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1+1：“没房住就腐败”，哪门子强盗逻辑？

　　“没房住就腐败”，哪门子强盗逻辑？

　　背景：

　　“广东公务员住房补贴有望提高至月工资18%”消息一出，舆论哗然。尤其是提交公务员住房保障制度提案的政协委员，一番“公务员没房住可能滋生腐败”的高论，更引来议论纷纷。

　　燕赵都市报发表刘采萍的文章：

　　唐委员在检察院反贪局工作多年，成就斐然，他不可能不注意到一个事实：这些年，正是一些职位特别高、房子特别大的公务员，腐败起来触目惊心；他们要钱、要房，贪婪欲望不要说一套房子，就是五套、十套都难以满足。能说如此腐败，是没有解决基本居住条件而引发的吗？一旦“没房可能滋生腐败”的逻辑成立，那么，没车会不会孳生腐败？而有房有车之后，水补、电补、油补不到位，又会不会孳生腐败？我们即使反对唐先生的提案，也仍然相信一位政协委员是不可能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据唐委员调查，自己单位20位青年公务员，买房的只有4人，还都是靠父母才付了首期。唐委员也许忽略了讨论这一问题的重要前提：在我国的许多城市，房子的价格实在是太高了！如果说公务员都以之为累、以之为害的话，那么更多的社会阶层，在收入、保障和社会资源都远逊于公务员群体的情形下，更是被剥夺、被压迫得喘不过气来。抛开民生疾苦，抛开社会基本公正，独独“解决”自我的“巨大经济负担”，就是权力的自肥。唐先生作为政协委员，当然有权利根据自己的观察分析，提出见解和方案。社会大众听其观点，也不可能愤怒到攻击人身的地步。现在的问题在于，在我们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策高参中，像唐委员这样的立场，这样的思考起点，俨然成为主流逻辑，而毫无挑战和博弈其力量的声音。如果说腐败真有什么制度性理由的话，那么，唯一的理由也只在于：约束权力腐败的权利制度，还没有真正确立和发挥作用。

　　小蒋随想：

　　这不过是“高薪养廉论”的另一个范例。其思维是，如果公职人员不能通过正式待遇获得足够的物质满足，其就有可能运用公共权力满足其个人物质欲望。这种论点首先是单向思维。因为，“足够”是无法量化的概念，一些人本性中就存在欲壑难填。此外，任何国家的公职机关都不可能给公务人员提供“丰厚报酬”，何况腐败分子攀比的对象绝不是中产阶级，而是富豪阶层。近年来，腐败犯罪案值越来越高，有贪官单笔受贿就达八千万元，已是例证。即便不上升至腐败高度，我们也需要关注权力者一边改革、一边“不让自己吃亏”。比如，有的地方实行公车改革，一方面将公车卖掉，宣称“节省”了多少财政经费；另一方面，转而按行政级别给每个公务员发“车补”，有的官员一个月“车补”达数千元。至于房改，某些领导大搞超标房就不说了，一些“强力部门”占用经济适用房指标盖福利房更不是新闻。此番，还有广东政协委员提出为公务员加“房补”……人们不禁要问：怎么就没有委员提出让社会单位给职工加“房补”呢？社会单位又会听委员的提议吗？为什么涉及公务员福利的议题在体制内通过率较高，这难道不是权力者“正大光明”的自肥？说到底，廉洁不是靠高薪解决的，想伸手的人绝不会怕钱压手，而是怕斩手的制度利剑。

　　市场相信“蒙牛”的鼻涕眼泪吗？

　　背景：

　　蒙牛老总牛根生参加一次企业家聚会时，痛哭流涕地讲述了蒙牛目前的困境，为解决现金流危机，为了避免抵押给摩根士丹利的股权无力赎回、丧失控股权，牛根生写了万言求助书。

　　东方早报发表高永峰的文章：

　　蒙牛的老牛（牛根生）和汇源的朱新礼有共同之处，都是白手起家，都在企业发展阶段从资本运作中借力。两个人最终却朝两个不同的方向走去，一个选择了在资本市场获利了结，全身而退；一个选择了与鳄共舞，在刀刃上继续跳舞。想起了股神巴菲特一句名言：当潮水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当自以为玩转金融大鳄的老牛发现自己转瞬间处在被收购的境地时，老牛多么像一个裸泳的人，在潮水退去后惊魂千里，而这个时候老朱已经安然上岸了。设下这个“局”不是别人，正是蒙牛自己，更确切地说是老牛自己。摩根士丹利、英联、鼎辉于2002年10月和2003年10月，分两次向蒙牛注入了约5亿元资金，解决了当时蒙牛高速发展对资金需求的后顾之忧。后来蒙牛成功在香港上市，摩根士丹利就是两家保荐人之一。这时候的蒙牛哪儿有风险意识可言，完全是高歌猛进、大干快上的做派。如果蒙牛不去找摩根士丹利抵押股权，怎么会出现无钱赎回的窘境？出现这种局面不怪老牛怪谁？为什么蒙牛要抵押股权贷款？因为蒙牛发展需要大量资金。按照蒙牛火箭式的发展速度，不仅以前缺，现在缺，将来也缺资金，问题的关键是支撑蒙牛快速发展的根基永远处在薄弱的状态下，在看似迅猛的表象深处是各种隐患和风险的累积。其实，何止是蒙牛，整个中国的乳业都应该反思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三聚氰胺事件暴露出来的问题正是中国乳业在迅速开发出来的市场面前表现出来的不能自已和忘乎所以。裸泳的老牛应该向上岸的老朱好好学习学习，不要动不动以发展民族工业的名义放纵三聚氰胺，学习如何真正利益最大化，如何避免自毁长城！

