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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文学史中，没有一个有分量的作家是没有归宿的。虽然跨越语言边界、返祖归根的愿望在美国少数族裔作家群体中很常见，但恐怕并没有回归之路
文/高伐林(美国)
哈金的新作《自由生活》是一部沉甸甸的长篇小说，英文版与中文版都有600多页，在哈金的五部长篇中是篇幅最浩大的一部。
作者秉承他心仪的俄国文学大师们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讲述了一个美国华人新移民的故事。
主人公武男1985年从中国大陆赴美留学，在位于波士顿的布兰戴斯大学攻读自己并无兴趣的政治学，他的妻子萍萍和儿子涛涛也先后来到美国团聚。武男原打算拿到博士学位后回国教书，1989年他决定留在美国。为养家糊口，他当过工厂的夜间保安，杂志编辑和餐馆帮工，攒了点钱买下美国南部的亚特兰大郊外一家小型中餐馆，实现了所谓有房有车有产业的“美国梦”。但武男仍然参与华洋文化活动，他跟中国的知识分子、美国诗坛名流交往，最终决心走上自由创作之路。为了有更多时间写作，他卖掉餐馆，重新打工，到一家汽车旅馆当夜间值班员。
小说的后面，还附有主人公武男的25首诗。
新作是“精神自传”？ 在今年3月跟哈金见面时，他告诉笔者：《自由生活》不是我的自传，武男并不是我。
对于“精神自传说”，哈金也不同意。今年7月，他应邀赴香港书展，在演讲答问和接受采访时，再次表示：这本书不是自传。
但不管怎样，哈金在这部作品中灌注了自己的理念。《自由生活》可以算哈金酝酿得最久的一部作品。哈金说，故事的蓝本源自一位香港移民。当他还在读博士时，马萨诸塞州华森镇有一位从香港来的餐馆老板Frank，定居于美国中部，一直没有放弃写旧体格律诗，自己结集自资出版，题为《珠江乐府》分赠亲友，辗转落在哈金的手上。
Frank不会想到，自己的诗竟成了哈金这部《自由生活》的第一粒种子——在他心中扎根，拔节，抽穗，用了16个春秋。
主人公是餐馆老板，餐馆便成为哈金关注的重点。他说，自己在美国餐馆干过活，但没有在中餐馆打过工，“主要因为不会说广东话”。在乔治亚教书时，哈金去过好多餐馆，主要是小餐馆，其中包括不少中国餐馆。“乔治亚和佛罗里达有些餐馆，厨房是开放式，与餐厅连在一起不分开，可以看到厨师怎么样做。我就从餐厅里仔细观察，慢慢积累，看清楚他们的程序：帮厨的怎样把原料和作料放到一个个小碗里，大厨做好后怎样放到盘子里……”
哈金解释这本《自由生活》：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一个人终于成长为能够孤独生活的个人。他更多说的是，这本书是“给那些愿意为自由生活付出代价的人而写的赞歌”——付出代价才能获得真正的独立和自由，选择和付出代价正是自由的含义。
哈金认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人活着，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不少中国人来到美国后，说这里没有“真正的自由”。怎么没有？问题是要付代价，而很多人不愿付出代价。
在香港书展上演讲“个人与文学”，哈金也涉及这一话题。他回顾刚开始写作时，自己曾想“要做底层的代言人，可是后来发现，你只能代表你自己，只能写最让自己感动的东西，而最个人的，也就是最普世的”。
他说有两本书改变了自己对世界的感观。第一本是奈保尔的《河湾》，第二本是希伯德的《异乡人》。奈保尔有个说法：必须将过去踩到脚下——“这种说法，我们过去想都不敢想”，《河湾》的主要人物对待过去的态度是，“如果过去仅仅意味着累赘，就把过去当作垃圾扔掉”；《异乡人》展示了怎样在历史毁灭中生存并保持理性，尤其是作为一个艺术家怎样做到这些。
移民冲突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 谈到移民面临的挑战，人们往往脱口而出“文化冲突”。“文化冲突”只是其中一种而已；而第二种，是有较高文化素养、有强烈精神追求的所谓“精英”，与身边大众之间的冲突；还有第三种冲突，是与居住国的精英的冲突——新来者挤占了原来者的空间和资源，让他们感到了对其游戏规则和价值观念的挑战。这些，都无法用文化冲突来一言以蔽之。
哈金说作为移民作家，这三种冲突，他刚开始感受的是第一种，即所谓“文化冲突”。移民生涯刚开头时很强烈，时间长了，就逐渐缓解。
个人本位还是集体本位？这也是“文化冲突”的重要内容。哈金的前几本书也涉及这个主题，但是那些故事都发生在原来那个以国家为本位的环境之中；而《自由生活》的故事，却是离开了那个环境，在以个人为本位的新国度里展开，这种冲突就更为明显。
