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大师谢晋导演追思

　　中国电影大师谢晋导演追思

　　徐忠友

　　2008年10月18日。星期六。

　　吃过午饭，我像往常一样打开电视收看午间新闻，突然看到电视屏幕下方的字幕中滚动出一条消息：“著名电影导演谢晋于10月18日逝世，终年85岁。

”顿时惊呆了，这怎么可能呢？谢老的身体向来是很好的呀！我有点不相信地赶紧打开电脑上网查个究竟—结果却从网上看到，谢老10月18日凌晨1时左右在上虞国际大酒店（回故乡浙江上虞参加春晖中学百年校庆而下榻于此）因心源性疾病突发而去世。

　　与谢晋多次交往的

　　难忘经历

　　谢老是我的老朋友了，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在《浙江青年报》当“文化娱乐”版的编辑、记者，经常去采访一些演艺圈的明星。当时，浙江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黄亚洲的夫人蔡继英女士在浙江电影制片厂负责宣传工作，每逢一些著名的影视导演或演员来浙江，她基本上都会请我去采访。

　　那几年谢晋导演经常来杭州。有一年，他还曾带领“谢晋•恒通明星学校”的学员来杭州演出，如今名声大噪的赵薇当时还是个普通的小学员。还有一次，在杭州世贸中心国际会议厅举行的“谢晋从影50年纪念活动”，鲍国安、丛珊、朱时茂等50多位著名影视明星，和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日本著名演员高仓健都来出席，场面非常热闹。这当中我就多次采访过他，并在1994年由浙江电影家协会秘书长、后为著名画家韩美林的夫人周建萍女士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女儿国》开机的新闻发布会后与他同桌进餐，谢老是非常随和且幽默的。那天碰巧严顺开也来杭州，但一直到我们饭吃了一半时他才到酒店。于是有人提议“罚”严老师三杯酒。见严顺开有些为难，于是谢晋导演便风趣地解围道：“阿Q是我的老乡，你看他人这么瘦，还吃得消罚三杯酒吗？等会吴妈要骂他的，我看这酒还是不用罚了，就罚他吃三只虾补补身子，让他在杭城发点小财吧。”说罢果真夹了三只虾放到严顺开的碗里，把在席的人都逗乐了。

　　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年过七旬的谢晋导演风尘仆仆地来到首都北京，出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香港回归庆祝活动的中外记者见面会。彼时，已经当上“北漂”的我在北京一家杂志社供职，应邀参加了谢老新片《鸦片战争》首映式暨新闻发布会。会上，谢老热情地向百位中外记者介绍了拍摄历史巨片《鸦片战争》的情况，并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许多问题。当晚在西长安街南边的首都电影院内，谢老不顾劳累，与前来观看《鸦片战争》的中外观众见了面，征求他们对影片的意见，并为观众中的“谢晋迷”签名留念。当时，首都许多报刊、电台、电视台和外国一些通讯社，都分别报道了谢老在京的活动情况，京城还出现了一阵“谢晋热”，这成了庆祝香港回归前的一段小插曲。

　　那次谢老在京期间我又采访了他，尽管他的活动排得满满的，但接受采访时他仍然精神抖擞，非常热情地与我交谈起他从影的经历和拍摄《鸦片战争》等影片的一些幕后故事。

　　谢晋的艺术历程

　　1923年11月，谢晋出生在有着《梁山泊与祝英台》动人民间传说和美丽曹娥江的浙江省上虞县谢塘镇的一个书香门第，并在谢塘小学、春晖中学度过了童年与少年时期。也许是受“梁祝”和孝女曹娥的艺术影响，他从小就热爱文艺，特别爱读《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游》、《红楼梦》等古典名著，尤其迷恋越剧。

　　后来，谢晋的父亲成了上海有名的会计师，于是，全家便搬到上海宁波路居住。1941年夏天，谢晋在上海稽山中学读完高中，考入四川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受到曹禺、焦菊隐、马彦祥等名师指点。1943年因战乱辍学后，谢晋和焦菊隐、马彦祥等艺术家在重庆中国青年剧社工作，并先后在《少年游》、《黄花岗》、《鸡鸣早看天》等剧中担任剧务、场记和普通演员，由此确立了他后来向导演专业发展的方向。1948年谢晋进入地下党组织创办的大同电影公司，当时公司内有赵丹、张瑞芳、黄宗英、上官云珠等著名演员。那时演职员工资都很低，且拍摄电影的设备也很落后，拍摄条件很差，拍的又都是黑白片，甚至还有“无声电影”。再加上战乱不断，大家还要冒生命危险，剧组拍摄点经常转移，演职员常常睡不好觉，吃不上饱饭。但即使在那种艰难的条件下，谢晋和赵丹等一大批同志还是满怀着自己的理想和对电影艺术的酷爱，把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坚持拍摄进步影片，为祖国的解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46年，谢晋回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复读，专攻导演专业。1948年，谢晋成为根据吴仞之同名话剧改编的电影《哑妻》的副导演，并与热恋了多年的同学徐大雯结婚。

