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霍庆有介绍其收藏的珍贵年画古版。杨凯 郑娜摄
济南：杨峰的“兔子王”在他的手中“腼腆地微笑”。杨凯 郑娜摄
邳州：王如坤作坊前，一位老人正在织布。杨凯 郑娜摄
苏州：评弹学校里练习演唱的学生。杨凯 郑娜摄
无锡：惠山泥人厂的工艺师正在制作泥人。杨凯 郑娜摄
编者按：10月14日至10月23日，本报记者随2008“BMW中国文化之旅”进行了为期10天的京杭大运河沿线非物质文化遗产探访之旅，颇有收获。从这期起，我们将在本版推出京杭大运河文化之旅的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从北京出发，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南下。行驶在2600公里的高速路上，千百年来的风依然新鲜地吹打在脸上，然而古运河的脸，却已被历史的纱层层盖住。
这条曾经一统江山的生命线，经过岁月的剥蚀，如今写在脸上的是什么？通惠河两岸拔地而起的高楼？还是飞驰于运河钢铁大桥上的货车？他们是运河时尚的妆容，分明覆在脸上，却又隔了一层。揭开来，才发现散落四处的，是这么多古旧的美好的记忆——他们是运河真正的血脉，纵使历经淤塞、干涸，仍然流淌不息。
年画大师自办家庭博物馆 建置始于1214年的杨柳青镇，在明清时期是运河漕运的重要枢纽，中国北方商贸流通和文化交流集散地。因此，可以说是大运河养育了杨柳青的民间木版年画。
在清代中期的全盛时期，杨柳青镇曾有作坊100余家，从业人员3000余人，形成了“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的繁荣景象。可如今，杨柳青年画老艺人却已经很少了，曾经家家户户都擅长的年画面临困境。而如今杨柳青年画最杰出的传承人代表当属霍庆有老人，天津首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之一、霍派杨柳青木版年画的第六代传人，也是目前为数不多的集勾、刻、印、绘、裱为一身的年画艺人。
沿着杨柳青镇的古运河边走，就可以看见霍老的“玉成号”年画画坊。霍老把画坊的二楼、三楼客厅都当成了展室，他称之为“家庭博物馆”，也是国内目前唯一的年画家庭作坊式展馆。展室里陈列着他从民间收集的年画珍品，包括了明、清、民国时期到现在的作品，几乎是一部杨柳青年画史。在一楼的一间小屋里，霍老还收藏着20多年来，从各大年画产地收集来的四五百块的版样，其中不乏清代以来的绝版。“年画的根在版上，我现在最担忧的是许多老版被外国人买走，为了这个每次开会我都呼吁，单凭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这需要引起各方面的重视才行啊。”现在，经常有人慕名到画坊来参观，喜欢的人来了便要买些年画回去，这也给画坊带来了生存的空间。正如霍老所言，“年画不能走进博物馆，还要走向社会才能真正存活下去。”
新一代“兔子王”的诞生 在山东图书馆的非遗项目展示厅中，杨峰应该是在场最年轻的艺术家。今年37岁的他，4年前做了一件令所有人意外的决定，那就是辞掉收入颇高的设计装潢工作，转身投向“兔子王”的创作。
“兔子王”为何物？实际上就是北京人称的“兔儿爷”，在老济南，它也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的节俗泥玩具。“文革”前的几百年间，老济南盛行中秋节赏月、拜月、祭月，家家都供“兔子王”，鼎盛时期济南共有30多家店铺做“兔子王”。然而，随着老济南拜月、祭月风俗的消失，“兔子王”慢慢淡出人们的生活。2004年12月13日，随着一代泥塑大师、第三代“兔子王”传人周景福辞世，当年制造兔子王的四位老艺人都已不在了。“兔子王”的命运，一度只能是被珍藏在博物馆中。
在济南土生土长的杨峰，是听着“兔子王”的传说长大的，虽然从没见过真正的济南“兔子王”，但是从中学起，就一直有个关于“兔子王”的影像在他脑子里徘徊。“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就是特别想拥有一个。”美术专业出身的他，开始到处去寻找有关“兔子王”的资料和书籍，并最终创造出“兔子王”的四个形象：兔子王、兔小儿、兔妮儿、兔宝儿。
对传统文化的发扬和创新，使杨峰获得了第二届山东省旅游商品创新设计大赛设计金奖，而市场也在逐步认可他的作品。这些，都给了杨峰极大的动力。当年的转行使他的生活质量大不如前，可他仍旧对自己的选择充满信心。“每个人都可以是文化的传播者。我最想做的，是让更多济南的年轻人了解，我们拥有如此宝贵的传统文化和民间技艺。”
执守蓝印花布的家庭小作坊 从邳州县城出发，经过“世界第一水杉景观大道”，接着再行车十几分钟，穿过一片田地，最后才能到达岔河镇良壁村蓝印花布传承人王如坤的作坊。作坊并不大，甚至有些简陋。左边的屋子陈列着不同花样的布料、衣服、鞋帽、桌布、床单、窗帘等，算是成品展示厅，也是销售处。大屋子则是刮板、刷浆、染色的“生产车间”。墙上挂着王如坤收藏的蓝印花布印版，门口是几个祖上传下来的染缸，到王如坤这儿已经是第六代了。
在很多地方的蓝印花布已改为机械化生产时，王如坤和他的老伴、儿子、儿媳仍固守着30几道传统的工艺流程。儿子今年38岁了，好在也从心里喜欢这门手艺，不然“丢了就太可惜了”，王如坤欣慰地说。王家作坊如今已成为邳州传统民间技艺硕果仅存的蓝印花布作坊，而在明清至新中国建立初期，邳州各乡镇上规模的蓝印花布作坊达60余家。