谈起第二种冲突，哈金说，大众趣味确实正在低俗化，很多畅销书简直是笑话，而体现民族文化精华、心血结晶的作品，在市场上却竞争不过畅销书。他回忆写《好兵》(OceanofWords)那年，乔治亚州的作家、写作者们开party，各人把自己的书都拿来陈列，“有人对我说，你写这么本书，谁会买呢！说这话的人一点没有恶意，别人都不买，他就买了一本——他是可怜我。”
这种冲突在哈金的图书销售上也体现出来。他的长篇小说英文版卖得最好的是《等待》，“写了爱情故事嘛！而《战废品》基本上没写女性、没写爱情，卖得就不怎么样。”《战废品》叫好不叫座，在美国文坛上评价很高，但读者不肯掏钱。
到现在，哈金感受最深的是第三种冲突。“我们来到这里，不仅占了美国本地精英的空间和市场，而且如果用英语写作的外裔作家队伍壮大，确实有可能让美国文坛的游戏规则也发生改变。美国文化崇尚创造，美国人也很希望成为作家、艺术家——比中国人这种心态强烈得多。对于中国人挤进这一精神创造领域，他们看得很重。美国人同样嫉妒，同样不愿意看到外来人做得比自己更好，因为这证明了自己无能么。这是人的本性，美国与中国都一样。”
哈金说，由于自己是外来者，用英文写作必须写到一般美国人可望不可即的程度，他们才能接受。几家书评媒体之间也有联系，有一家不给好评，另几家也都不给。“林语堂为什么后来去南洋大学当校长？就是因为美国评论界不给他好脸色。不过，好在美国的文坛没有人能够永久控制。”对美国文坛诗苑的盘根错节、勾心斗角，哈金在《自由生活》中有生动的描绘。
能够在美国文坛一路奋斗写出来，哈金的辛酸苦辣难与外人道。“艾默里大学雇我当助理教授时，系主任百般看我不顺眼。系里开会时我每说一句，他就噎我一句。”这是第一份工作，怎么受气也得坚持。哈金的夫人丽莎回忆：那段时间，哈金一开学往学校走，肚子就开始疼；回来肚子鼓老大，儿子和我就给他按摩。我们要他辞职，他不辞——就是犟！那几年遭了罪啦！他憋了一肚子气，白天晚上废寝忘食写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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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他出的第四本书《光天化日》获得奥康纳奖之后，系主任态度才变了——他已经赶不走哈金了。
难怪《自由生活》的献辞是：“献给丽莎和文，本书里有他们的身影。”哈金说，妻子与儿子最重要的贡献是“在我写作时，能有一个稳定的家——好多年了，有不顺利的事，就得回家养息，靠家里人的安慰”。
歧视、倾轧有地域和族裔之别。哈金说：“南方厉害，那时在好长一段时间里，在艾默里大学人文科目任教的就只有我一个亚裔；波士顿大学这里亚裔多，相对来说就好一些。”哈金还介绍：“白人之间好一点，圈子大，资源多，出版社、媒体多半控制在他们手里；他们对黑人也不敢太过分——惹不起；亚裔中，印度人也不太受到歧视，印度人为何那么厉害呢？因为纽约文学出版界有个叫萨尼·梅塔的总裁是个印度人，他可以被称作出版界的"教父"，拉什迪(《魔鬼诗篇》作者)、奈保尔这些作家都是他拉扯出来的，印度人也形成了一种势力。”
移民作家让英语不得不变得异化 与《等待》和《战废品》出版后赞誉蜂起有所不同，《自由生活》出版之后，美国文学界出现一些非议。但哈金在答复《亚洲周刊》采访时说，“《自由生活》是我最好的长篇小说”。言下之意，超过他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的《等待》，也超过他被列入《纽约时报》年度十本好书的《战废品》。
哈金说，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本书确实比别的书要难写得多。情节上没有大的起伏，只凭日常生活一个一个细节，来描述主人公精神成长的过程。“这本书，光校样我就改了六稿。除了上次你看到的两尺多高一大摞稿纸，后来我反复修改的稿子又是同样高的一摞。”
哈金尤其自信的是这本书在语言上的探索，用语言反映了大部分移民挣扎的过程，“没有别的作家这么做过，”哈金说，“正是从这些意义上，我说这是我最好的长篇小说”。
语言是哈金这部书探索的重点，也是这部书引起文学界争议的焦点之一。美国和英国有些评论家批评其语言破坏了“英语的纯洁性”；80多岁的文坛名宿厄普代克，在《纽约客》撰文评论哈金这部作品，对其语言也有微词，认为“累赘”。
哈金不认为这是这部作品的“阿喀利斯脚踵”，他在这部作品出平装版时，并没有修改所谓“累赘”之处。他认为，自己这样运用语言，是表现移民真实生活的需要：移民来自外国，他们怎么可能一到美国就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像武男将“thankyou”说成“sankyou”，萍萍说“We notopenyet”，语音不准，语法不通，这才符合、也才最能充分表现出这些人物在刚来新大陆这一特定时空的困境。哈金举了好几个熟人为例：许多人在祖国、运用母语时思维敏捷、妙语连珠，在人际交往中如鱼得水；然而来到异国他乡，处在另一种语言环境中，就变得迟钝、畏缩，甚至封闭。