　　建国初期，大同电影公司成了新中国最早的电影拍摄基地之一。谢晋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拍摄中。1950年3 月，谢晋经田汉等人介绍，考入中国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担任厂工会主席。1953年，谢晋担任了电影《鸡毛信》的副导演；1954年他开始独立执导了第一部电影《水乡的春天》，该片讲述了江南某村有一片荒芜的水荡田，解放前只长芦苇不长庄稼。解放后，村民们在党的领导下，老村长带领村民们把这片水荡田改造成丰产田，村民也过上了好日子。该片由著名电影演员奇梦石饰演村长，孙景璐扮演女主角。虽是黑白片，但对当时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起到了促进作用，在国内一上映便引起了轰动，有关部门还批准该片向我国的一些友好国家发行。

　　此后，谢晋又导演了《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女篮5号》等有影响的影片。其中他于1957年执导的《女篮5号》，成为新中国第一部彩色体育故事片。而1960年执导的《红色娘子军》，则荣获了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导演奖等四个奖项。

　　“文革”期间，已是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的谢晋受到了严重冲击，但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谢晋仍然没有放弃自己对电影艺术的追求，坚持利用可以利用的时间，刻苦钻研电影业务，决心探索出一条电影拍摄的新路子。

　　艺术青春再度焕发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当谢晋重新站到摄像机前指挥剧组拍电影时，他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

　　1979年，谢晋执导的电影《小花》，广受好评，多次获奖；1980年，谢晋执导的彩色故事片《天云山传奇》，荣获首届电影“金鸡奖”的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导演奖等四个奖项和第四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1981年，他执导的彩色影片《牧马人》，荣获第六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等奖项。由谢晋导演的这一系列著名影片，成功塑造了罗群、宋薇、冯晴岚、许灵均、李秀芝、小花等一批角色，给中国的影坛吹来一股清新的风，树起了一道道新风景。中国的电影观众也因此获得了电影艺术的新享受，外国电影界的人士纷纷把眼光投向中国，关注“谢晋现象”。

　　1984年，谢晋导演了根据著名作家李存葆同名报告文学改编拍摄的宽银幕彩色故事片《高山下的花环》；1987年，执导了被称为新时期反思片的《芙蓉镇》；1989年，他又执导了由潘虹、濮存昕主演的电影《最后的贵族》。这些影片都获得了“百花奖”、“金鸡奖、“华表奖”和国际上的大奖，使谢晋再次攀上了一个新的艺术高峰，成为当时在国内外获奖最多的电影导演之一。而他导演的这几部影片，可以说整整影响了中国的几代人。更令人欣喜的是，谢晋当年还发现和培养了祝希娟、唐国强、刘晓庆、陈冲、丛姗、朱时茂等一批优秀的演员，令中国影坛一时星光闪烁，分外亮丽。

　　1992年8月8日，谢晋成立了恒通影视有限公司，他亲自担任董事长、总经理。而公司下属的恒通影视明星学校，他又亲任校长。学校以培养青少年电影演员为主，像今天大红大紫的赵薇、范冰冰等一批影视明星，当年都曾在恒通影视明星学校学习过。

　　谢晋成功了。在八届全国政协会议上，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此外，他还被选为全国文联执行副主席、中国残联副主席，并被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委员会、美国电影导演工会吸收为会员，分别担任过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委会主任、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委会主席、长春国际电影节主席和威尼斯、东京、印度等国际电影节的评委，同时还兼任了复旦大学教授。他成了世界影视圈内的知名人士。但谢晋并没有自满自足，也没因为年纪大了而退下来休息，而是满怀热情朝着更远大的目标前进。

　　历史巨片《鸦片战争》

　　幕后故事

　　中国第一部历史巨片《鸦片战争》，就是谢晋攀登的一个世界性的电影艺术高峰。

　　谢晋拍摄《鸦片战争》这部“大片”的念头，诞生于1994年底。当时，谢晋在杭州主持彩色故事片《女儿国》开机的新闻发布会上，就曾向记者透露了这一想法。不久，这一消息便见诸报端，当时有许多人表示赞同，但也有一些人认为：在香港回归前，谢晋拍《鸦片战争》的时机虽然抓得准，但反映《鸦片战争》这一题材的电影已先有《林则徐》了，此外还有一些电视剧和纪录片，恐怕很难有新的突破。另外拍“大片”资金投入大，风险也大，还是谨慎点为好。