优胜劣汰本是规律，只怕有时候变化太快，还等不及看清楚便已泥沙俱下。邳州蓝印花布印染工艺精致细腻，色彩古朴素雅，迎合了当今社会返璞归真的追求，一方面具有市场，但另一方面，由于印染原材料成本高，印染工效低，经济效益差，也使得手工艺人面临无法深度开发的困境，达不到市场的要求，如此一来，技艺与市场无法形成良性循环，反过来又将制约技艺的发展。这，已成为困扰所有传统民间技艺的共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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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印时代里的古籍刻印社 “京口瓜州一水间”、“二十四桥明月夜”、“十年一觉扬州梦”，中国人对于扬州的最早想象大多来源于诗词。不过，却鲜有人知，扬州还是中国古籍雕版印刷业的发源地之一，中国的一大印刷中心，而现今位于扬州凤凰桥畔的广陵古籍刻印社，聚集了一批雕版印刷技艺传人，并存有30万块雕版的版片，保留着国内唯一的全套古籍雕版印刷工艺流程。
没有高大的厂房，没有先进的大型印刷机器，走进广陵古籍刻印社，最大的感受就是扑面而来的安静。现年已62岁的陈义时老人——2007年被国家授予“国家非物质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雕版印刷技艺唯一指定传承人”，正手握刀具娴熟地在木板上刻字。“近些年来，社里做雕版印刷比较少了，主要还是做线装书。”刻印社社长陆文彬介绍。因为雕版印刷耗费时间太长，最典型的是2001年制作的《里堂道听录》，整整花了20年才完成。这在影印普及的时代里，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目前刻印社面临着转企改制的严峻形势，市场经济正在进一步逼近雕版印刷这份传统技艺。虽然如此，广陵古籍刻印社依然艰难地进行着雕版技术的保护和传承，去年成立的国内首个“雕版印刷技艺传习所”正积极采取校企联办的形式，为社会培养雕版印刷新一代传人。
苏州评弹学校模式可以复制吗？ 踏进苏州评弹学校的校门，耳边随即响起清婉的吴侬软语和阵阵曼妙的琵琶声。教学楼中间的一个小庭院里，有一个班级的学生在做演唱练习，只见三五成群的学生，男男女女，眼前都摆放着曲谱，或唱或弹，好不热闹。
拥有300多名学生的苏州评弹学校是一所五年制高职学校，全校只有评弹一个专业。以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该校常年招生不满，最低一届只收过7人。上世纪80年代后，经过教学体制改革，办学状况逐渐好转，近几年的录取比例甚至达到50∶1，比清华大学还高。而毕业生就业率也达到了200%-300%。
“一个学生通常有两三个工作等着挑，这不就意味着就业率达到200%、300%了，呵呵。”评弹学校副校长邢晏芝说起这些来颇为自豪。从她的介绍中得知，苏州评弹学校走的是一条普及与精选、传承与就业兼顾的道路。每个学生除了学习声乐、京剧、昆曲、舞蹈外，还要学习钢琴、琵琶、古筝、表演等。高年级时，学校会根据学生评弹艺术的天赋和意愿，实行分流，最后组成一个10多人的传承班，重点培养尖子。
“现在江浙沪主要评弹团95%的演员毕业于我们学校。”邢晏芝告诉记者。学生不仅受到演出团体的欢迎，一些企事业单位也乐于吸纳这里的学生去做企业文化的工作，相应的收入也都令人满意。苏州评弹学校能突破眼下非遗整体式微的重围，显示出如此活力，让人看到了非遗保护的又一个希望。
惠山泥人的第二次危机 在无锡惠山山麓下，京杭大运河畔，寻找闻名遐迩的“惠山泥人”还不至于太难。虽然惠山泥人厂的招牌被旁边宾馆更大的招牌挡住，很容易错过，但如果不介意问一下的话，当地人都会热情地告诉你。
成立于上世纪50年代的无锡惠山泥人厂，当年是临危受命。86岁的王木东大师回忆道，1953年左右，因为追求石膏制品的高利润，无锡传统手捏泥人的老艺人都转行做石膏，而彩绘艺人没活干只好去当厨师，惠山泥人受到严重冲击。许多从北京、上海来无锡进行创作的一些艺术家们发现了这个现象，他们及时通报有关文化部门，强烈呼吁抢救惠山泥人。基于这种情况，当时刚过30岁，从日本学雕塑回来的王木东，很快就被调派到随后成立的惠山泥塑创作研究室，进行惠山泥人人才的抢救工作。1954年，惠山泥人厂成立。紧接着开办了惠山泥人彩塑训练班，由调派来的美术工作者和老艺人分别教授理论、实践课程，如今赫赫有名的大师级人物喻湘莲、王南仙都是从那时候的培训班里出来的。
转眼过了半个多世纪，当年为抢救惠山泥人应运而生的惠山泥人厂，如今却面临第二次危机：惠山黑泥存量日益减少；手工制作成本飙升；知识产权侵害……更让厂长沈大授担忧的是，在惠山区规划中，惠山泥人厂很可能要被迁出惠山。可是，不在惠山生产的泥人还能称作“惠山泥人”吗？当下，破坏传统文化血脉的城市规划还少吗？真的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引起重视，不要让有着500多年历史的惠山泥人因此受到伤害。
(郑娜）
2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责任编辑：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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