“纳博科夫《普宁》那本书的主题就是移民的语言。主人公是俄国移民，在英语人群中像个傻瓜，但是在母语人群中就好像变了个人。”哈金引用纳博科夫的比喻：就像“在爆炸中失去七八个手指后重新学会拿东西”。这对移民的心态和性格产生极大影响。
要准确地表现这些人的心态，现成的英语是不够用的，必须自出机杼来创造。“美国人受不了，私下说"中国人的语言不规范，对英语纯正造成冲击"——但许多词，因为社会文化背景不同，确实没有常见的英文词可以信手拈来。”
哈金2008年4月4日在布朗大学“全球化时代重估外语教学大纲”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就题为《为外语腔调辩护》。他列举了两位移民作家的例子，约瑟夫·康拉德(JosephConrad，生于波兰)是这一文学传统(移民文学)的奠基人，而纳博科夫(VladimirNabokov，生于俄国)则代表它的高峰。
“结果，英语不得不变得有些异化。不过，在美国移民小说中，这是一种常规技巧。”尽管“对母语者来说，我们不可避免地听起来有外语腔”，但这正是外来者对英语做出的贡献。哈金说。
移民作家拥有边缘的独特优势 用移居国语言创作的华人作家该怎么定位？
这也是哈金思考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像自己，以及汤婷婷、谭恩美，现在又多了裘小龙、李翊云等，这些用英语写作的作家，到底算中国作家，还是算美国作家？
哈金对笔者说，中国打开国门，有人出来，就有人用移居国语言来写作。“有人说，"这些人不用中文写作，不是中国作家"，竟然一笔全勾销了！但是你看文学史，哪个国家是说得这么武断的？我们这群多少写出点名堂的人，中国不能全都不要了吧？”
几年前，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中有一种共识，用中文写作的属于中国文学，用其他语言写作的属于外国文学。哈金对此不以为然：“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世界文学中的一部分作家有双重国籍。康拉德既属于英国文学也属于波兰文学，虽然他从未用母语写作过；纳博科夫也是一个俄罗斯作家，尽管他坚称自己是美国作家。”
对于个体作家来说，分类可能不那么重要，“因为在世界文学史中，没有一个有分量的作家是没有归宿的。但大多数写过有分量作品的移民作家，其命运是被一个以上的国家承认，因他们存在于国与国之间的空间，那里是不同语言和文化交织并互相渗透的地带。在这个边缘地区出现的任何有价值的作品，很可能会被一个以上的国家认可，用来提高该国的软实力。”
哈金再三感叹：中国过去文明悠久，在当今世界上却软实力不强，国家怎么能将这些用移居国语言写作的作家一刀划走？
在创作中奉行现实主义的哈金，看待现实问题更现实：“跨越语言边界、返祖归根的愿望在美国少数族裔作家群体中很常见，但恐怕并没有回归之路。可以看到，大部分处于中间地带的作家已或多或少被疏离或排斥。他们可以做的一件事是充分利用他们的不利条件和边缘化，而不应该死抱着回归的梦想。他们什么也不应该依靠，只依赖可以给自己定位的有价值的作品就行了。只要写出有分量的作品来，身份这个概念也许就毫无意义。”
哈金认为：“在移居作家看来，边缘是他们的工作空间，这对于他们的存在来说比其他区域更加重要。他们不应该努力去加入主流或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中心占一席之地。他们必须保持他们的边缘化，获取各种资源……正是这个边缘化使他们区别于本土作家，成就他们独特的抱负。”
他说的是作家，但是，这对所有胸怀抱负的移民，不论电脑工程师、建筑师、餐馆老板，还是律师、会计师，也都有借鉴意义。
哈金作品的中文版，都由台湾的中国时报出版公司出版。中国大陆只出版了一本《等待》(湖南文艺出版社，2002年)。哈金介绍，跟上海文艺出版社签了五本书简体字版的合同，但并未兑现。
2004年，他向北京大学递交了应聘教授的申请，北大没有任何回应。
2008年9月，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哈金的论文集《移居作家》(The WriterasMigrant)，阐述关于移民文学的各种话题。他目前正在写关于法拉盛华人移民的短篇小说，已经写了多篇，刊载于《纽约客》等刊物，其中有两篇获得欧·亨利短篇小说奖。全书大概一两年后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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