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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CBA新赛季将拉开战幕。而这一天，恰恰是篮管中心主任李元伟60岁的生日。以这样一种方式迎接新的赛季和告别钟爱的篮球事业，肯定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在李主任卸任之际，这位中国篮球的掌门人向本报记者回忆起他的这个特别任期时，用了4个字来形容自己此刻的感受：“难说再见。
”
受命于中国篮球危难之机 “我是2003年6月回来的，好像就是15日上班的。”李元伟对回归篮球的时间记忆犹新。2000年，李元伟离开篮管中心，调任体科所，2003年回来时，他所面对的却是前所未有的挑战：要完成2004年、2008年两届奥运会的任务，要解决篮球联赛经营不善、每况愈下的问题。
1995年，中国篮球创建了甲A联赛，开始了职业化进程。但到了1999年，却出现了许多俱乐部想另起炉灶的情况。虽然事情最终得到平息，但到2003年，当时还叫甲A联赛的中国篮球，已经走到了悬崖边——联赛水平下降，观众人数降低，球员和教练的待遇下降。
“当时，国际管理集团撤出，接手的中篮公司，办赛的能力比较差，众多国际品牌也纷纷离开，从1999赛季到2003赛季，篮球联赛的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李元伟说，“当时的大背景是，因政策的改变，各个省市纷纷缩减队伍，重点扶植个人项目。篮球是一个投入大，产出少的项目，而个人项目，往往只需要培养两三名运动员，就可能在全运会、亚运会、奥运会上夺得金牌。”
在这种情况下，李元伟选择了变革。“集体球类项目想发展，走职业化是唯一的出路。”随后，他进行了2、3个月的调研，“当时，我们系统考察了国外的13个职业联赛”。在2003年9月21日举行的全国篮球竞赛工作会议上，李元伟在自己上任后的第一次公开发言中就语惊四座：“我在篮管中心时，联赛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没有解决，过去的几个赛季，我们错过了职业化发展的最佳时机，责任在篮协。”李元伟说，“甲A联赛存在的很多问题已经到了要从根本上解决的时候了。今后，我们要虚心向足球学习，全面赶超足球，建设真正意义上的职业联赛。”
现在回忆起当时的发言，李元伟依然充满了感慨：“当时，篮球事业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很多事情又激化了矛盾，是给各俱乐部老总灌输一种新思想的时候了。”而众多CBA俱乐部的老总，现在回忆起这次“洗脑”时，也都认为对CBA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从那以后，这种“洗脑”会议，进行过很多次，俱乐部老总的观念也开始改变。
转年之后，2004年举行的联赛工作会议上又引爆了一个重磅炸弹——取消升降级、扩军、南北分区等新政出台。“这次会议是一次思想观念的碰撞，大家在怎么办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联赛上，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一些改革方案在会上确实遭到了反对。基于这个原因，这个赛季被定义为过渡赛季，目的就是，如果不成功，还可以再讨论。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赛季。”之后的几个赛季，虽然总会出现一些问题，但CBA的发展势头和良好形象，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改革可以说是初见成效。
一句发言引出与足球首位之争 但是，在CBA联赛蒸蒸日上之时，发生了一件令李元伟哭笑不得的事。在2005年5月于北京举行的全球财富论坛上，作为特邀嘉宾，李元伟的一番“篮球已成中国第一运动”的发言，引起了轩然大波。
当时，他用一串数字理性地说明了篮球已成为中国的第一运动，“据专业权威机构调查，中国近4亿青少年中大多表示篮球为其最喜爱的运动项目；中国现有室外篮球场43万块，占所有户外运动场地总数的60％；最新数据显示，今年CBA总决赛收视率达到了2．3％，第四节达到了2．8％……”央视体育频道总监马国力适时的“补充”更是锦上添花：“要知道，1％的收视率可代表1300万人口”。
这个发言在事后被炒翻了天，特别是足球记者，纷纷对此展开了反击。“呵呵，那会儿确实炒得很凶。”李元伟说，“当时那个时间点很巧，那时候，足球总是出问题，而篮球则势头不错，这中间并没有任何抬高篮球贬低足球的意思。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从一开始，就把足球放在了一个需要赶超的位置。其实，按照我处的位置，是不应该这样的，应该是有相当的风险的，而且也犯了一些忌讳。但是，和我同时出席财富论坛的还有郁知非和邓亚萍，他们一个在为F1宣传，一个在为乒乓球造势，在那种场合，我也必须推动中国篮球的发展。”
在那之后，谁是中国第一运动的争论一直持续，以至于足球、篮球一直被他们的从业者、记者进行相互比较，比如郎效农那句“我不认识易建联”的名言……“其实，我跟谢亚龙的关系很好，他当过我的上级、我也当过他的上级。”李元伟笑着说。
开放思想促其力挺外教和大郅 李元伟上任后，篮管中心逐渐变得开放起来，并提出了“服务球迷、服务媒体、服务赞助商”的方针。虽然在落实上并不尽如人意，但圈内人士普遍认为，最起码，中国篮球前进的方向是正确的。
当然，开放并不仅仅是为了媒体、俱乐部和篮协沟通渠道的顺畅，它还有一个更加广泛的外延。比如聘请外教、王治郅的回归以及篮协资源的开发。