　　对于上述诸多因素，谢晋也认考虑过。但他认为自己作为一个中华儿女、作为全国政协常委、作为一个老艺术工作者，心中时刻要有一种民族责任感。可以说他从影以来，拍的大都是主旋律电影。在香港回归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他应该有所表示，应该代表文艺界为祖国献上一份厚礼。另外，从艺术的角度来讲，他作为一名世界级的著名导演，曾目睹国外一些导演一部又一部地拍出“大片”，难道中国的导演就拍不出“大片”吗？谢晋一直想去填补这一空白。基于上述两点，谢晋认为我国有一流的编剧、导演、演员、摄影师，拍摄上肯定没有问题，经济上只要收支能持平就行了，即使亏一点也值得，因为社会效益肯定是好的。

　　应该说谢晋是有胆有识的。他先在上海请了一批专家，对《鸦片战争》这部片子的可行性展开了研讨。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陈至立、上海电影局局长吴贻弓和余秋雨、宗福先、朱苏进等专家也参加了会议。专家们经过论证后，认为拍摄《鸦片战争》的方案可行，有的还提出了很好的建议。谢晋立即把《拍摄〈鸦片战争〉的可行性方案》作了修改，并及时上报中宣部、广电部等有关部门和领导，并很快得到了认可批示。接着，谢晋便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拍摄《鸦片战争》新闻发布会，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等国家领导人出席了这一新闻发布会，大家对谢晋此举寄予了厚望。

　　1995年3月5日，身为全国政协常委的谢晋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发言中讲述了拍摄《鸦片战争》在政治上的重大意义，并指出：“我们国家也要拍大片，为什么意大利人拍《末代皇帝》，用我们国家的题材，还在故宫内拍戏，结果赚了大钱。这样的大片我们也能拍！”谢晋的讲话，博得与会全国政协委员和有关领导的热烈鼓掌，并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

　　但最难的问题还是拍摄资金，按最少的预算也要8000万元，这么多的钱从哪里来？谢晋便亲自出马，在上海、杭州等地争取社会各方面的帮助，寻找合作伙伴，据说当时杭州华港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俞永高先生就给他投了一大笔资金。但由于片子大开销也大，最后资金还是不够，谢晋心一横，将自己在上海的房产作了抵押，向银行贷到一大笔款子，好不容易解决了拍摄经费。接着又请宗福先、朱苏进、麦天枢等为编剧，鲍国安、林连昆等为主要演员，终于开始了运作。他说：“这里面有许多酸甜苦辣是无法用文字来表达的。”

　　在长达近两年的摄制中，谢晋先后在广东虎门、天津大沽、浙江舟山、东阳横店等许多外景地来回奔波，但他以苦为乐，从不休息一天，直到圆满完成了拍摄的任务。

　　《鸦片战争》的拍摄成功，为香港回归这一中华民族特大的庆典活动献上了一份特殊的礼物，它告诫炎黄子孙时刻不要忘记那段历史。电影上映后，社会反响非常好。同时，从另一方面讲，在中国电影界，拍摄《鸦片战争》这样的“大片”还属第一次。影片在上映前后，许多国家，包括我国的港、澳、台地区，都纷纷来订购该片。这说明我国的电影导演也能拍出高水准的“大片”，而且“高投入”也带回了高收益。所以在香港首映这部新片时，为拍摄该片劳累了数年的谢晋，心情显得非常轻松且十分风光地出现在香港政要和观众的面前。《鸦片战争》公映后不久，就获得了“金鸡奖”、“华表奖”、“百花奖”和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特别大奖。

　　谢晋原来还计划在有生之年要拍摄一部反映中国抗日战争题材的大片，并将作家胡思华的小说《大人家》也搬上银幕，但这些事还没来得及做他就意外地走了，这是中国乃世界电影界的一大损失。

　　谢晋和他的家庭

　　谢晋导演曾经拍摄过《啊，摇篮》和《启明星》两部反映孩子题材的优秀影视剧。其中，《启明星》这部电视剧跟他的家庭和儿子是有关系的。

　　1948年，谢晋与相恋多年的同学徐大雯组成了一个幸福的家庭，一年后便生下了大儿子谢衍。受父亲影响，谢衍从小就喜爱电影艺术，谢晋平时非常忙，有时只好在吃饭桌上向儿子贯输电影知识和导演艺术。谢衍上中学后，每学期放假时，谢晋只要有机会，便一定会带儿子到电影拍摄现场观摩。谢衍大学毕业后到美国攻读影视导演专业，他的原名叫谢衍庆，但后来他却将名字改成了谢衍，为这他曾怕谢晋责备他。但谢晋知道后却和蔼地对他说：“儿子，这名字虽然是爸给你取的，但是属于你自己的，你喜欢什么就改什么，我是不会干涉你的。”

