个基本的取向，一个取向就是我们搞经济改革就要有一个更好的创造财富的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分配财富的机制。到了1992年以后，各个领域就开始市场化，这是中国非常大的进步，市场化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是创造财富的层面。但是从分配财富的角度讲，这个过程可以有很多东西反思和总结，我们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国有企业改革，与农民争地；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基本上是思路模糊；1990年代中期以后，整个改革融入全球化的因素，我们送水、送电，招商引资，一个朋友跟我说，全世界再也没有像中国这样对国外企业家毕恭毕敬的了；国有银行卖给国外战略投资者还有很大的争论。1992年以后的改革，内涵实质上变化了，不像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我觉得是更多重视财富的获取而忽视了正义的促进，有很多问题是值得我们做深刻反思。

　　讲到改革这个词，就是讲话语、讲观念。改革到了最后变成了一种话语霸权。很多年轻人不知道，我觉得改革像我很小的时候说到革命的观念，谁反对革命谁要坐牢。但是现在谁反对改革，谁就是保守的。它变成一种话语的霸权。现在我们解构改革。话语霸权带来的威胁是非常大的，其实是一个思想禁锢。也是国有银行改革的时候，我写了3千字的文章对国有银行的改革发表了一些我自己的想法。谈不上置疑。很快我发现北京一家非常有名的报纸发了整版的文章，用通版的标题《谁在反对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开放》。要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可不得了。点了四个人的名字，我非常荣幸，被他们点名了。当时这样一个经历促使我后来又写了一篇文章。上海一家报纸约我写一个社论，我用了一个标题《改革不是意识形态》。这个结果可想而知，肯定毙掉。后来我在自己的BBS上贴出来了。如果改革成为一种话语霸权是非常危险的。等于改革是不能被置疑的，这是危险的。改革的另外一层含义是改良。改良改良，应该是越改越好。如果越改越坏的话，最后就变成了革改革的命。我们1989年以后培养了一代的改良主义者，我也是其中一个。最近我看到一个调查，问是不是不应该忘记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伟大功绩？问卷调查的结果我们在座的都想不到。30%的人说，不应该忘记。70%的人表示反对。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挽救，或者是改良、改革，最重要的是，改革要注意一些新的内容，这样改革才会有生命力，改革才有（来自各个）社会阶层的动力。

　　不但要鼓励大家赚钱 还要鼓励大家有道德修养

　　赵晖：赵人伟老师提出的市场是如何从计划中脱颖而出。马立诚老师提出实践是毛泽东时代的教条的反对，到现在争论还在继续延续中。吴思老师的意见是向先进的西方学习，而且我们的路还没有走完。王安老师从一个非常有趣的角度，如果观念冒险，如果不落实到整个社会的大多数人中去，仅仅是一个冒险，没有落地的话，人民的接受，甚至统治者自身没有接受的话，这样的冒险很危险。袁剑从1992年之后的改革中提出了一些疑问。对你们所关注的话题，这些观念现在是将继续落实，还是会日益走形，还是变得越来越重要了？谈一谈你们的看法？

　　赵人伟：现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改革的争论更加大。有人开始否定市场，也有人提出过度依赖市场的问题。医疗改革、教育制度改革方面也有很多缺陷。产品分三类，一类叫吃穿用。一类是公共产品，由国家来管理。最麻烦的这一类是准公共产品，是一部分通过市场由个人负责，一部分由国家来管理。这地方有模糊地带，在政府和个人之间产生博弈，互相推诿。特别是基础教育、住房、甚至公共医疗。国家过多的甩给个人了。现在认识到住房改革搞了那么多年，低收入者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政府还要管起来。农村的九年义务教育推给农民是不行的。医疗推给个人也不行，也要管起来。今后这些准公共产品，政府和个人之间的博弈才刚刚开始，过去有一些做得不合适的，现在要回过头来。

　　亚当斯密有两本书，一本是讲市场，讲《看不见的手》。另外一本书是《道德情操论》，讲道德修养的。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基本的道德的建设，再怎么好的制度也很难推行得好。我去瑞典好几次，他们的人变懒了，跟我们改革开放以前吃大锅饭一样，请病假，他的制度太松了，请病假打一个电话，不用医生证明就可以休一个礼拜。这就是道德危机产生的问题。我们改革开放的过程里面。1980年代胡耀邦就讲了，有道德危机、信念危机。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后，我们这方面做得还是不怎么样。这方面不但要用看不见的手，要鼓励大家去挣钱，但是另一方面要有道德修养。过去中国人讲，半部《论语》治天下。实际上半个亚当斯密不够，就是一个亚当斯密也不够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危机以后，美国认为宏观调控很重要。现在资本主义在搞宏观调控，社会主义也搞宏观调控。这方面的文章非常多，特别是金融危机发生以后，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我们1992年学习了一半，1992年以后到现在，我们又醒过来，不仅要有看不见的手，而且政府还要介入。不但要鼓励人家赚钱，还要鼓励人家有道德修养。这方面的关键我认为，还要进一步的深化，不是简单的从计划到市场就完了。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停止了阶级斗争为纲，转入到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跟阶级斗争为纲相对应的还有另外一个观念，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都是和阶级斗争为纲相对的新的观念。这个新的观念要具体化，我认为这方面的文章刚刚开始，还要具体落实。你刚才讲的我很赞成，讲收入分配方面，打破大锅饭是很重要的。但是现在收入再分配里面的问题非常多。如果没有调节的政策出来，怎么建设和谐社会？医疗、社会保障、养老保障等等，收入分配方面最大的问题是城乡差距问题，这次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一个方向，过去三十年，这方面的城乡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世界上没有这个先例，说改革一定要城乡差距扩大。这次会议以后，今后起码要做几十年的文章，中央文件讲2008到2020，农民收入翻一番，平均每年增长6%。这个目标即使实现了，城乡差距还要扩大，因为GDP增长肯定会超过6%。农民收入只增长6%，城乡差距还是在扩大。我们怎么样找到一个路子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我认为今后的任务还非常艰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