2004年2月20日，中国男篮国家队迎来了历史上第一个外籍教练哈里斯，正是哈里斯和尤纳斯，帮助中国男篮在雅典奥运会上打进了前八名。2005年3月18日，澳大利亚人马赫成为了中国女篮的主教练。
“外教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理念和训练方法。”李元伟说，“应该说，是我力主引进外教执教国家队的，当时我也顶着很大的压力。就拿马赫来说，2006年的巴西女篮世锦赛，中国女篮只取得了第12名，那可是女篮历史上最差的战绩。我很清楚当时的舆论压力有多大，但我从比赛的过程中看到了希望，最终马赫留了下来，结果大家也看到了，女篮在奥运会上的表现是多么出色，男篮也是如此。我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2006年大郅的回归，无疑是李元伟任期内的一件大事。“让大郅回来，其实并不仅仅是为了2008年奥运会。”李元伟说，“当时，我和匡鲁斌是以观看NBA全明星赛的名义去的美国。其实，明星赛我们看过很多次了，那次就是为了大郅。我在美国和大郅谈了几次，我告诉他，我不是以篮协领导的身份来谈的，而是以一个长辈、一个老师的身份。我当时告诉大郅，虽然这可能是你最后的机会，但你不要有太多的顾虑。不过，如果你不回去，以后你儿子会怎么看你？可能是这句话打动了大郅，他最终选择了回来。”
李元伟还透露了一个小故事：大郅回来前，在迎接的人选上出现了分歧，李元伟想亲自前往机场迎接，但出于种种原因没去成，当时是副主任胡加时去机场接的大郅。“当时，胡加时正带着女篮在澳大利亚比赛，是我把胡加时叫了回来，任务只有一个，就是接大郅。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让大郅心里有底，不能说人回来了，连个领导都见不到。”之后，大郅在亚运会、世锦赛和奥运会上屡立战功，“大郅的根儿，还是在中国啊！”李元伟动情地说。
当然，开放的政策还惠及了联赛。2004年那个赛季，联赛首次聘请了专业公司进行运作，“当时，篮球界对外界比较排斥。正是迈出这一步后，促进了篮球界打开大门同社会上的专业团队合作。”李元伟说，当时的阻力也很大，有人认为，与其出钱请别的公司，不如立足培养自己人。但李元伟力排众议：“我们做不好的为什么不能请别人来帮我们？我们篮协手里拥有那么多优秀资源，但这些都是存量资源，没有任何价值。我和其他公司合作，就可以把它们盘活，产生效益。如果你的观念老是"这是我的一亩三分地"，别人谁也不要来掺和，那事业能发展起来吗？不可能的！”
如今，这条路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越来越多的国际品牌，愿意同CBA进行合作，2005~2006赛季盈方的进入，让联赛的运作有了保障。2005~2006赛季，联赛委员会成立，CBA逐渐成为一个大家庭。“我们每年的预算、决算都要向联赛委员会通告，而且至今为止，中国篮协没有从CBA拿过1分钱。挣来的钱是大家的钱，中心会和俱乐部搞一个分配比例，以开展女篮、青少年篮球的建设和发展，但这个比例在我任期内没有做完。现在，联赛有结余经费，我们都搁起来了，作为风险基金，尤其在当前金融危机的情况下。”
放弃千万冠名就为打造自主品牌 李元伟的长项是什么？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的沟通能力比较强”。
正因为如此，李元伟才能在关键时刻力排众议。为此，很多人都感谢他。比如外教，正是李元伟屡屡在关键时刻力挺他们，他们才有机会率领中国队征战奥运；比如焦健，2003年亚锦赛，正是李元伟的决定，让焦健搭上了国家队的末班车，并在最后的决赛中建功立业；比如大郅，正是李元伟的苦口婆心，才促成了他最终的回归。
“我确实喜欢放权，但我认准的事，会做得很细，不会轻易改变。”2004~2005赛季，CBA取消了冠名,但仍有某品牌出资1000万元提出要冠名，但当时CBA要打造自主品牌，战略合作伙伴要求1500万元。最后，还是决定放弃了那1000万元。“那个赛季我们担了很大的风险，对方很不理解，说1000万元尽管少，但那也是钱啊，我说，既然我们确定了这个方向，那就要按这个方向走，我们要言而有信，风险再大也要自己承担。那个赛季，包括女篮联赛在内，我们大概亏损了1000万元，全是篮协承担的。”
如今，任期将满，李元伟在总结这5年所做的工作时这样说：“在我的任期内，我做了两件事，一件是为中国篮球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另一件事，就是为奥运后中国篮球的发展，做了基础性的准备。”
环境好了，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参与篮球运动，特别是青少年。而国家队运动成绩的提高，良好的市场潜力，以及拥有姚明这样的国际级球星，都为后奥运时代中国篮球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李元伟虽然谦虚地表示，中国篮球能有现在的局面，绝对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但谁也不能否认，李元伟是中国篮球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现在，李元伟将要淡出，一个时代是终结还是延续，将取决于他的继任者。媒体对李元伟继任者的关心，其实就是对中国篮球未来的关心，“CBA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也许我的继任者能够拥有更先进的理念，让CBA变得更好。”李元伟说。
本报北京11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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