　　谢衍当上导演后，拍摄影片的风格与父亲的并不相同，记得谢衍在拍摄反映故乡题材的《女儿红》一剧时，记者曾经问来为儿子捧场的谢晋怎样评价他儿子的“艺术叛逆”。谢晋风趣地说：“儿子是儿子，我是我，艺术需要创新、需要多样化，儿子外貌可以像我，艺术风格不像我更好。”由此可见，谢晋是非常信任并寄厚望于谢衍的。可惜在今年8月底，谢衍因癌症去世。这对85岁的谢晋来说，无疑是人生最重大的打击，他的去世多少跟儿子英年病故有着密切的联系。

　　除了谢衍，谢晋还有两子一女。女儿的身体和智力都不太好，长大后在上海染化八厂当工人，情况还算可以。但另外两个儿子阿三、阿四，却是生活不能自理的低能儿。为这事，妻子徐大雯常常对谢晋讲：“我对不住你，这辈子拖累你了。”谢晋安慰妻子：“大雯，你千万不要责怪自己，谁愿意生个弱智的孩子？如果说你有对此应负责，我至少也有一半的责任呀。我们是同学加夫妻，多少风风雨雨都走过来了，只要我们相互体贴、共同分担，一定会将阿三、阿四抚养成人。”

　　为了当个好父亲，谢晋非常关心两个弱智儿子。阿三、阿四小的时候，连走路、说话都很困难。谢晋在繁忙的拍摄之余，经常抱着儿子教他俩说话和走路。当儿子第一次用不太清楚的声音叫他“爸爸”时，谢晋喜极而泣觉得他是全世界最幸福的爸爸。当孩子学走路滚成一个“泥人”时，谢晋从不打骂儿子，而是亲自帮儿子洗澡、洗衣，并耐心教儿子怎样过马路、怎样防止摔倒，不要独自到河边、池塘边去玩等等。儿子大了后，他有空还会陪他们到附近的学校打乒乓、打篮球，增强他俩的体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谢晋、徐大雯夫妇的收入都不高，但他俩宁愿自己节衣缩食，也要尽量让儿子吃饱穿暖。后来他俩收入增加后，除了生活费，就将多余的钱给儿子治病。

　　谢晋爱孩子，孩子也爱父亲。在“文革”期间，谢晋经常受到造反派的迫害。有一次，谢晋被造反派拉到上海文化广场批斗。几个造反派在谢晋家里见到阿三、阿四就对他俩说：“你俩跟我一齐说‘打倒反动权威谢晋’，不然也把你俩也拉去批斗。”没想到，阿三、阿四却回答说：“阿拉爸爸是好人。”造反派生气地说：“听说谢晋这两个儿子是傻子，怎么会说谢晋是好人呢？”于是他们将阿三、阿四毒打了一顿便悻悻走了。可阿三、阿四还在高呼：“阿拉爸爸是好人。”谢晋遭批斗结束回家后，一边为儿子受伤处涂红药水，一边深情地说：“谁说我的儿子傻？我的儿子比造反派要聪明一百倍。”

　　上世纪80年代，谢晋担任了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副主席，他通过抚养两个弱智儿子的亲身经历，感觉到残疾人太需要人们帮助了，于是他决定要用电影艺术来呼唤全社会的人们来关心残疾人。1992年，从来不拍电视剧的谢晋，亲自执导了由著名作家航鹰创作的一部反映弱智儿童生活的四集电视连续剧《启明星》。

　　于艺术，谢晋在建国后拍摄了36部影片，堪称中国电影史上最重要的导演之一，可以说事业非常成功。但在家庭上，他却屡遇磨难。前几年，儿子阿三去世后，谢晋悲痛万分。他心里一直放不下的就是年迈的妻子和弱智的阿四，本想让大儿子谢衍挑起照顾母亲和弟弟的担子，没想到谢衍却先他而去。如今他自己又驾鹤西去，真是让人痛惜不已。谢晋去世前，因在大儿子葬礼上心脏病发作刚做过心脏搭桥手术的徐大雯和女儿都在住院，他去世后惟一的儿子阿四也因伤心过度住进了医院。对此，上海市和上影集团等有关部门已及时给予了细心照顾和妥善安置。如此，谢老，也可在九泉下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