　　小蒋随想：

　　仅仅一个多月前，不少人还在质疑朱新礼的“把企业当猪卖”高论，为一面“民族企业”旗帜易主捶胸顿足。而这实际不过是再正常不过的市场行为，无论某些人愿意不愿意承认。今天，蒙牛等乳品企业遭遇困境同样是市场行为，不过是违反市场规则后，不得不自吞的苦果。市场不相信眼泪，哪怕我们的相关市场规范仍存在不足，市场天然的运行机制还是会起效。也就是说，如果企业不按规矩出牌，如果企业对“上帝”说一套做一套，如果企业把广告而不是品质放在首位，市场终将让企业得到教训。此时，所谓的“民企大旗”根本无法成为丑行败露的遮羞布，反而更加映衬出躲在其后面者的龌龊。成也萧和，败也萧何。质押股权让蒙牛们获得了“吹气球式”发展所需的资金，气球的极速膨胀又带来了三聚氰胺等急功近利，当市场最终戳破“XX员专用”等神话，证明“结实奶”之时，不光质押的股权收不回，企业股票价格暴跌，还面临被收购、控股的境地，不说竹篮打水，也是多半白忙。已然落袋为安的朱新礼是否在偷着乐，我们看不到；但牛根生痛哭流涕确实很现眼。这就是市场，这就是市场的喜怒哀乐，有人自食其果与“民族”何干？

　　需要保镖的是“学术”还是“武术”？

　　背景：

　　考虑到阎崇年被掌掴的“前车之鉴”，于丹去南京开讲座有近30名保安护卫。

　　东方早报发表熊丙奇的文章：

　　我想起了四年前参加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先生的演讲会。演讲结束后，学生向正开展在太空中寻找反物质研究的丁肇中提了三个问题，丁肇中出人意料地连续回答“不知道”。诺贝尔奖获得者们，如丁肇中，比阎老师、于老师的学术成就牛多了吧，他们至少获得了世界一致认可的成果。我还参加过大约10来位诺奖获得者的演讲会，从来没见过他们有贴身保镖。演讲会场上，没有参加过任何国际学术会议的大学新生也可提问，与他们交流学术思想。从学术评价体系中走出来的学者，往往具有这种平等、真诚的交流心态，他们的学术成果、学术思想向大家公开，让大家平等讨论、批评、争议，最后由学术界做出评价，因此，他们不会因为某个人的质疑、不同意见，而担心自己的学术地位受损，也不会因为主动承认自己对某些知识、某个领域“不知道”、“不懂”，而觉得自掉身价。可是，国内的有些“学术明星”们，却不是靠这样的路径，得到学术界的认同，而往往是通过另外的江湖途径。其一，电视媒体，行话为“媒体评价”。借助某些强势媒体的话语权，迅速确定“学术地位”；其二，官方评奖，行话为“官方评价”，获得政府立项的课题基金，得到政府设立的各类奖项，由此排定在本学术圈的江湖座次，拥有调配学术资源的权利。以上两种途径下诞生的“学术明星人物”，虽有媒体撑腰，又有“尚方宝剑”，可是，却因为缺乏“学术评价”，而总是被“挑刺”，挑刺其实不可怕，但可怕的是，“学者们”害怕“挑刺”，担心一个质疑、一句反对，就动摇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江湖地位，以及由此得到的各种利益，于是积极培育自己的“粉丝团”，无论对错均坚强支持，使学者之间难以平等交流、正常对话。长此以往，麻烦就来了，需要靠武装保卫自己了。

　　小蒋随想：

　　君子动口不动手，掌掴阎崇年的确不是君子所为。但是，做君子也得有机会。一个反对阎崇年论点的凡夫，想与阎老师展开以理服人式“君子辩论”，有多大可能性？“百家讲坛”看似只是一个栏目，可由于央视的老大地位，强势话语对弱势话语的无形压制，所谓的“百家之言”从未出现过哪怕是两家的观点交锋，实质不过是单向灌输的一家之言。我们承认，能上“百家讲坛”者不光能侃，也钻研过一定的高深典籍，形成了一些成果见解。但这并不等于他们必然比其他同领域研究者“权威”，更不意味着他们的观点“不可动摇”。某种程度上，他们不过是沾了媒体“霸语权”的光，成了镁光灯下戴着学术高帽的超男、超女。阎崇年被打，于丹带保镖，早已超出学术范畴，而是商业味过浓、话语权不对等、明星效应双刃剑等的共同作用。“一言讲堂”不是哪个人能够扭转的，否则也不会出现急眼掌掴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众矢之的”既可能接受鲜花，也可能面临臭鸡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